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 林徽因凌叔华争抢徐志摩“遗产”始末(图)

　　但徐志摩在此时确实将箱子取走了，我们看1928年12月13日他给小曼的信中说：“车误了三个钟点，到京已晚11时，老金(按：金岳霖)、丽琳(按：老金的美国女友Lilian Tailor)、瞿菊农，都来站接我……老金他们已迁入叔华的私产那所小洋屋，和她娘分住两厢，中间公用一个客厅。初进厅老金就打哈哈，原来新月社那方大地毯，现在他家美美地铺着哪……丽琳还是那旧精神……”在凌家住了一晚后，第二天徐志摩便到协和医院去看梁任公的病，他见到梁思成与林徽因(按：两人于3月21日在加拿大温哥华结婚，婚后赴欧洲参观古建筑，然后取道西伯利亚，于8月18日回京)。由于新婚燕尔，林徽因“风度无改，涡媚犹圆，谈锋尤健，兴致亦豪，且亦能吸烟卷喝啤酒矣”！据1932年元旦林徽因给胡适的信中说：“……此箱偏偏又是当日志摩曾寄存她(按：指凌叔华)的一个箱子，曾被她私开过的(此句话志摩曾亲语我。他自叔华老太太处取回箱时，亦大喊‘我锁的，如何开了，这是我最要紧的文件箱，如何无锁，怪事——’又‘太奇怪，许多东西不见了，missing’，旁有思成、Lilian Tailor及我三人)。”因此可以推定徐志摩是从丽琳处取回箱子，凌叔华的“交与之琳，才算物归原主”，恐是“丽琳”的笔误罢，况且老金、丽琳与凌叔华、徐志摩都熟，现在又住在凌叔华家，由其转交是最自然不过的。总之，此事与卞之琳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而“八宝箱”在1928年12月中重回徐志摩的手中。

　　在他与沈从文的接触期间，两人很可能相约各自为对方写小说，因为后来徐志摩以沈从文和丁玲、胡也频的故事写了一篇《珰女士》，发表在9月份的《新月》杂志上，当然沈从文也有意以徐志摩为原型写成小说，所以凌叔华在同年12月10日给胡适的信中说：“今年夏天从文答应给他写小说，所以他把他天堂地狱的‘案件’带来与他看，我也听他提过(从前他去欧时已给我看过，解说甚详，也叫我万一他不回来为他写小说)……”徐志摩是把“八宝箱”提来要给沈从文看。沈从文在同年12月12日给胡适的信中就说：“8月间我离开北平以前(按：徐志摩、胡适向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推荐沈从文到该校担任教职，因此沈从文于8月上旬离开北平去青岛)，在你楼上(按：当时徐志摩住胡适家)我同他谈到他的故事很久，他当时说到最适宜于保管他案件的人，是不甚说话的叔华。他一定有他的苦心。因为当时还同我说到，等他老后，等我们都老一点后，预备用我老后的精力，写他年青的故事，可以参考他百宝箱的一切。所以我到青岛后，他来信还说已经把百宝箱带来了，等将来到北平看。”但沈从文后来是否看过不得而知，但徐志摩是再次把“八宝箱”交给凌叔华保管这件事是没错的。

　　只是这次“八宝箱”中的东西是与第一次有所不同，其中原本的《雪池时代日记》在辗转于硖石老家及上海的中间，为陆小曼所见，被陆小曼给烧了。据林徽因1932年元旦给胡适的信中说：“整三年前，他北来时，他向我诉说他订婚结婚经过，讲到小曼看到他的《雪池时代日记》不高兴极了，把它烧了的话，当时也说过‘不过我尚存下我的《康桥日记》’。”而新放入箱子的有陆小曼的日记(按：陆小曼说一本，而凌叔华说两本)，那是写于1925年徐志摩第一次欧游之后，因此肯定不会是在徐志摩欧游前交给凌叔华箱子前放进去的。还有徐志摩1925年由欧洲返国途中所写的几篇稿件、徐志摩写于1925年及1926年的两本日记——《爱眉小札》和《眉轩琐语》。而据后来林徽因从胡适那里拿到箱子后(按：徐志摩死后，胡适向凌叔华施压而拿到的)，打开看的结果是：“11月28日星期六晨，由您处拿到一堆日记簿(有满的一本，有几行的数本，皆中文，有小曼的两本，一大一小，后交叔华，由您负责取回的)，有两本英文日记，即所谓Cambridge日记者一本，乃从July 31，1921起。次本从Dec. 2(同年)起始，至回国止者，又有一小本英文为志摩1925年在意大利写的。此外几包‘晨副’原稿，两包‘晨副’零张杂纸，空本子小相片，两把扇面，零零星星纸片，住址本。”

