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 音容宛在 风范长存——深切怀念革命伴侣徐一志同志

徐一志同志离我而去已近一载，他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似乎总在同我说话，向我倾诉些什么。我们相濡以沫一辈子，同甘共苦、休戚与共，在他工作顺利时，我们分享欢乐，当他遭遇坎坷时，我们相互安慰。最令人难以忘却的是，徐一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曾以“走资派”的罪名被“造反派”日夜批斗，他身心俱疲，首先想到的却是我。他对我说：“今后再出来工作怕也难了，咱俩分手吧，不要连累了你。”我坚信他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不能背叛他。我斩钉截铁地回答：“你没有了工作，我去当保姆。我永远支持你！”往事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我想简要地梳理一下他的过去、他的为人，以缅怀他革命的一生，也勉励我度过今后的日子。

寄人篱下的苦难童年

徐一志出生在山西省晋城县（今泽州县）炼青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3岁丧母，父亲在外谋生，曾因被人告发为地下党员而被捕。徐一志被寄养在叔父家中，婶婶是一位善良的家庭妇女，对徐一志比较爱护，但叔父是一个性情粗暴的庄稼汉，经常打骂他。徐一志小小年纪就背负起生活的重担，种地、驮煤等重体力活都压在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身上，稍不留神，就要遭到叔父的殴打。徐一志回忆道，有一天夜间，黄鼠狼到叔父家的鸡窝找食，鸡大叫。正在睡梦中的徐一志被叔父一脚踢到炕下，摔得鼻青脸肿。徐一志急忙跑到鸡窝赶走了黄鼠狼，幸好黄鼠狼还没来得及咬死鸡，他才免遭一顿毒打。

从牺盟会到抗大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年仅17岁的徐一志经人介绍参加了我党领导下的群众性抗日救亡组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发动和组织民众抗日。1938年，经牺盟会推荐，徐一志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成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在抗大学习期间，由于徐一志吃苦耐劳，带头完成任务，在进入抗大学习的3个月后，他光荣加入了中国**。而后他历任班长、党支部书记，课余时间主动搞民运工作，动员群众完成**、八路军交付的各项任务。徐一志从抗大毕业时，学校授予他模范**员称号。

在抗大学习期间，徐一志有机会经常聆听中央首长讲课。记得他曾和我说起，有一次毛泽东主席亲自出席在抗大召开的“拥蒋反汪大会”。毛主席幽默地说，我们对蒋介石既团结又斗争，就像赶毛驴上山，要牵着它往上走，毛驴要是不走了，就用鞭子打它几下屁股就行了；对汪精卫这帮家伙，只能坚决斗争。我们中华儿女决不当亡国奴！徐一志在抗大这座革命熔炉里锻炼成长，学习革命理论，坚定了理想信念。与此同时，受南泥湾精神熏陶，他还学会了耕地、打草鞋。抗大毕业后，徐一志被分配到豫北八路军工作团任副团长。

政法战线排头兵

1949年8月，徐一志被调进北京，在中央司法部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沈钧儒先生任院长的中国新法学研究院、彭真同志任校长的中央政法干校工作，从事全国中、高级政法干部培训工作。他主讲苏联《刑法》，历任教学辅导室主任、司法干部轮训班主任。后来，徐一志受命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先后任法律系副主任、主任。他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在主讲苏联《刑法》时，他把革命老区司法实践经验与新法规相结合，再对照苏联《刑法》，以生动有趣的案例来说法，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期间，徐一志和同事们忠实践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才兼备、又红又专人才的教育方针，培养了一批全国政法战线上的中、高级领导干部。

科技战线新使命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停办。徐一志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历任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发育生物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1975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织负责人的胡耀邦同志召集中科院各所负责人开会，对科学院工作进行整顿。他要求搞好安定团结，发展各部门的业务，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胡耀邦同志说：“今后25年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赌了咒、发了誓的。科研业务搞不上去，不仅是犯错误，而且是犯罪！”当时，徐一志所在的研究所同兄弟所一样，有许多著名科学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科研人员被诬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有些人被迫害致死；从海外归来的进步人士、科学家的人事档案里，被塞进了在“极左”路线干扰下的各种捕风捉影、似是而非的鉴定和检举材料。记得徐一志有一天下班回家后感慨地说：“‘极左’路线害死人！为了忠实贯彻邓小平、胡耀邦同志的指示精神，我豁出老命也要执行甄别政策，不怕有人给我扣帽子、穿小鞋。”他亲自带领人事干部清理档案，并有针对性地培养符合入党条件的科技人员加入党组织。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著名科学家童第周就是在这个时期兴高采烈地加入中国**的。

