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投资率高低的标准十分关键，不能离开储蓄率水平去单独判断投资率的变化。从中国的储蓄情况及世界发达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历史规律比较来看，中国现在的高投资率是有高储蓄率作为基础的，是符合一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投资率趋于上升的一般变化规律的。中国应该利用高储蓄的有利条件继续扩大投资，带动进口增加和就业增长，最终实现中国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判断投资率高低的标准

　　一国投资率的高低，不能简单地围绕投资率本身的同比或者环比来判断，也不能简单地用国际平均水平去比较，而应结合本国的国情特点，以储蓄率为参考。

　　如果没有储蓄率的支撑，再低的投资率也是不可取的；相反，如果有储蓄率作为支持，再高的投资率也不可怕。

　　一般来说，一国的投资规模基本上由其国内的储蓄规模决定，但由于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及当今世界经济的开放性特征，一国的投资规模又不是完全决定于本国的储蓄规模，它可能利用各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性，使自身的投资规模与自身的储蓄水平出现阶段性偏离。

　　有的时期，投资率可能大于其自身的储蓄率，出现对外负债引进外来储蓄补充国内投资所需的情形；而有的时期，投资率可能小于其自身的储蓄率，出现对外资本输出，把自身的储蓄资源借给他国使用的情形。

　　一般来讲，在一国工业化城市化尚未成熟的时期，是投资率相对较高、国内储蓄水平不足以供应投资所需的时期，这时一般靠对外负债引进资本，补充国内储蓄，加快现代化进程。而当经济进入工业化城市化成熟时期后，国内投资效率低于资本输出效率，此时国内的储蓄往往倾向于借给别国使用，一国资本对外输出。

　　因此，当今世界，总体上是发达国家的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发展中国家经常通过引进国外储蓄来加快国内发展。

　　但是，由于对外负债总是以偿债能力为前提，因此对外引进储蓄的规模不能脱离一国的偿债能力。发展中国家必须使自身的对外负债水平处在安全范围之内。因此从根本上说，一国的投资主要取决于国内储蓄。储蓄率就成了决定和判断投资率高低及合理与否的根本标准。

　　中国当前处于中低等收入国家，从低收入国家转向中下等收入国家，中国的投资率不断上升，到目前为止符合投资率演变的倒U形规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结合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程度）的演变，中国投资率上升速度远低于经历同一转变过程的其他国家的整体水平，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宏观失衡的原因：投资率长期低于储蓄率

　　投资率长期低于储蓄率，既是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储蓄资源的极大闲置。

　　从2001年开始，中国宏观经济长期处于失衡状态，集中的表现即为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这导致了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外汇占款形成的货币供给过多，流动性过剩。这种过剩反映到实体经济和资产市场，就出现了通货膨胀和资产市场泡沫增加。

　　到2007年末，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达到4.8%，11月份达到6.9%，远远高于2005年的1.8%。2007年末，上证指数已超过5000点；房地产市场价格急剧上升，全国七十个大中城市房地产价格指数同比上涨8.2%，北京商品房价格上涨甚至超过40%，远高于同期居民收入上涨幅度12.3%。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在于双顺差，而在于国内经济中投资与储蓄的失衡。“双顺差”固然是中国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对外经济迅速发展的结果，但从本质上讲，是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核心问题“储蓄大于投资”的反映与体现。

　　7月15日，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公布：截至2009年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21316亿美元，同比增长17.84%。中国当前大量的贸易和资本项目顺差，正是由于中国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过多的储蓄没有全部转化为投资的结果。因此，投资长期低于储蓄才是中国双顺差的来源，也是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深层的根本的原因。

　　国内投资与储蓄的失衡不仅加剧了国际收支失衡，而且造成了国民福利的极大损失，也是对中国宝贵储蓄资源的闲置。

　　储蓄的溢出效应实质上是用国内实际的资源换回了巨额的外汇储备，而在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之下，以货币形式存在的外汇储备内在地具有贬值的趋势。以黄金和原油为基准，根据美元价格变化估算，2000至2007年，中国外汇储备累计损失分别高达12.61亿盎司黄金或156.2亿桶原油，相当于2007年末外汇储备余额的3/4。

