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中国的稀土资源占世界已知储量的80%,其地位可与中东的石油相比,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一定要把稀土的事情办好,把我国的稀土优势发挥出来。”
——邓小平
1月9日,在人民大会堂内,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被授予串级萃取理论的建立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光宪。
对于获奖,徐光宪却显得非常谦虚:“这是诸多我曾经的学生和团队集体做出的成绩,我只是这个集体的代表。”
八十多年前,温润如水的绍兴古镇。夏夜,总有一个孩子举头望向星空。“天上有多少颗星星?人又有多少根头发?”这呓语一般的追问,被大人们浅笑着轻易化解:“天上有无数颗星星,头发数也数不清。”好奇的孩子迷惑了,带着“探个究竟”的执拗,他在十多岁时用纸筒和两块透镜自制了一架望远镜,放飞了探索的目光,也放飞了科学的梦想。
大半个世纪一晃而过,这个望星空的孩子早已找到了问题的答案:“黄种人有10万根头发,白种人12万根,黑种人14万根;银河系有1000亿颗像太阳一样的恒星,整个可见宇宙,大约有100亿个像‘银河系’那样的星系……”
黑发变白头,老人含笑,娓娓而谈。今天的他,已是我国化学界德高望重的泰斗级人物,他和他的团队一路披荆斩棘,带领中国稀土工业昂然跨进世界前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传奇”。
他就是我国著名化学家——徐光宪。
“我属于‘举重若重’的一类人”
一落座,徐老拿出的“见面礼”就让我们吃了一惊:四张A4白纸,每页规规整整地编了号,打满了密密麻麻的五号字。“我南方口音比较重,怕你们听不懂;所以就按你们发来的采访提纲‘做功课’,先把回答内容自己敲出来了,供你们参考。”86岁的徐老把纸双手呈给我们,就像一个上交作业的小学生。
老人打字并不快。想象着他端坐电脑前,一连几小时敲击键盘的情形,我更加深信他对自己的评价:“如果把科学家分为几类,有举重若轻的,有举轻若重的,那么我都不是,我属于‘举重若重’的一类人。”
在徐老看来,自己挚爱一生的教书和科研,是一切的“重中之重”。“著名爱国艺术家常香玉说过一句话,‘戏比天大’,说得非常好。对我们教师来讲,就是‘上课比天大,科研比天大。’这是一种基本的敬业精神。”
其实,“举重若重”源于敬业,又何尝不是一种自幼养成的性格禀赋。从小,父亲教他计算“鸡兔同笼”,母亲告诫他“家有良田千顷,不如一技在身”,在这样的家庭熏陶之下,小学时的徐光宪就以勤奋刻苦著称乡里。16岁时,为了早日工作养家,徐光宪考入杭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后因战乱转学至宁波高工,在乡下一所破庙里继续学业。靠着白天听课、晚上借路灯“秉烛夜读”的劲头,他啃完了几厚本大学英文教材;高工毕业后,他在上海一户人家做家庭教师,利用闲暇时间去附近大学“蹭课”,终于考取上海交通大学;留校任助教的他比学生更用功,将亚瑟·诺伊斯《化学原理》中的498道习题和鲍林《量子力学导论》中的习题全部做了一遍……历经家道中落、战火四起、流落异乡等种种周折,他始终保持了“苦读书”的执著与热情。
“徐先生的敬业令我们汗颜。他教学几十年,从来没有迟到过一分钟;他总是要求我们在上讲台前,把准备在课堂上说的话想好,准备在黑板上写的字设计好,讲稿要预先印出来发给学生,但要给学生留有思考的空间。其实这也是他给自己订的规矩啊。”已是北京大学教授的赵深回忆过去,感慨不已。
2003年非典期间,徐光宪发表了致北大学生的公开信,谆谆告诫学子们“提高自学能力,在家多做习题”,把他“举重若重”的经验推广开来。他坚信这是治学的必经之路,因为,“我的天分并不特殊,靠勤奋,也能‘笨鸟先飞’,同学们更没有问题。”
“留学是为了报效祖国”
1946年,徐光宪获得了公派自费留学美国的资格,考入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一学期后转至哥伦比亚大学,并获得哥大的助教奖学金。不久,同样攻读化学的妻子高小霞也来到美国半工半读。不到三年间,徐光宪不但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而且当选为美国Phi Lamda Upsilon化学会会员和Sigma Xi科学会荣誉会员,接连荣获两枚“开启科学大门”的金钥匙。毕业后,导师竭力留他在哥大任讲师,并推荐他去芝加哥大学做博士后。青年徐光宪面前,天高地阔。
就在这时,消息传来:大洋彼岸,抗美援朝开始了,美国即将通过法案,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徐光宪苦恼了,他想到了令他牵念不已的父老乡亲,想到了新中国成立时他在异国的欣喜,想到了自己立下的宏愿:学成归国,有所奉献。还有,妻子高小霞还有一年就可拿到博士学位了,放弃,她会同意吗?
真正的伴侣,心是相通的。高小霞果断地背上了行囊:“留学为什么?为了学成后报效祖国!”就这样,两人以“回国探亲”为借口取得签证,克服重重阻力,毅然归国。
在新中国,他们很快找到了舞台,夫妻俩双双到北大任教。当时的科研条件跟国外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徐光宪却工作得充满激情。1951年,他为学生们开设了物理化学课,培养了第一批放射化学人才;新北大成立后,他主讲新开的物质结构课,编写了全国第一本物质结构教材;他服从国家需要调入原子能系统,从事核燃料萃取化学研究,使我国的核工业逐步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
“那时,人心很团结,能在工作中体会到共同的乐趣。”那段工作,使徐光宪收获了一份珍贵的友谊。“学校新开‘物质结构’课,没教材,教育部指定了四个人编写——唐敖庆、吴征铠、卢嘉锡,还有我。那时,同行们都管他们三个叫‘糖葫芦’(谐音),所以我也常常说,我最好的朋友就是这串‘糖葫芦’。”徐老忍俊不禁。四个好朋友暑假“隐居”青岛,从山东大学图书馆借来了一大堆书,夜以继日,每人每天写一万余字。结果最后一碰头,总字数超过了100万,才写完原计划的一半!“教育部说,你们人多智慧多,教材装不下,这本只能作为参考书了。那时我讲物质结构已经5年了,有讲义,所以后来就把我的讲义整理修订,作为教材出版了。”
这本“讲义”,就是至今在学界仍享有盛誉的《物质结构》。它于1988年获“全国优秀教材特等奖”,是半个世纪以来,在化学一级学科领域获此殊荣的唯一教材,发行20余万册,在全国沿用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影响十分深远。
“他们把它叫做‘China Impact’(中国冲击)”
“只有置身于稀土元素周期表和稀土4F轨道模型之间,先生才会怡然而坐。”了解徐光宪的人如是说。
徐光宪事业的巅峰,是跟稀土工业联系在一起的。1972年,北大化学系接受了一项军工任务——分离镨钕,纯度要求很高。刚刚回到化学系的徐光宪,成了这一研究的领军人物。从量子化学到配位化学,再到核燃料化学,直到最后的稀土化学,这已是徐光宪第四次改变研究方向了。对他来说,“国家需要”始终是第一位的理由。
“这两种元素比孪生兄弟还像,分离难度极大。但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稀土所有国,却长期只能出口稀土精矿和混合稀土等初级产品,我们心里不舒服。所以,再难也要上。”徐光宪和他的团队查阅了大量资料,最终决定放弃国际通用的离子交换法,采用萃取法完成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