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徐立凡

7月6日，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进入实质操作阶段。从原先的计价货币晋升为结算货币，记录了人民币向国际化倾向转型的又一步。相对于同时进行的双边货币互换，这一步更加真实：货币互换是一种政府间安排，而人民币结算算得上是企业选择。最终，决定人民币结算货币前景的是市场，市场将真实地测量出人民币的受欢迎程度和广度。

就当下而言，以人民币结算跨境贸易并不全然是一种企业间的自愿选择。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美元信誉危机，让跨境贸易伙伴都面临了不可预期的汇率风险，而人民币则更被信任。因此，在这个时候启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新进程，无疑是机敏的，但问题在于美国经济企稳后，如果美元重新获得全球的信任授权，人民币的结算地位就将面临第一个真正的考验。让境外贸易伙伴愿意用人民币结算，实际上意味着在美元和人民币之间进行信任投票。可以想象，境外企业不会进行这种投票，而会采取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策略——一部分采取传统办法，用美元结算而与中国伙伴商定一个汇价，另一部分则用人民币结算。考虑到中国企业对于商品出口的急切性，这种策略肯定会被接受。因此，或迟或早，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都可能面临一个无法扩大规模的挑战——除非美元始终动荡不定。如果规模不能扩大，则意味着人民币结算货币的地位不能够稳定下来。这对于人民币完整地走向国际化——成为世界储备货币之一将构成很大的困扰。因此，人民币的结算货币地位能否稳定，应是其国际化进程中新的目标。

让境外企业愿意并长期使用人民币结算，首先有赖于中国市场的吸引力。贸易伙伴们通常会把在中国市场的赢利前景作为决策的重要内容，因此，对于人民币结算，在试点之后可以考虑增加某些强制性条款，而这些条款又应该避开金融保护主义的陷阱。如果真的把人民币国际化视作保证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金融秩序民主化的必要环节的话，那么以某种强制性手段加强人民币的结算货币地位就是适当的。想一想美元当初获得世界结算货币时的种种表现，中国增加一些强制性条款已经算得上是温和得多。其次，决定人民币国际化前程的，当然不能光靠一些政策智慧。实际上，人民币的结算地位能否稳定，由中国商品的不可替代性决定。只有中国制造不可替代并且出现了更加不可替代的中国创造，那么人民币结算才会真正成为全球贸易伙伴积极的主动选择。从这个角度说，人民币结算这一货币问题，实际上是实体经济问题。实体经济的活跃度决定人民币的活跃度，实体经济的强大度，决定人民币的强大度。但就目前来看，实体经济并不能保证人民币稳稳地坐在结算货币的椅子上。例如，最应该得到政策关注的中小企业，不仅很难得到大量释放的流动性的支持，也很难进入结算单位的先期名单。

这是对政策的前瞻性的再次提醒。人民币结算贸易，就是人民币进出口的增加。对于货币跨境流动的监管能否到位，需要做好充分准备。400家试点企业和今后势必扩大的企业名单，能否增加中小企业类别让它们平等享有规避汇率风险的好处，应该有个明确说法。以人民币结算和以美元结算的企业在出口退税政策方面不可能再是同等待遇，怎么调整也需要明确。内部的政策调适越到位，人民币结算地位受到的人为干扰就越小。

作为金融危机倒逼出来的产物，人民币国际结算的现实或者说功利性考题是能否拉动中国出口贸易，这事关试点后的评估。出口贸易受制于外需的特点，决定了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并不能有效改善目前的困难情况。从人民币的使命来说，不宜用功利性思维加以评估，不能影响人民币坐稳结算货币地位的决心。真正需要思考的下一步是，如果结算货币的地位坐稳了，是否还要向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方向前进。人民币结算跨境贸易的试点成果，可以提供答案。这个答案将决定人民币的未来地位是否进一步晋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