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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涤  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终身正教授

【凤凰网财经专栏/专栏作者 孙涤】记得多年前胡同里的一位街坊徐姨，在邻居中很有特色的一个人，快人快语, 说着说着她就会转到同样的话题，“我的媳妇真不像话，什么东西都往娘家搬；不像我女儿老想着我，什么东西都搬回家！”这段“多乎哉？不多也”的高论，你就是想忘也忘不了。

读者也许马上就认得出，徐姨犯的毛病，以时兴的话来讲，就是“双重原则”；我幼时只是听听而已，多了些阅历后，想法就多了起来。 对徐姨的这个论调，她的亲家母会怎么想？她的儿子、女婿、以及老伴等又会怎么考虑，徐姨的问题显然不止牵涉到“双重”，而是“多重原则”。

英国政客常说的那句，“国家但有永久的利益，而无所谓永久的朋友或敌人”，每为世人所乐用。然而“国家的利益”究竟怎么来界定呢，和你我的利益有无联系？和其他国民的利益又是怎样联系的？在国家的名义笼罩之下，你、我、他的利益都一致吗？本国和多个他国的关系的相对权重又需要如何界定，他国们的利益都是同等的吗？我们至少明白，这些关系是在事件发生前早就界定了的。

相比之下，儒家的伦理倒显得比较实在，尽管不够与时俱进或落伍的事经常发生。儒家把“个人”界定在以宗法关系为基础的一系列圈子里，谓之“差序格局”， 人和事同我”的关系由此界定明晰。有个情况可为这亲亲疏疏的关系佐证，对于家庭和亲属成员的称谓就属汉语中最多，高达350个， 而其他的语言里平均只有20-25个，英国的文明传统较为久远的缘故吧，英语里这类称谓约莫有60个。翻译和阅读外国长篇小说时，你要是能弄明白姐姐和妹妹、堂兄和表弟的区别已属一大成就，别提区分什么曾祖父和姑奶奶之类的了。

历史中的中国社会和我们的实际相差实在太遥远。就拿开放以来，从小乡村的瓦解，走向市场化之后的情况，市场重新界定的“差序格局”也在不断变迁，我们何以自处？

日文中“我”是“私”(瓦打西)，有没有贬义我不甚清楚，但在汉语里，“私”在传统的语义中绝对带有贬义。在替自己申辩或谋求自身利益时，也是底气不足，常常模糊成“我们”，企图使人把“小我”曲解成“大我”。但要是没有了“我”这个个体作为“圆心”的存在，一大堆人伦差序的同心圈又安能摆布？传统上，中国人有着很精妙的安排：只讲分子(家庭)而不讲原子(个体)，不能再往下分。于是分子成了圆心，原子茫失其中。人们常常痛心疾首地批评“中国人是一盘散沙”，里面的“沙粒”其实是“一个家庭”，而不是“一个个人”。 运用这层道理，徐姨和常人一样，按潜规则来办事，她把自己看成圆心，并从自己出发，来衡量同女儿(她外孙的母亲)和媳妇(她孙子的母亲)的关系。如果徐姨把女儿包括在“沙粒”里面而把媳妇排除在“沙粒”之外，其实她在按“同一原则”办事，在逻辑上并没有犯“双重”或“多重原则”的问题。至于将来外孙和孙子谁对她更亲，眼下还顾及不到呢。

究竟应该如何来界定“我”？要是不能定位“我”以及衡量自身利益的话，其他人和事是增进还是促退“我的利益”， 就会无所适从。

一个人赚了多少钱、担任过什么职位——“社会转内销”的评价，以及他长的相貌、健康怎样、个性如何——“内生转外销”的评价，显然都不足以充分或本质地界定这个人。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个人，而不仅仅是别人的工具或依赖于某种与他人的关系，要靠他的“自觉追求”方能完成。 应该由自己所关切的，尤其是自己所爱的事物的总和来界定。

有些东西只是市场所关切的。譬如，吃鲍鱼和打高尔夫球，市场通过它们赚取利润，而你通过它们来显示身份或取悦客户，它们其实是追求其他目标的工具，对界定你之为你的用处并不大。至于你个人真正在乎的极致，即人们称之为“爱”的，是这样一种关系：施爱者(A)把被爱者(B)“内在化”为自己，也就是，A把同B的关系当作目的本身，而没把B当作手段去实现A其他的目标。这样，A是把B的利益等同于他自己的利益的，并且不在乎为B牺牲一些(甚至全部)自己的利益。此外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对A来说，B须是一个具体的对象而不是一类对象中的代表。比如说，我爱美女，任何女人凡是足够漂亮我就爱，这样的爱其实不配称作“爱”，远够不上关切的极致的标准；又如，你看重和C的友谊，因为C最近提升局长了，或者你爱上了D，因为D的舅舅升任本市书记了，之类，你和C、D的关系实际上不过是手段而已，谈不上你真正“在乎”他们。同理，某人说他爱自己八岁的儿子如同他爱所有八岁的男孩一样，那么他的“父爱”无异于扯谈。

这里有个典型的例子。父亲携子在江上游船。突然，儿子和另一个小孩落水，行将溺毙，而父亲只可能救起一人，他该救谁？如果你是真正的父亲，这还需要问吗？对于一个正常人，还需要其他的答案吗？假设落水的两个人中，一个是你的爱人，另一个则是陌生人，而你却还在犹豫到底去救谁，你的爱人会觉得你爱她吗？你们的关系有没有早就出了问题？

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绝大部分人随着经济生产的发展逐渐富足起来，这令我们由衷感到骄傲。开放的成果中意义更重大的，是每个人都更有可能按他自己的意愿，而不是听任别人的指使或某种教条来生活。生活选择的自由度和多样化要比人们能掌控多少物品量更重要，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真意。其中，能够无羞愧地表達对自己的生命和价值的爱，以及对自己子女后代的爱，这些最基础性选择的满足，我个人认为，是改革对我们中国人最伟大的贡献。

如果我们还得象以往那样，非得以“社会强制转内销”的价值观蒙着面生活，那就太可悲了；以此来强求别人的，就未免太伪善了。

今晚夏风阵阵，不禁又想起当年弄堂里徐姨摇着大蒲扇跟街坊絮叨的情景。徐姨被迫受的正规教育也许不多，但她对生活与人性的道白却质朴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