　　1983年5月7日，旅居英伦的凌叔华复信给徐志摩的表妹夫陈从周说：“……至于志摩坠机后，由适之出面要我把志摩箱子交出，他说要为志摩整理出书纪念。我因想到箱内有小曼私人日记两本，也有志摩英文日记二三本，他既然说过不要随便给人看，他信托我，所以交我代存，并且重托过我为他写‘传记’。为了这些原因，同时我知道如我交胡适，他那边天天有朋友去谈志摩事，这些日记，恐将滋事生非了。因为小曼日记内(两本)也常记一些是是非非，且对人名也不包涵，想到这一点，我回信给胡适说，我只能将‘八宝箱’交给他，要求他送给小曼。以后他真的拿走了，但在适之日记上，仍写志摩日记有两本存凌叔华处……这冤枉足足放在我身上四五十年，至今方发现……”从一些书信得知，胡适在第一时间(11月27日)从凌叔华处取得了箱子，打开后并拿出或放入一些信件，然后在11月28日晨交予林徽因。林徽因在后来给胡适的信中就说：“那天在您处仅留一小时，理诗刊稿子，无暇细看箱内零本，所以一起将箱带回细看，此箱内物是您放入的，我丝毫未动，我更知道此箱装的不是志摩平日原来的那些东西，而是在您将所有信件分人分类捡出后，单单将以上那些本子、纸包子聚成这一箱的。”

　　至于胡适从箱子里拿出那些东西，我们从1994年12月黄山书社所出版的四十二册《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可得知那些收信人为徐志摩的大半书信，该是箱子里的旧物，计有：1928年12月4日沈从文致徐志摩信一通(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二十七册)，1931年6月8日保君建致徐志摩信一通(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册)，梁启超致徐志摩信二通、梁启超写赠徐志摩《饮冰室读书记》十页(按：梁启超病逝于1929年1月19日。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三册)，1931年6月16日陆小曼致徐志摩信一通(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四册)，1929年5月13日蒋复璁致徐志摩信一通(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九册)，1931年5月20日罗隆基致徐志摩信一通(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四十一册)。还有因为1931年夏秋间箱子存放在凌叔华处，有1931年11月13日(按：徐志摩遇难的前六天)沈从文致徐志摩的信一通(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二十七册)，1931年11月11日及其后的陆小曼致徐志摩信二通(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四册)。当时徐志摩住在胡适家中，因此遇难后，这些信札并没有放入“八宝箱”中，就直接为胡适所收存了。至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二册，还有1926年10月13日及同年11月22日徐志摩致张慰慈信二通及1926年10月25日徐志摩致张慰慈、梦绿信一通，1931年10月26日徐志摩致李唯建信一通，则有可能是胡适在徐志摩亡故后，为编书信集，而从当事人手中征集得来的信函。

　　追悼志摩的第二天(12月7日)，叔华来到我家向我要点志摩给我的信，由她编辑，成一种《志摩信札》之类的东西。我告诉她旧信全在天津，百分之九十为英文，怕一时拿不出来，拿出来也不能印，我告诉她我拿到有好几本日记，并请她看一遍大概是什么，并告诉她，当时您有要交给大雨(按：孙大雨，徐志摩的学生)的意思，我有点儿不赞成。您竟然将全堆“日记类的东西”都交我，我又embarrassed却又不敢负您的那种trust——您要我看一遍编个目录——所以我看东西绝对的impersonal带上历史考据眼光。Interesting only in事实的辗进变化，忘却谁是谁。

　　最后我向她要公超所看到的志摩日记(按：据林徽因信中言，凌叔华在11月26日，开如何追悼志摩的讨论会的那一晚，约叶公超去看志摩的《康桥日记》)——我自然作为她不会说“没有”的可能说法，公超既已看到。我说，听说你有志摩的《康桥日记》在你处，可否让我看看，等等。她停了一停说可以。

　　我问她：“你处有几本？两本么？”

　　她说：“两——本——”声音拖慢，说后极不高兴。

　　我问：“两本是一对么？”未待答，“是否与这两本(指我处《康桥日记》两本)相同的封皮？”