徐一志经常提到胡耀邦同志提出的要关心和解决科研人员生活困难的指示精神。这个被大家誉为“五子登科”（票子、房子、妻子、孩子、火炉子）的指示精神，极大地激发了科研人员的工作热情，果真把“搞业务的旋风刮起来了”。

每当徐一志从中科院院部开会回来，就忙着整理密密麻麻的笔记。其中有一条极为重要的精神，就是不仅要团结院内、国内的科学家，还要广泛争取海外华侨和爱国科学家为祖国建设服务。徐一志在率团访问日本时，积极开展中日科技交流，千方百计争取日本科技界进步人士的支持。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牛满江教授会见他时，语重心长地说：“您是我的良师益友，尽管您不是生物学内行人。”

人生难得老来忙

离休以后，徐一志觉得自己还有能力为祖国建设做贡献。他的座右铭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说自己曾经是政法战线上的老兵，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还可以在这一领域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于是，他在离休以后的15年间做了3件事情，前两件事情与政法工作密切相关。

第一件事情是成立了北京求实律师事务所。他白手起家，起早贪黑地工作，经济上主要还是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垫付。好在有一批政法界老前辈襄助，譬如张友渔、陶希晋等政法界知名人士，担任了律师事务所的顾问。创所15年来，求实律师事务所的业务由简到繁，律师由3人发展到69人，培养了青年律师20多人。徐一志说，“求实”就是“求是”，他要求律师们秉公执法，廉洁自律，热情服务。后来，他和同事们又创办了4家律师事务所，经办各类案件8000多件，为国家、当事人及顾问单位挽回或避免经济损失近10亿元。社会上好评如潮，感谢信、锦旗纷至沓来，徐一志从中获得了极大的精神鼓励。

第二件事是在彭真同志的倡导下，参与筹备中国老年法律工作者协会。在筹建过程中，徐一志任秘书长，做了许多具体工作，凭借他在政法界的人气，工作还算顺利。其后，他又被选为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那些岁月他非常忙碌，马不停蹄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中央及一些省级政法部门的支持下，他们还建立了部分省级协会组织，组织编写了一套提高政法战线队伍素质的丛书。为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徐一志积极收集国内外有关资料，四易其稿，撰写了一部民间的老年**益保障法草案，供有关部门立法时参考。

徐一志没有辜负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期望，他创办的求实律师事务所被国家司法部评为先进集体，1993年他被评为全国老有所为先进个人。

第三件事是为家乡父老办好事。徐一志是苦孩子出身，难忘家乡父老恩情。家乡有人来北京求他办事，他总要想方设法帮助解决。要想富先修路，这是山区群众的共识。徐一志向有关部门领导汇报，希望他们能够关注革命老区人民的实际困难。晋焦公路竣工的喜讯传来，徐一志像孩子一样，半夜起来兴奋地写打油诗，边写边念给我听：

晋焦公路人民修，陡坡让路山低头。

两乡老少齐上阵，攻克难关何所愁。

万人奋战创奇迹，子孙后代乐悠悠。

党的光辉心头照，青山绿水万古流。

徐一志的家乡祖祖辈辈点的是油灯，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他的家乡终于架设起电线。从油灯到电灯，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徐一志大喜过望，一下班就催促我草拟一封祝贺信，传真到他的家乡。他还赋诗一首：

穷乡僻壤荒石岩，祖辈油灯伴愁眠。

奈何无情天亦老，更鼓声声幻梦牵。

公办民助八方援，长虹横跨彩云端。

马达声声人欢笑，电光照亮群山间。

弥留之际眷恋党

徐一志患的是肝癌，病魔早就在折磨着他，经常呕吐发烧，有时两三天吃不下一口饭。可是，他总是安慰我说：“不要紧，没啥大病。”他双腿发软，走路很吃力，却从不用拐杖，硬撑着身体忙着工作。他最爱和我说的两句话是“最喜夕阳无限美，人生难得老来忙”。后来，徐一志被确诊为肝癌晚期，我不忍告诉他真相，只说有肝硬化症状。他多少有些疑虑，见我掩面而泣，反过来安慰我：“别多心，大不了多住几天医院。”徐一志住院期间，领导和同志们经常前来探望，有时甚至在病房外走廊里排队等候。考虑到病人身体太差，护士不得不劝告大家尽量少来。徐一志弥留之际，吃力地嘱咐围站在床边的儿女们：“别难过，谁都有这一天。要紧的是你们要努力工作，听党的话……”后来就再没有声音。全家号啕痛哭起来，这是我断肠的一刻……

一志啊，当我含泪忆起一桩桩一件件永难忘却的往事时，你就好像站在我身后，含笑注视着我写的每一个字。你人虽走了，身影却永远留在我和孩子们的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