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赏读徐培基纪游画作 中国山水画家之真精神

徐培基1960年国画作品《大明湖》

    徐培基(1909-1970年)，字值生，别号山左布衣，潍县东关人，著名国画家。

     1929年考入上海新华艺专国画系。1934年，因毕业成绩名列第一且品学兼优留校任教，后兼任师范部辅导主任。24岁始在上海等地多次举办个人画展或联展，28岁所作大幅山水作品入选全国美展并载入全国美展画集。1937年日寇侵华，上海新华艺专被毁，徐培基回到家乡潍坊。曾任中、小学校长，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副所长等职。1960年，为北京人民大会堂绘制巨幅国画《大明湖》。生前为山东省政协委员、潍坊市政协常委、山东省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山东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常务理事。

    七十年前，日军侵华，上海新华艺专毁于战火，徐培基先生数千册藏书及画帖付之一炬，唯独几十册写生纪游稿事前被同学借出，交由老师俞剑华先生妥为保存，幸免于难。1966年，徐培基先生在家乡潍坊遭逢“文革”浩劫，所藏大量书画、资料悉数被抄。而在文革后期所退还的仅有的几件物品中，竟然就有这些纪游册，只是已经残缺不全了。这十余册先人仅存的、用青春和心血凝结而成的纪游画稿失而复得，家人弥足珍惜，三十多年来很少示人，也便鲜为人知。2009年，是徐培基先生诞辰百年。这些屡遭劫难、尘封多半个世纪的画作，经徐先生的长子、著名山水画家徐金堤教授和长媳黎卫华女士精心整理，多方运筹，终将由山东美术出版社出版面世。

     1938年，俞剑华先生在沦陷中的上海，为这些画册一一题跋，在《宛尔目前》的跋文最后，喟然长叹：“此种画册幸能保存，或有天意，俾后之观者知所尊重焉！”七十年后的今天，吾辈得观这些再度遭劫而复得的画稿，重温俞先生当年近乎谶言的感喟，不知感慨几何！
　　对徐培基先生，虽早有所闻，但知之甚少，及至《徐培基30年代纪游画稿》出版之际，拜读了作品的内容和有关文字资料，不由受到强烈震撼。《徐培基30年代纪游画稿》所辑，系先生1931年至1937年在上海艺专求学、任教期间的写生纪游稿。在那一时期就有了这等深厚的笔墨功力，达到了如此超迈的艺术品位，不亲睹其作，是难以想象的。且看俞剑华先生在跋文中的由衷赞叹：“培基既能识其大，又能写其细，一丘一壑无不为山灵传神，用笔用墨又无一背乎古人。有弟如此，能不使老夫顾盼自豪耶！”“培基天资超迈而久能勤苦力学……年虽未及而立，而苍茫深秀格制俱老……笔墨简而气象万千，觉一草一叶俱含生意……其胸罗丘壑，手挥金玉，足以傲侪辈而追古人。有如是耶，从今努力，吾乌能测其所至……反复此册，不觉惭汗涔涔。师不必贤于弟子，唯以此解嘲耳。”再看当年其他几位曾与画家偕游的大师巨擘在纪游册上的题词。张大千：培基仁兄以游册见示，飞泉奇石，清光逼人双眸，题此志佩仰也。蒋维乔：青年得此，前程其可量哉。张善孖：妙到秋毫颠。黄宾虹、黄炎培等所题也多有赞赏。

    赏读先生纪游画作，由震撼而生对其生平业绩探究之欲望。方知先生1929年考入上海新华艺专国画系，1934年以首届毕业生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破格留校任教，年方25岁。28岁即有大幅山水画作品入选全国美展。俞剑华先生在题跋中忆及1934年师生二人参加了东南揽胜活动，我遂辗转淘得一册1935年出版的《东南揽胜》细读。此项活动延揽时贤，分多路赴浙、苏、皖、闵、赣诸省游览一周，对所得诗文、绘画、摄影作品精为选校，辑成图文并缀之《东南揽胜》一书。参加活动者皆当时博雅名士，诸如黄宾虹、贺天健、黄炎培、俞剑华、陈绶、林语堂、郁达夫等都在其列。全书以诗文居多，所选画作仅21幅，其中徐先生一人就达5幅之多。以上可窥先生当年风华正茂、学业卓然、画艺高超之一斑。然而正当先生韶光精进之时，却逢日军侵华，上海沦陷，正在恒山写生的徐先生无法回校，只得返乡避难。岂料命运多舛，自此屡遭磨难。但先生潜心致力于家乡的教育、艺术事业，造福桑梓，并未由此蹉跎。尤其解放后到文革前这一时期，先生一生钟情的绘画事业得续，留下了令人瞩目的业绩。然好景不长，“文革”又惨遭迫害，不幸于1970年病逝，年仅61岁。由于历史原因，先生的作品多遭焚毁散佚，加之过早去世，了解先生的人越来越少，他的画名与实际取得的艺术成就不相称，与于希宁、郭味蕖、黑伯龙等上海艺专同学及同辈知名画家相比，先生显然为历史所遮蔽了。