　　她含糊应了些话，似乎说“是！不是，说不清”等，“似乎一本是——”现在我是绝对记不清这个答案(这句话待考)。因为当时问此话时，她的神色极不高兴，我大窘。

　　凌叔华原本兴冲冲地要去征集志摩的书信的，没想到林徽因不但不给她志摩的信，还因十天前出于胡适之助，而得到徐志摩的“八宝箱”，并要求要看已被凌叔华从“八宝箱”拿出后自己私藏的部分《康桥日记》，林徽因得了便宜又卖乖，凌叔华当然不会给她好脸色看的。或许是因为太想得到《康桥日记》，或许为了让凌叔华心理平衡点，她让凌叔华带走陆小曼的两册日记。这在后来林徽因给胡适的信中有说“有小曼的两本，一大一小，后交叔华，由您负责取回的”及“又说小曼日记两本，她拿去也不想还”等等的字句。在凌叔华临走前，林徽因说要到凌叔华家取《康桥日记》，凌叔华说她下午不在，林徽因说她本想同凌叔华回去，但却又不敢开口，于是约定星期三(12月9日)派人到凌叔华家取。

　　12月10日，凌叔华给胡适写信，信中说：“昨日起，知道说也太迟了，不过我想还是说了舒服些……现在木已成舟，也不必说了。只是我觉得我没有早想到说出，有点对志摩不住。现在从文信上又提到‘志摩说过叔华是最适宜料理“案件”的人’，我心里很难过，可是没有办法了，因为说也是白说，东西已经看了。”信中虽有强调箱“内有小曼初恋时日记二本，牵涉是非不少(骂徽因最多)，这正如从前不宜给小曼看一样不妥”的原因，但凌叔华没想到她原本是遗物的保管人，如今却落得空无一物，她有些不甘，她写这信是在试探胡适对此事的态度。胡适如何响应，目前无从知晓，但他是比较偏向林徽因的，因此他才会把箱子交给林徽因。但支持凌叔华的自始至终有沈从文，除了12月5日给王际真的信中提到该交由凌叔华保管外，12月12日他给胡适的信也反对将这“八宝箱”交给林徽因，他说：“其中我似乎听到说过有小曼日记，更不宜给徽因看，使一个活人，从某一些死者文件上，发现一些不应当发现的东西，对于活人只多惆怅，所以我盼望我说这话时间还不过迟。若一切已全给了她，那羊已走去，补牢也不必了。”

　　凌叔华没有得到胡适的支持，而她手中握有《康桥日记》，叶公超都看过，再不拿出来恐怕说不过去。因此12月14日星期一，凌叔华便将日记送到林徽因家，恰巧林徽因不在家，凌叔华也留了个字条说“怕你急，赶早送来”的话。林徽因收到一百二十八页的半本日记(始自1920年11月17日)，发现与自己手上的志摩日记衔接不上，这半本日记的最后一句是“计划很糟”，“正巧断在刚要遇到我的前一两日”，也就是这后面还缺了一大段。林徽因当时是气急败坏的，后来她又去找胡适求助，于是胡适在12月28日写信给凌叔华说：“昨始知你送在徽因处的志摩日记只有半册，我想你一定是把那一册半留下作传记或小说材料了。但我细想，这个办法不很好，其中流弊正多。第一，材料分散，不便研究。第二，一人所藏成为私有秘宝，则余人所藏也有各成为私有秘宝的危险。第三，朋友之中会因此发生意见，实为最大不幸，决非死友所乐意。第四，你藏有此两册日记，一般朋友都知道。我是知道的，公超与孟和夫妇皆知道，徽因是你亲自告诉她的。所以我上星期编的遗著略目，就注明你处存两册日记。昨天有人问我，我就说：‘叔华送来了一大包大概小曼和志摩的日记都在那里，我还没有打开看。’所以我今天写这信给你，请你把那两册日记交给我，我把这几册英文日记全付打字人打成三个副本，将来我可以把一份全的留给你做传记全材料。如此则一切遗留材料都有副本，不怕散失，不怕藏秘，做传记的人就容易了，请你给我一个回信。倘能把日记交来人带回，那就更好了。”

