徐迅雷：接受舆论监督是第一选择也是唯一选择

“我坚定不移地相信人民。如果让他们了解真相，就可以依靠他们去解决任何民族危机，关键是要对他们以实情相告。”这是美国史上伟大的总统林肯留下的肺腑之言。
　　对人民“以实情相告”，就离不开传媒。上情下达，需要传媒；舆情反映，来自传媒；社会监督，少不了传媒。传媒力、新闻力，是重要的一支软实力。在当今这个信息全球化和信息全民化的时代，官员与传媒的联系必然越来越密切。
　　这是一个不错的消息：《广州市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出台，用人失察、瞒报谎报迟报突发性公共事件、未按规定公开决策信息均将被问责（3月17日《南方都市报》）。在接受监督方面，明确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不接受或不配合舆论监督属于问责范畴；有关专家说，此举凸显了政府部门的开明和进步（3月17日《新快报》）。
　　可喜可贺。舆论面前，政治民主看得见、摸得着。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制度建设上，应该先行一步。我很欣赏该规定的若干亮点：党委领导也要问责、调职后仍要追责、问责结果要及时公开等等。其中明确要求接受舆论监督，不是“倒逼行动”，而是“正逼效应”。重要的是，这里摆正了官员与媒体的位置——党政领导干部不是去“监督舆论”，而是要接受“舆论监督”。
　　政府要从管治型转向服务型，就要求官员不能只重权不重责。接受舆论监督，是制度层面的明确责任。这在山西已获得了一个现实进步：对2。22屯兰煤矿瓦斯爆炸的重大事故，当地总体上采取了对媒体记者透明开放的做法，而不像过去，发生矿难后地方政府首先想到的是阻挠采访、掩盖真相。境外媒体评述说：“今次完全不同，当局采取了高度透明的处理手法，记者向大门的警察出示驻京记者证，马上便获准入内，在厂区内自由活动……”
　　媒体是直接面对社会公众的，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进行舆论监督，新闻媒体发挥的就是软实力作用。对官员来说，是选择“不瞒记者”，还是选择“不满记者”？答案看起来很简单，但真正要作出选择时，事情却不那么简单了。阻挠记者采访、反对舆论监督之事已然发生了不少，极端之例就是非法“抓记者”。民主人士章士钊早就说“防口”是专制之愚策。
　　林肯都说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我们为何不能相信媒体、依靠媒体，最终实现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在美国，记者与官员的互动，是最为奇妙的一种关系，他们之间永远都是合作与对抗的关系。杰出记者李普曼，赶上了美国新闻界“扒粪”运动的末班车，在前辈的带领下一举成名，他与12位总统有私人关系，在美国新闻界“一言九鼎”。广义地说，官员与传媒关系的理想状态，并非私人关系，而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关系，是同一艘舟船的共济关系——在同一条船上，媒体监督官员，依然是一种共济关系。
　　如果说党委政府握有第一权力的话，那么媒体则属于“亚权力”。官员要比权量力、作何选择，如今在广州不用那么费思量了，因为制度规定了“接受舆论监督”就是第一选择。这个第一选择，其实也是唯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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