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发、银边眼镜，纤秀中略带强硬气质，美国听证会上出现了这样一张新鲜的中国面孔。

　　“我从中国远道而来，是为了证明这个案子对中国的重要性，并在这里表达中国轮胎业的意见。”8月7日，当中国橡胶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徐文英用略显生硬的英文开启陈词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里的100多名听众鸦雀无声。

　　这是中国输美轮胎特保案听证会现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要求对从中国进口的轮胎征收惩罚性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于8月7日就此举行听证会。

　　徐当天在华盛顿西北F街1724号楼的出现开创了一个纪录——这是中国工商界人士第一次在美国特保案听证会上出庭作证。在美国政府和国会，一年举行有关中国的听证会不计其数，但有中国人出席的少之又少。

　　徐文英拿起讲稿开始发言。她陈词时语调铿锵有力，回答提问也很坦诚。30分钟的发言让在场的美国观众记住了这位小个子的中国女性。

　　她的身后，是20家中国轮胎企业和20万中国产业工人。

　　“她咄咄逼人”

　　8月7日，美国政府五部门联席听证会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总部1楼的会议室举行。这是中国输美轮胎特保案的最后一场听证会，也是中方最后一次公开抗辩的机会。

　　9点30分，100多人将只有40张座椅的会议室挤得水泄不通，现场工作人员只好将部分观众转移到4楼收看视频直播。

　　听证会由美国贸易办公室中国办公室主任斯特拉福德(Tim Stratford)主持，贸易代表办公室、国务院、财政部、商务部和劳工部分别派出一名代表出席听证会并提问。

　　9点35分，特保案的原告方(美方)开始作证。首先发言的是美国钢铁工人协会代表，这是7名身形高大的美国人，他们紧紧围坐在约两米长的证人席前，轮番上阵，共做了60分钟的发言，比预定时间多了15分钟。

　　10点35分，中方代表开始作证。

　　徐文英是紧随工会代表之后上场的。与她同行的是中方委托律师司布纳(David Spooner)。尽管上阵人数不敌对方，但徐文英一开口，掷地有声的发言便一扫场内沉闷压抑的气氛。

　　她身穿一套白色套装和几乎崭新的白色矮跟皮鞋，面对两米外正襟危坐的7名“考官”，显得不卑不亢。

　　徐文英按照文稿宣读中方的四条观点。她认为，中国轮胎出口的增长不是美国轮胎工人失业的原因，而是结果。

　　“不是我们中国轮胎出口影响了美国轮胎工人的就业问题，而是全球经济下滑导致美国的一些轮胎企业关闭。”徐文英反复强调这一观点。

　　中国对美轮胎出口率已经在下降。ITC声称加收55%的关税会将中国对美轮胎出口减少40%-50%的水平，从而回到工会所要求的2005年水平。但是，徐文英称，事实是，如果加收55%的关税，中国轮胎将完全失去美国市场。

　　“如果这一特保案成立，中国有10万人将可能因此失业，而美国则有2.5万人要失业，加上轮胎销售、仓储、运输、装卸等环节，受影响的也将近10万人。”徐文英指出，这和奥巴马总统最为关心的增加美国就业岗位的初衷不符。

　　在目前经济萧条和失业率攀升的现在，如果提高中国轮胎的价格，只能使这些消费者推迟更换轮胎，从而增加高速公路上安全隐患。

　　这些陈词不是出现在一份文稿中，而是由多张新旧不一的稿纸组成，其中包括一张手写稿。

　　“这是我昨晚经过一晚思考之后，在听证会当天早晨临时添加的，”徐文英事后告诉本报记者，新添加的内容主要是论辩中国的轮胎出口增加不是导致美国工人失业的原因，还有中国的轮胎产能增加主要是给本国汽车工业快速发展作配套。

　　“我还是太紧张了”

　　在接下来的问答环节，徐文英在语言方面的困难开始暴露出来。当美国财政部代表米尔斯(Timothy Mills)代表审判席提出第一个问题时，徐文英发现自己不能完全听懂他的提问。徐只好请“考官”重复一次问题。最终，随同作证的中方委托律师司布纳代为回答了财政部的提问和此后的大部分提问。

　　中方的这一节听证会持续了30分钟，比钢铁工人协会的发言短了一半。

　　尽管如此，徐文英的表现仍然赢得了“考官”的赞赏。

　　在听证会的间隙，“考官”之一美国劳工部经济学家苏汉(Sue Hahn)在和本报记者谈到徐文英的表现时说：“我尊敬她，和她的所有中国同事。她听起来咄咄逼人，她对这件事情充满热情。”