　　胡适的话说得委婉而有力，处处都替凌叔华设想到，但又处处进逼，让凌叔华无法回绝。凌叔华接信后当曾立即向胡适响应，因此胡适也向林徽因要求解释，如此才有1932年元旦林徽因下午及晚上一连写了两封长信给胡适的举动，在晚上的那封信中道：“……我为人直爽性急，最恨人家小气曲折说瞎话。此次因为叔华瞎说，简直气糊涂了……女人小气虽常有事，像她这种有相当学问知名的人也该学点大方才好。现在无论日记是谁裁去的，当中一段缺了是事实，她没有坦白地说明以前，对那几句瞎话没有相当解释以前，她永有嫌疑的(志摩自己不会撕的，小曼尚在可问)。关于我想着那段日记，想也是女人小气处或好奇处、多事处，不过这心理太human了，我也不觉得惭愧。实说，我也不会以诗人的美谀为荣，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我永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我只是要读读那日记，给我是种满足，好奇心满足，回味这古怪的世事，纪念老朋友而已)……”林徽因说她急着要《康桥日记》(完整的)，只是要回味那些往事，她把话说得很轻松，其实是因为那有着她和徐志摩的私情，她不愿这日记落到别人手中，加上“大半年前志摩和我谈到我们英国一段事，说到他的《康桥日记》仍存在，回硖石时可找出给我看。如果我肯要，他要给我，因为他知道我留有他当时的旧信，他觉得可收藏在一起”的缘故。

　　适之：

　　外本璧还，包纸及绳仍旧样，望查收。此事以后希望能如一朵乌云飞过清溪，彼此不留影子才好，否则怎样对得住那个爱和谐的长眠人！

　　你说我记忆不好，我也承认，不过不是这一次。这一次明明是一个像平常毫不用准备的人，说出话(即偶然说一二句前后不相呼应的话，也为见好于人而已)，行出事，也如平常一样，却不知旁人是有心立意的观察指摘。这备与未备分别大得很呢。算了，只当我今年流年不利吧……

　　胡适得到凌叔华送来的《康桥日记》，无疑转给了林徽因。林徽因在这之后的一封给胡适的信中说：“……甚想在最近期间能够一晤谈，将志摩几本日记总括筹个办法……据我意见看来，此几本日记英文原文并不算好，年青得利害，将来与他‘整传’大有补助处固甚多，单印出来在英文文学上价值并不太多(至少在我看到那两本中，文字比他后来的作品书札，差得很远)，并且关系人个个都活着，也极不便，一时只是收储保存问题，志摩作品中诗已差不多全印出，散文和信札大概是目前最紧要问题，不知近来有人办理此事否？‘传’不‘传’的，我相信志摩的可爱的人格永远会在人们记忆里发亮的，暂时也没有赶紧必要。至多慢慢搜集材料为将来的方便而已。”

　　林徽因在信中明白地表示，这些日记在当时是不宜出版的，也不急着用这些材料作传，目前“只是收储保存”。后来徐志摩的学生赵家璧，谈到这批日记的去向时说：“但据陈从周说，后由林徽因保管。”而卞之琳在晚年也说：“我1982年为一卷本《徐志摩选集》写序，仅就听说林徽因当年争到的一部分而言，说过物是人非(她于1955年病逝)，确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终于消失了，倒并不是出于红卫兵的打、砸、抢。这是我当时特向金岳霖打听到的下落。”卞之琳的话说得很含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爱情的潘多拉”一直保留在林徽因的手中，直到她过世后，确是“有人有意”让它消失于人间了。

　　陆小曼在为徐志摩编全集时，就不无幽怨地说：“其他日记(即除了已编辑出版的《西湖记》《爱眉小札》《眉轩琐语》等之外)倒还有几本，可惜不在我处，别人不肯拿出来，我也没有办法，不然倒可以比这几本精彩很多。”而与陆小曼合编《徐志摩全集》的赵家璧也说：“小曼当时就告诉我，有几本志摩的和她自己的日记留在北平的凌叔华和林徽因处，应设法弄到，以便编入全集。”

　　梁实秋在《谈徐志摩》一文中，说过一些关于《徐志摩全集》难产的原因，他说：“听说，志摩有一堆文字在林徽因手里，又有一大堆在另外一位手里，两方面都拒不肯交出，因此《全集》的事延搁下来。我不知道这传说是否正确，总之，《志摩全集》没有印出来，凡是他的朋友都有一份责任。”

　　后来《徐志摩全集》虽然印出来了，而且还有两三套之多，但这“爱情潘多拉”，是永远付之阙如，人间蒸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