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徒的作用并非单纯的布施,还能护持佛教、使佛教获得更加深厚牢固的生存基础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过去很流行一种比喻,即鱼水关系,这个比喻也适用于出家众和在家众。如果说出家众是鱼,在家众就是水,二者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鱼无水则不得生,水无鱼则没有意义。这个比喻并没有贬低出家众之意,也没有否认出家众对在在家众的提升、引导的作用,只是为了说明二者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加强相互尊重和团结。
虽然居士佛教很难成为佛教的主导力量,但不妨碍有些特别有修行的大居士成为佛教的传持者。在历史上就有傅大士、庞居士这样的著名居士,谁也不会否认他们的修行功夫和贡献,他们当然也是佛教的传持者。甚至六祖惠能在得到五祖付法时也是居士的身份,这不妨碍惠能成为六祖。由此可以看出,祖师并不执著于缁素分别,只考虑其见识与证量。
在家众当然要尊敬出家众,但出家众应当自尊而不可自傲,对于在家众也要尊重,特别是对那些有年德、有修养的大居士必须以礼相待。既要相互尊重,也要平等待人,心无执著,不要有过多的分别计较,以免相互伤害,影响团结。
在家居士既有弘法的责任和义务,在当今条件下更多了一份自由和方便。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出家众弘法所受的局限较多,只能限于寺院之内,而居士则没有这种限制。许多不了解佛教、对之缺乏信任的人可能对寺院和出家众有戒心,而以居士的身份和普通人更加容易接近,让他们少了一份顾虑,反而容易接受佛法。
过去没有专门的佛教研究者,而今研究者已经成为一支专业队伍,也是与佛教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的重要力量。随着佛教的不断发展,佛教已经成为影响整个社会的重要因素,并且涉及方方面面,与整个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融为一体,已然不再限于佛教自身了。佛教义理很深,典籍浩繁,宗派众多,必须由专门的学者对之进行研究和解读,才能使其微言大义广为人知。佛教传播的地区很多,历史悠久,对科学、艺术、文学、建筑等多个方面都有影响,这都需要相关的专家对之进行研究。因而佛教研究者无论是对于佛教本身还是整个社会,都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必须重视的一支重要力量。
然而佛教研究者在当下的中国却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生存还很艰难。管理部门对宗教研究的支持还远远不够,有些人总是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混为一谈,将学者和信徒当成一回事,一有风吹草动,就要善意地告诫一回,甚至还要调查一番。有的领导一上任,就对本单位的宗教学者表现出特别的“关心”。这种不信任不一定都会明白地表现出来,却让人经常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当然,这对多数学者来说已经习惯了,不会特别在意。
对于佛教学者的不信任不仅来自管理部门,还有佛教信徒。在一些信徒心目中,学者没有信仰,缺乏修证,只会在文字上打转转,却又乐于乱发议论,甚至还敢批评佛教,实在是不可救药。对于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许多人都模糊不清,不愿意认真思考这一问题,却又过于强调学术研究的负面作用,以为理性之真会损伤信仰之真,冷冰冰的客观性会伤害宗教热情。
佛教学术研究对于傅承与复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繁荣学术、创造思想、增加道德、促进稳定都是有所帮助的,无论是对于国家社会还是佛教本身都是有利的。限于目前的条件,想让政府部门思想进一步解放、投人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持宗教研究是不现实的,至少眼下不可能。要想繁荣佛教学术研究,除了学术界自身的努力之外,还需得到佛教界的大力支持。
尽管学术界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佛教研究的现状还不能说让人满意。首先是研究人员数量不够,规模太小。据权威人士讲,当今大陆佛教学者只有一二百人,而且其中经常发表佛学论文的不超过五十人,这样的规模不可能有太多的成果和很高的研究水平,个别学者的出色成就无法带动整体的水准。一方面规模不够,另一方面却有为数不少的硕士博土被迫改行。因而研究人员不够的问题主要不是由于人才不够,而是由于岗位不足。
近年来,佛教界越来越意识到佛教研究的重要性,并且采取不少措施积极推进学术研究。一方面举办各种学术会议,为学者加强相互交流、展不研究成果创造了条件,也为教界与学界的沟通提供了机会。一方面创办了许多学术刊物,为学术成果的发表提供了园地。一方面又建立了为数不少的研究所,对于吸纳人才、开展研究很有价值。
对于佛教界的努力和成绩,社会各方有目共睹,但这些还显得不够,特别是第三个方面。尽管佛教界建立的研究所为数不少,然而多虚少实,大部分都是挂挂牌而已,真正有专职人员、有实际工作的很少见。如果能将这些研究所实体化,就会大大充实研究力量,也会为那些学有专长、有志于佛教研究的年轻学者提供工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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