　　也有美国人对徐文英的努力不为所动。ITC的一位前主席当天也在现场。当记者走上前询问其对徐文英发言的评价时，这位名叫柯普兰(Stephen Koplan)的律师首先指出对徐提到的中国鼓励合资轮胎公司产品出口的事实表示惊讶。柯普兰是一位民主党人士，曾在2000~2002年和2004~2006年担任ITC主席。

　　“我还是太紧张了，陈述做得还可以，但是回答得不够好。” 听证会结束后，徐文英略带遗憾地对本报记者说。

　　看得出徐是个率真的人。在听证会上听后面几场辩论时，当听到有证人持工会立场，批评中国时，她就在手头的证人名单上这个人的名字前面打个叉，并生气地对坐在周围的中国同事说：“这个人反对中国！”

　　经过5个小时，听证会结束。徐文英也完成了此次访美的主要任务。提上挎包，拿上矿泉水瓶，徐文英走向贸易代表办公室出口时说：“感觉心里比来的时候踏实一些了。”

　　这是她第一次来美国参与贸易纠纷的解决。

　　“没能抓住对方的死穴”

　　现年不到40岁的徐文英，在大学时就读的就是橡胶专业，1994年大学毕业后即进入橡胶行业，先是在原化工部的橡胶司供职，3年前加入中国橡胶工业协会。

　　特保案事件发生后，以徐文英为副团长的中国橡胶工业协会和多家中国轮胎制造商组成的民间游说团于8月3日紧急赴美，就该案进行抗辩和申诉。

　　由于认为原告方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与一些国会议员和政府高层关系密切，徐文英此行在白宫的政治人物身上下了不少工夫。她用三天时间先后拜会了美国商务部、劳工部、财政部、贸易代表办公室等部门。

　　“我们去(美国)商务部的时候，听我们讲完后，他们表示要慎重考虑。”徐文英事后告诉本报记者。

　　但在与美国核心政府部门会面后，她发现情况比原来预想的复杂。

　　“案子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徐文英告诉本报记者，“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人告诉我们，现在一半的人支持，一半的人反对。”

　　相持不下的复杂局面让徐文英倍感压力。直到8月6日深夜10点，她还在反复修改出席听证会所用的证词。

　　有观察人士注意到，中方对待听证会的思路与美方有差异。

　　密切关注本案进展的华盛顿资深贸易律师感到中方并未有力反驳美方。费尔德曼(Elliot Feldman)博士在看了中方在开庭前准备的陈词材料后指出：“中方没有抓住对方的死穴”。

　　他指出，一份好的证词，应该首先从法律上反驳，其次在政治上反驳，最次在经济上反驳。中方则过于侧重于从经济上证明中国的轮胎产能扩张不会威胁美国轮胎业，并且中国对美轮胎出口已经出现下降等。

　　而对于判定该特保案十分关键的一点——实施特保措施能否增加美国就业，徐文英没能重点质疑。

　　费尔德曼还对中方直接批评ITC的做法不以为然。

　　“攻击ITC是不明智的。ITC的大部分投赞成票的委员都是民主党人，而且其目前的主席阿拉诺夫(Shara L. Aranoff)出自国会参议院金融委员会，是一个彻底的民主党人。“在一个民主党的总统面前批评资深的同党并不可取。”费尔德曼说。

　　但中方似乎并不这样看。徐文英并不完全把这次听证会视作庭辩。“我们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向美方介绍中国轮胎企业的真实情况，对他们的认识做出修正。”徐文英告诉记者。

　　因为目的的不同，中方在听证会对“考官”们提出的问题，尽可能详细地做出解答。听证会变成了游说美国政府的延伸。

　　这与前一节中美国工会的做法有所不同。美国钢铁工人协会对“考官”提出的“实施贸易救济措施能否恢复美国轮胎工人就业”等提问没能给予详实解答。甚至对于目前美国有多少轮胎厂尚在生产经济型轮胎这样的基本问题，也未能给出准确数字。美方钢铁工人协会副总裁Tom Conway的解释是：“目前尚未确定经济型轮胎的范畴”。

　　学工科出身的徐文英，语言风格是“有一句说一句”，这种诚实沟通的态度赢得了部分美国内阁成员的肯定。苏汉出于公正办案的考虑，不能评价中方陈词的内容。但是她对前一天中国代表团与包括她在内的美国劳工部官员会面情况评价甚高：“他们做得不错，很好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未来更多的工作还将留给政治博弈来解决。“听证会是最后一阶段博弈的开始。”美国轮胎协会发言人斯坦格(Greg Stanko)在听证会前对记者表示。

　　“听证会是双方展示观点的平台，但真正的对决却是要依靠政治谈判来解决的。”中方代表团的人士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