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召开时，中国经济强烈地感受到了国际金融危机风暴的冲击。四中全会召开时，中国经济的复苏迹象已十分明显，其他主要经济体也出现了生机。一年来的形势发展，导致了两个变化。一是在国际合作方面，在G20华盛顿峰会和伦敦峰会上体现出来的合作愿望和改革意识变得淡漠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强力抬头和IMF改革的无所作为就证明了这一点；二是在国内政策方面，争议和谣言重新成为市场上空的幽灵，不时地考验着市场的信心。从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千方百计扩大消费、抗击经济衰退的那股气势似乎也在削减。

从心理的层面讲，这几乎是一种正常现象。一旦人们觉得危险远去，抱团取暖的需求也就消失。然而问题是，是不是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候：经济形势已经好转到可以让人们稍许懈怠，并且不会因为这种懈怠遭受惩罚。

　　对于现在的经济形势，西方媒体创造了一个词“绿芽”（green shoots）。意即看到了希望的绿色，但还远不到忘乎所以的时候。这个词被**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采用并作了阐释。**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并没有减弱，短期内也很难消除，经济复苏的绿芽需要阳光、雨露，需要细心爱护。”这一充满忧患意识的表达，准确反映了决策层的一种担心。

　　有许多现象影响着经济绿芽的生长。一方面，第三次G20峰会召开前的财长会，大部分精力集中到了限制银行高管薪酬等具体事项上，战略层级的国际合作几乎没人认真谈及。这使人们怀疑即将召开的匹兹堡峰会是否会开得三心二意。与此同时，贸易保护战的硝烟开始蔓延。如果说中美轮胎特保案令国人颇感意外的话，其实看一看之前美国与欧洲对于空客补贴的争吵就知道，这场战争如果控制不好将是全面性的，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可能深陷其中。另一方面，国内经济增长的动能也有不足之象。今年前7个月，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了惊人的88%左右，是过去10年43%均值的两倍。天量投资拉动GDP增长大约6个多百分点。而消费——主要是少数群体的消费只拉动GDP增长约3.8个百分点。谁都知道投资拉动的不可持续性——这也是人们对8月信贷数据反复猜测的心理原因——但很显然，消费看起来接不过拉动经济增长的重任。而严重的是，由于进出口同比下降22%，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41%，下拉GDP增长3个百分点。随着中国主要贸易伙伴贸易保护冲动的增强，出口环境短期内改善的希望基本为零。即使是成绩不俗的投资领域，结构性问题也显而易见：比如，国企占据了超过70%的资金和生产资源，但对产业升级和就业率的贡献率低得超乎人们想象，事实上我们可以用产业降级形容一些国企的表现——新一轮的“地王”神话中，处处可见他们的导演身影——典型的不务正业。

　　金融危机既显示了应对危机的能力，也使原有的结构性问题暴露得更加明显。如果仅仅满足于保8目标，那些影响经济长久健康发展的问题就会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这正是现在有所表现的倾向。国企和民企的资源配置失衡、落后产业与新型产业的资源配置失衡、少数人与多数人的资源配置失衡，是当前最大的挑战。如果政策资源不能对此有所平衡，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就无法有效释放，中国经济受制于外部环境的情况就不能改善。但是，在地方政府的思维惯性、部门利益的片面考量、个别强势产业的权重过大等一系列综合因素的作用下，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的步伐迟迟迈不开。从根本上说，调结构和扩内需意味着权力和财富的重新分配。难度在于，这种改革不能以原有规模基础上加减的方式进行，而只能以增量改革的方式进行才有望平稳和成功。尽管在这一进程中充满了不可知的变数，但却是必须跨出的一步。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每五年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都有一次全会专题研究党建。十四届四中全会以来，每一届四中全会都以党建为主要议题。但是，国际金融危机一周年之际召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必然将经济议题作为重要议题。如何找到调整经济结构和扩大内需的新切入点，即如何在权力和财富的重新分配上找到突破口，是人们寄望于此次全会的一个重要方面。

　　实际上，这个命题也是中国改革的长期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