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徐祥临：富裕起来后的财富分配问题研究

    【关键词】科学发展  贫富差距  共同富裕

    前不久，中共中央党校宋福范教授发表了《邓小平晚年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反思》一文，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篇文章提示我们：晚年的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发展起来后存在的问题“不比不发展起来时少”，尤其要关注“富裕起来后财富怎么分配”。本文拟围绕财富分配问题再多说几句。

    按照邓小平的设计，20世纪末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避免两极分化”

    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指出：“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贫富差距”，“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页）。2000年，我国如期达到小康水平，按照人均GDP来衡量，超过了原来设定的800美元的目标，为856美元。但从总体上评价，“低水平、不全面”，主要表现为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这是我国贫富差距的主要内容。按照邓小平的设想，进入21世纪，就应着手解决贫富差距扩大问题。

    21世纪已经过去将近10个年头，严峻的现实是贫富差距并没有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2.79：1扩大到2008年的3.31：1，世界公认的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也达到了0.45以上。

    那么，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会不会导致邓小平担心的问题呢？现实告诉我们，重视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并非杞人忧天。从经济方面看，穷人消费能力低下导致内需严重不足，国民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不能直接增加社会福祉的外贸和投资，大大降低了我国抗击国际金融危机的能力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后劲；从社会方面看，局部地区涉及面很大的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参与者集中于收入水平低下的社会阶层。种种迹象表明，共同富裕作为邓小平理论提出的“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正在受到普通劳动群众的怀疑。这也正是邓小平晚年反思发展道路时最担心的问题。用马克思唯物史观考察当今中国之现实，就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否认这一点。

    我们要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新”的基本内涵就应该是缩小贫富差距，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如果在实现全面小康的过程中，贫富差距拉得更大，既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也将从根本上偏离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初衷。**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深刻认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这是振聋发聩的警示，值得全党深思。

    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既要坚持市场经济理论，又要破除教条主义

    晚年的邓小平明确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富裕起来，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们党一贯重视缩小贫富差距问题。

    那么，贫富差距问题为什么没有解决好呢？改革开放历经30年后，**总书记指出：“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且至今没有缩小，正是教条主义束缚了我们思路和手脚。

    改革开放后，我们抛弃了来自于苏联的僵化的计划经济理论，引进了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新的科学根据。正是市场经济理论，我国的经济运行才充满活力。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如同当年从苏联引进的理论被一些革命者教条化一样，从西方引进的市场经济理论也被一些改革者教条化了，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把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说成是符合所谓“倒U型”曲线的必然现象。所谓“倒U型”曲线是1969年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提出来的，他通过研究英美等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发现，随着人均GDP的增长，贫富差距存在着“扩大—稳定—缩小”的现象。本来，这只是一条经验性论断，而非经过严格论证的科学结论，而且，库兹涅茨本人在研究各国经济增长时，也发现了日本、韩国等东亚地区工业化国家的经验不同于其他发达国家。但在我国的经济学界却把这一论断当作教条，认为我国正处在人均GDP从几百美元到几千美元的发展阶段上，贫富差距扩大是必然的；相反，对于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在经过的同一阶段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均等、基尼系数保持在财富分配公平范围之内的经验视而不见。在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能够缩小贫富差距的政策或制定不出来，或执行不了。

    破除教条主义，就不要被教条主义者的傲慢与偏见所吓倒。毛泽东曾讽刺教条主义者是“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涧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当今的市场经济理论教条主义者，面对贫富差距拉大过程中利益受损的穷人，同样表现出傲慢与偏见：他们把穷人受穷归咎于自身素质差，竞争能力弱。但是，他们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占穷人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与世界其他国家同行相比，专业素质大大高于平均水平。因为，中国农民用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40%不到的耕地资源、25%左右的水资源，为中国生产出了达到世界人均水平的农产品。可以这样说，以占用资源与提供产出为标准进行衡量，中国没有哪个阶层在世界同行面前能够与中国农民相提并论。显然，现阶段贫富差距拉大，既不是因为穷人应该受穷，也不是因为提供不了改善穷人生活所需要的财富，而是教条主义扼杀了科学分配财富的理论与政策。

    社会精英阶层应自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顺应人民新期待，放弃非分利益

    **总书记指出：“我们要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人民新期待，……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这样的奋斗目标，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发展观的精髓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共享”就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共同富裕”。但是，在改革开放形成竞争机制的时代，在发展成果分配方面起主导作用的是社会精英阶层。近十几年来，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已经超出了利用正常的竞争机制打破计划经济大锅饭的范围，根本原因是社会精英阶层教条主义地接受市场经济理论中的“经济人”概念，赤裸裸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一些党政官员以权换钱，一些知识分子以学换钱，一些经营能人巧取豪夺。当前社会矛盾呈多发态势，并不是因为广大普通劳动群众忍受不了贫穷，而是社会精英们把精力放在蝇营苟苟的个人私利上，直接侵害了广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使本该和谐的社会关系出现了令人痛心的裂痕。面对为中国30年的辉煌发展作出了决定性贡献的广大普通劳动群众，每个社会精英分子都应该反躬自问：自身自家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已经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同行，今后应该为那些还仅仅处于温饱水平的同胞实实在在地做点什么？因此，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看社会精英阶层能否“顺应人民的新期待”。作为党政官员必须清正廉洁，不仅贪污受贿要受到严惩，公款报销机制造成的职务性消费名义下的职务性侵占行为必须停止；作为代表社会良知与正义的知识分子，要履行好知识传承和创造的社会责任，杜绝浮躁和虚伪，耐得住寂寞，洒脱超然；作为经济发展组织者和经营风险承担者的工商英才，率先致富，众望所归，但必须依法经营，照章纳税，关爱员工，回报社会。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实现共同富裕，必然表现为普通劳动者获得更多的利益，为此，必须在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原则下进行利益格局的调整。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精英阶层失去应得利益，只是放弃非分利益，将所得限制在公正范围之内。从长远看，形成发展成果共享的利益格局，不仅有利于广大普通劳动者，也有利于社会精英阶层。因为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只有让广大劳动者分享发展成果，他们中间蕴藏着的创造财富的源泉才能充分涌流。因此，精英阶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除了用制度约束自身的非分利益，更要在形成充分体现各方利益诉求的体制政策上下功夫，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比如，在宏观上科学处理内需与外贸的关系，以内需为主拉动经济增长，体现在微观上，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让普通劳动者拥有越来越强的购买力，这不仅会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也有利于企业在销售中实现更多的利润；在宏观上通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科学处理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体现在微观上，就要让农民生产经营农产品的各种要素报酬不能低于非农产业，尤其要做到农民生产粮食的劳动报酬，不能低于在富人家洗衣做饭，在城市栽花种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