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琼

　　疯狂别克车连撞5车撞死4人，时隔半年，血痕未散。昨天成都中院对“12·14”特大交通事故案一审宣判，肇事司机孙伟铭因“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危害公共安全罪”用于恶性交通肇事案，成都并非首例。但因为交通肇事而被控“危害公共安全罪”并顶格处以极刑，这样的案例在全国实属空前。

　　在社会各界的呼号之下，“危害公共安全罪”越来越多地被引入交通肇事案审理的司法实践，看起来是对民愤的适时回应。今年5月，沈阳人吴凯因酒后驾驶造成3死2伤，被认定犯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刑7年。就在前几天，7月16日晚，河南郑州中原区执法局法制科原科长酒后驾车连撞11人致2死4重伤，亦因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刑拘。

　　在醉车横行因而杀机四伏的马路上，“危害公共安全罪”能否设定为防火墙将“杀手”隔离，为守法公众保驾护航？依照刑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最高可处死刑，但“过失犯前款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也就是说，与普通交通肇事罪相比，在过失前提下的危害公共安全罪，其量刑并无悬殊而且弹性颇大。雷声大可能雨点小，罪名重刑罚可能轻。“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律利器，还不能完成对恶性交通肇事犯罪的狙击。

　　正因如此，以死刑之罚，惩戒不恕之罪，成都的判例才显得如此惊人，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世道人心，也必然引发法律界的争议和当事人的反弹。人们至少有理由相信，酒后驾车致1死5伤的悍马车司机蒋佳君，同样酒后驾车连撞9人致5死4伤的南京包工头张明宝，都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法律以儆效尤的决心可嘉，但难以让人乐见其成。因严刑峻法从来只能威慑不能杜绝犯罪，简单地剥夺罪犯的生命更不足以教人敬畏生命。比如交通肇事者孙伟铭，长期无证驾车、半年内违章10次，其危机早就初露端倪。直到“12·14”这个黑色星期天，酒醉驾车、追尾并逃逸、100%超速、连撞4车竟无刹车痕迹———惊天大祸不过是悲剧高潮，践踏规则、漠视生命，才是剧情基调。如果这个社会总有人以凌驾于社会规则为荣，以不负责任逃脱约束自喜，如果这个社会的宴请文化及劝酒恶习不改，孙伟铭的悲剧绝不是最后一幕。

　　曾经看过一段国外交通安全教育广告片，一幕幕死亡的画面令人窒息：草地上天真的孩童，球场边热恋的情侣，快乐出游的一家人，逐一在车祸中死去。这不是惊悚片，而是把真实的美好撕毁给人看。当车祸猛于虎，不断地面对并展示悲剧，是最好的生命教育，而刑罚只是国民教育的下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