    《徐培基30年代纪游画稿》的出版，虽不能全面展示先生的艺术风貌，但可望使这位长期湮没不彰的遗贤从历史的尘封中浮出。这对于我们以更开阔的视野研究上世纪山东中国画的源流和传承，无疑是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同时，这部纪游画稿，对于深入认识中国山水画的优良传统和真精神，亦有深刻的启迪作用。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224幅画作，皆为先生实地写生所得。俞剑华先生在《宛尔目前》中回忆当初他们师生于雁荡偕游写生，月成画稿数册，归沪示人，见者莫不诧异，以为创举。俞先生遂生感慨：“盖国画中写生一道不讲久矣，不知者反以为西法，而不知古代大画家咸从实地写生得来也。”于今而言，虽然只知埋头故纸堆中以临仿古人为事者仍多有人在，但对实地写生的主流认识还是明确的。然而毋庸讳言，比之古人和前辈画家，今人的认识特别是实践的境界就有差异了。

    俞剑华先生在跋文中记述徐培基先生实地写生的两则故事，尤能见写生之真谛及先生真性情。某日徐先生独游天目山，心痴神迷，往而忘归，及至登上绝顶，方觉时晏力疲，饥渴难耐，恰又忘带食物，而离开寄宿的寺庙已经很远。返途初还勉强撑持，继而腿酸足痛，虚汗淋漓，跬步难行，无奈只好捡食游人遗弃路旁的橘皮聊解饥渴，然后匍匐挪行至住寺。1937年7月，日军侵华风云日急，徐先生仍不肯稍息，决计赶在战火蔓延之前，完成对北岳恒山的写生。他自上海经河南至山西浑源县境的恒山腹地，只身一人，终日出没在荒山野林之间。当地人不知写生为何事，误为日军奸细测绘地图，乃将其逮捕入狱，后函询上海新华艺专方才将其释出。由此两则可以想见当年先生出游写生沉醉自然、身入化境的行状。这令人不由得想到前人描绘元四大家之一的黄公望游山创作的情态：“终日只在荒山乱石、丛木深篠中坐，意态忽忽，人不测其为何。”徐先生之行状于黄公望之情态前后相映，体现出先贤们对大自然的那种倾心迷醉的性情和境界。其时，寄情于山水的他们不再单是自然的观察者，而已融入到自然之中，与宇宙大化浑然一体，物我两忘。如此大痴，于今鲜矣。

    说到实地写生，人们往往就会想到清代画家石涛所言“搜尽奇峰打草稿”。现在想来，如果望文生义，仅把实地写生视作为之后的创作搜集素材，那就不免失之肤浅。其实，石涛讲“搜尽奇峰打草稿”，前后还有两句话，连起来是：“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这样看，实地写生、“搜尽奇峰打草稿”的过程，实质是山川与画家两相脱胎融合的过程，画家与山川神遇而迹化的过程，而非对山川形貌外在的简单摹写。论及实地写生，人们还会想到唐代画家张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画训。实地写生是外师造化的方式之一，但又不单是外师造化的手段，也是中得心源之必须。外师造化与中得心源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中得心源有时表现为通过实地写生，外师造化，长期积累，然后于一朝会心；而有些时候，两者是在实地写生中一并完成的。实地写生使画家与自然心物交融，这样而成的“草稿”、“纪游稿”，本身就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合二为一的艺术创作。并且因为这样的创作是画家与山川神遇而迹化的结晶，往往更能“气韵超妙为山灵传神”(俞剑华评徐培基写生画稿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