　　另外，巨额外汇储备有些是用中国的资源换来的，有些是用高昂的污染排放换来的。如果外汇储备不能有效地换回国内更需要的资源和技术，那么储蓄闲置的损失不仅表现为资源上的让渡，而且表现为环境成本的增加，最终是国民福利的损失。

　　投资不足的解决之道

　　利用高储蓄的有利条件，扩大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完善投资体制，提高投资效率，这些应该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走势。

　　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宏观经济短期均衡，还是中国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宏观经济政策都必须立足于中国目前投资与储蓄严重失衡的现实，通过标本兼治的办法去解决投资不足的问题。

　　其一，扩大投资规模。从中国宏观经济的均衡来看，由于过低消费而带来的高储蓄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所面临的最大前提，在消费无法简单提升，储蓄难以大幅下降的客观条件下，宏观经济平衡必须通过投资与出口来平衡。

　　2000年以来，中国主要依靠出口平衡，中国经济也因此走上了出口依赖型的道路。这条道路把中国带入了外贸顺差过大，外汇储备过多，流动性过剩，国际贸易纠纷频发的不可持续状态。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进一步警示中国目前状态的危险性。

　　由此看来，中国经济必须寻找新的发展与平衡路径。这就是必须立足国内，扩大内需，通过扩大国内投资来平衡国内储蓄，并依靠投资的扩大提高就业水平和居民消费能力，最终实现国内投资与消费的双重提高，从而减轻储蓄上升压力，最终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

　　其二，优化投资结构。工业化和城镇化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一国的居民可以享受什么样的生活水平，因此在扩大投资规模时，着力优化投资结构，将投资重点放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上，可以提高中国整体居民生活水平，使储蓄资源真正为民所用。

　　目前，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程度都还比较低。若按“九五”至“十五”整个10年间中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年均3.2%的增长速度推算，到2021年中国才能实现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目前也还不足44%，城镇化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就需要相当大的投资。因此，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对投资的需求是很大的。为尽快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中国需要高投资。但在扩大投资规模的过程中，要注意将力量集中到以人为本的领域和项目，重点扶持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有助于就业的行业和企业，使工业化和城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

　　尤其是城镇化进程，要以人为本，真正使城镇化落实到农村人口和农村劳动力的双转移上，而不是简单的钢筋水泥，高楼大厦。要使城镇化有助于提高中国的消费率，从而帮助宏观经济平衡的实现。据有关统计，在中国，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有100万-120万人口从农村转到城市，由于城市人口的消费是农村的2.7-3倍，约拉动最终消费增长1.6个百分点。再加上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也将带动周边农村消费品市场的发展，促进部分农村居民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转变，这又进一步推动中国消费结构发生变化。

　　因此，利用中国高储蓄的有利条件扩大投资，大力推动城镇化进程的发展，最终是有利于中国消费的发展和宏观经济平衡实现的。

　　在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过程中，还要特别注意加大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的投资。当前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是造成中国高储蓄的主要原因，只有为居民解除住房、医疗、养老、失业救济等方面的后顾之忧，才能使居民的消费能力得以充分释放。

　　国家应利用高储蓄的有利条件，扩大对民生保证领域的投资，采取措施加强社会保障立法建设，完善职工的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拓展社会保障基金的筹资渠道，补充社会保障资金；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以及稳步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逐步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经济发展的后顾之忧，并使中国经济回到消费和储蓄平衡的良性增长路径上。

　　其三，完善投资体制、提高投资效率。目前，中国投资结构不尽合理，低水平重复投资现象非常严重，投资效率低下。同样的投资规模，中国获得的产能增加比美国要低将近30%。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改变目前中国主要依靠政府投资、行政审批效率低下且环节过多、寻租现象严重的问题。

　　对此，方法之一是扩大民间投资比重，通过放宽投资领域行业限制，降低投资准入门槛，完善投资保护措施等方法去鼓励和吸引民间投资；方法之二是充分运用市场化手段，实现投资主体和筹资手段的多元化，降低投资成本，提高投资的决策效率；方法之三是完善政府投资决策机制，扩大政府投资透明度，增加社会监督，严格责任追究，真正使政府投资效率得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