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骄傲] “卖货郎”徐玉明走上致富康庄道

　　从一名小小的售货员到乡镇供销社主任再到大型商厦的总经理，他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历程中，实现了自我的“转型升级”。解放60年来的历史，对于他来说，最大的变化莫过于思想观念上的解放与发展。

　　徐玉明是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出生的，家里兄弟姐妹一共8个，他排行老六。这是一个庞大而清贫的农家，徐玉明对贫苦最深的印象是在1963年国家遭受自然灾害时，正是少年的他整天饿得肚子咕咕叫。“家里实在没有粮食，就扯点花草，在水里煮煮放点盐吃，所以我现在一看到花草就会反胃。”徐玉明是老三届的初中毕业生，他上初中时，经常背着一小袋米再加一瓶咸菜，从干窑范泾的家里步行再摆渡到魏塘镇上学。不管条件多艰苦，喜欢读书的徐玉明都坚持了下来。谁料，就在他初中毕业那年，“文革”开始了，学校被迫停学，他的高中梦也破灭了，只好回家跟着哥哥姐姐们下地劳动。幸运的是，1971年，当时的干窑乡供销社招工，初中毕业的徐玉明凭着“知识分子”的身份成了一名营业员。

　　那时处在计划经济时代，供销社是非常吃香的，在小镇上简直是处于“独霸”地位。不管是生活用品还是生产资料，都由供销社经营。徐玉明先后在供销社的百货店和生产部工作，无论是肥皂、煤油、咸蛋、糕点等生活用品，还是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都一律凭票供应。而供销社的货源也是上面统一分配的，所以无论是普通职工还是领导干部，都只需按部就班地工作，根本无需商业意识。不过，当时虽然物资紧缺，但老百姓的生活还是比解放初期有所好转。徐玉明记得他当时每月的工资是25元，已基本满足温饱之需。

　　1976年，徐玉明结婚了，爱人是乡里的中学教师。学校里20平方米左右的宿舍就是两人的新家，凭借着供销社职工的有利条件，买了点木材做了套三连橱，三连橱在当时算是比较时髦的结婚用品了。次年，儿子的降临为这个小家注入了无限乐趣。

　　大约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小镇上出现了一些小商店。慢慢地，人们不用票子就可买到各种商品了，供销社的生意受到严重冲击。1984年，供销社进行体制改革，实行承包责任制，业绩好的部门年终可获得一定奖金。这时的徐玉明已成了干窑供销社主任，他意识到随着各种经济成分的经营单位的出现，原本只需坐等生意的供销社也需要转变经营策略，参与市场竞争了。从那时起，供销社开始一边拓宽经销渠道，一边组织优质货源，争取以品质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1997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供销社“公”的身份已不再是优势，于是县供销联社决定筹建一家大型商厦――嘉善东方大厦，为供销系统开辟新领域，徐玉明成了东方大厦的首任“掌门人”。经过一年的筹建，1998年1月嘉善东方大厦开门迎客，这也是嘉善县第一家集购物、餐饮、住宿、休闲、娱乐等五大服务功能于一体的大型综合商厦。“当时筹建东方大厦总共投资了8000多万元，可以说是凝结着县供销系统的全部希望，我是抱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决心接下任务的。”作为东方大厦总经理的徐玉明一直感觉肩头的责任是沉甸甸的，他大胆地创新管理与经营理念，以抓招商来树品牌，以定制度来聚人心。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下，作为公有制企业必须以品质来确保市场主导地位，同时要注重发挥员工积极性，以提高整体战斗力。东方大厦对员工的考核机制打破了原先公有制企业的“大锅饭”和“以资论辈”模式，完全实行绩效考核制，大厦里一些部门中层干部的年收入可以远远超过“老总”。几年来，东方大厦一直保持着在嘉善区域三产服务行业的龙头地位，去年销售额达1.39亿元，实现综合效益1100多万元。

　　在东方大厦遨游市场时，徐玉明一家人的生活也早已有了质的飞跃。他与老伴从当年学校20平方米左右的宿舍搬离后又搬过四五次家，现在居住在一套三居室的新房里；他大学本科毕业的儿子已在宁波工作成家。徐玉明的老伴已在3年前退休，作为高级教师的她现在每个月的退休工资有3000多元。明年，徐玉明也要退休了。到时，老两口就会隔三差五地开着私家车穿越跨海大桥去宁波看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