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 列宁如何影响中国革命 陈毅与徐志摩展开笔战(图)

    1926年，陈毅与徐志摩，一个是年仅25岁、积极投身学生运动的革命者，一个是才30岁就誉满诗坛的著名诗人。对于中国将往何处去的问题，两人都是系念于心的。围绕着列宁对世界的意义，尤其是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他们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辩。

    徐志摩借题“谈革命”

    1926年1月，正在北京从事学生运动的陈毅，“为了使列宁纪念能在善于反宣传的《晨报》上吐露一点消息”，将自己在列宁学会的一篇讲话稿《纪念列宁》寄给当时主编《晨报副刊》的诗人徐志摩。

    陈毅的这篇文章是为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而作。它主要阐释了列宁对世界的意义，以及其对中国(尤其中国**)革命的影响。

    文章开头指出：“列宁于一九二四一月二十一日逝世，到了现在恰两周年，值得我们纪念。”“在这一年中的中国，国内的国民革命运动一天一天的高涨扩大，五卅运动的爆发，反奉战争的胜利，全国驱张要求国民政府的普遍，广东革命政府对内肃清反革命派、对外使香港成为荒岛，这些重要事件都是列宁主义在俄国得了胜利后所影响且为所促成。在这重要事件中尤其重要的是工农阶级表现了他的领导国内革命的力量，使一般敌人惊吓恐惧。而他自身更可称述的还在认识了他自己的党——中国**。所以他——工农阶级——得在中国**指导之下取得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中国**是什么？那就是他的领袖列宁生前所训练所指导的第三国际党的中国支部。这支部以列宁主义为武器，这一年间在中国从满洲里到广州使帝国主义损失。明白的说帝国主义进入中国八十多年到了现在——世界革命领袖列宁逝世的第二年——才受了大打击，至少丧失了一块久为他的殖民地的地盘。”

    从上述文字不难看出，陈毅这篇稿子的内容带有明显的时代痕迹，但对于列宁在中国的意义和作用，评价还是相当充分的，尤其在20世纪20年代，有这样清醒认识的人是不多的。

    徐志摩收到陈毅的这篇稿子，对其中的观点并不赞同。他立即给予回应，写出一篇长文《列宁忌日——谈革命》，发表在1924年1月21日的《晨报副刊》上。徐志摩的长文以陈毅的稿子为引子，说：“我这里收到陈毅曲秋(注：曲秋为陈毅笔名)先生寄来的一篇油印的讲话稿……”“陈先生的，是一个鲜明的列宁主义信徒的论调。他肯定(一)列宁主义，或第三国际主义，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唯一的希望，打倒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唯一的武器；(二)中国**是间接受列宁孵育的；(三)中国**是中国农工阶级的党；(四)国内国民革命运动是**，就是农工阶级，领袖指挥的；(五)因此，所有我们国民革命运动的成绩如上文列举的，直接是中国**的功劳，间接是俄国革命或列宁自身的灵感。”接着，针对陈毅的观点，徐志摩指出，中国社会需要的是“觉悟”，是“警醒”，而不是昏迷的“邪梦”。他用了西方的一句名言：“认识你自己”，认为“这是所有个人努力与民族努力唯一的最后的目标”。这就为他后面的话埋下伏笔：“但自从马克思的发现以来，最时行的意识论不再是个人，不再是民族，而是阶级了。”

    应该说，对于马克思的阶级分析观点，徐志摩是有所接触的，这从他后面的陈述可以看出来：“阶级，马克思说，是人类有历史以来到处看得见的现象；阶级，按他说，往往分成压迫的被压迫的两种，这俩永远在一种战争的状态，有形或是无形。”既然是处在“战争的状态”，那么“革命”就逻辑地成为必然。而这，恰恰是徐志摩不能接受的：“革命，至少它的第一步工程，当然是牺牲……”

    基于此，徐志摩指出：“我个人是怀疑马克思阶级说的绝对性的。”“至于中国，我想谁都不会否认，阶级的绝对性更说不上了……纯粹经济性的阶级分野就更看不见了——至少目前还没有。”

    对于列宁，徐志摩虽承认“他的伟大，有如耶稣的伟大，是不容否认的……他的精神竟可说弥漫在宇宙间，至少在百年内是决不会消散的。”但却表态说：“我却不希望他的主义传布。我怕他。”因为“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徐志摩几乎与当时西方世界对列宁的判断一个腔调：“他是一个理想的党魁，有思想，有手段，有决断。他是一个制警句编口号的圣手；他的话里有魔力。这就是他的危险性。”在徐志摩看来，列宁主义也不见得就是适合中国的良药：“他的决不是万应散。在政治学上就根本没有万应散这种东西。过分相信政治学的危险，不比过分相信的宗教的危险小。”

    徐志摩在文章最后以教导的口吻指出：“青年人，不要轻易讴歌俄国革命，要知道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最惨刻苦痛的一件事实……这不是闹着玩的事情，不比趁热闹弄弄水弄弄火捣些小乱子是不在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