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从徐宝璜《新闻学》看五四时期的新闻立学

徐卫 · 发表于 2009-12-17 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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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诞生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新闻学，是以徐宝璜的《新闻学》出版为发轫的。《新闻学》作为中国国人撰写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在中国新闻学立学的过程中扮演着开先河、启来者的重要角色。本文以该书为代表，采用内容分析和文献综述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五四时期中国新闻学立学的社会环境和时代特色。

　　关键词：《新闻学》，徐宝璜，五四时期，中国新闻学

　　适逢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中国新闻学也迎来了九十华诞，徐宝璜的《新闻学》作为中国现代新闻学研究的开山之作，在九十年后的今天仍然闪烁着思想的熠熠光芒。历史的年轮碾过九十载年华，今日的中国新闻学已然遍地开花、璀璨斑斓，学科延伸交叉，命题细化提炼。今日之蓬勃，离不开昨日之探索和开创，九十年前面世的《新闻学》，为那个动荡飘摇、星火燎原的热血时代点亮了一盏明灯，也为中国新闻学研究的专业化铺就通途。

　　一、“内外兼修”促成中国新闻立学：

　　（一）内部条件：

　　第一，“变”——中国社会的转型

　　社会革新是新闻事业获得发展的现实土壤，也是新闻学衍生的核心背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正在重重叠加的社会矛盾中，经历一场纠葛而漫长的时代蜕变。1895年，康梁率千名举人公车上书，点燃“君主立宪”的星火，却草草将“新政”止步百日。随后，摧枯拉朽的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封建帝制，却也在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残存威胁下，让出胜利果实。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夹带着复辟阴谋、军阀斗争、帝国侵略和思想冲突，使中国社会的转型阵痛而艰难。

　　中国，路在何方？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迪下，开始思考。他们摆脱了传统观念束缚、感受到了西方文化刺激，开始有了自由选择和个体责任意识。，日渐成熟的中国思想者，开始冲破中国古老学术的大一统和一元化，在民主科学、兼容并蓄的精神感召下，“培国家之大本，立学术之宏论”。

　　第二，“术”——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纷繁角力的政治势力并未湮灭中国新闻事业的旺盛生命，大量涌现的新思潮刊物带来了数量激增的“访员”和“阅者”，也扩大了媒体的舆论先导功能。“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在报界的反复强调下，成为了社会文明的一部分，“舆论大放异彩，学潮弥漫全国”[1] 。

　　然而，新闻事业的大发展并不意味诟病的消失，袁世凯死后，封建军阀和官僚统治依旧肆虐，腐败堕落的陋习在新闻界中暗流涌动。部分报人以公谋私，投靠强权，无视报刊公正，借“新闻政策”之名对他人进行造谣和攻击，以“有闻必录”为幌登载不实新闻，社论空洞，副刊低俗，“香艳诗词，诲淫小说，某某之风流案，某某之秘史，反日日登载……”[2]以徐宝璜为首的新闻学者不禁叹惋：“吾国之报纸，现多徘徊歧路”[3]。

　　第三，“学”——新闻思想的沉淀

　　面对列强宰割、国势衰颓的社会现实，林则徐、魏源、王韬、郑观应、梁启超等人先进国人，主张通过办报来宣传政治主张，促进社会变革。在他们的新闻实践和思考中，以“报纸及新闻的社会功能”为核心的中国新闻思想开始萌芽，出现了“教师之师”、“社会之公共教科书”、“去塞求通”、“耳目喉舌”、“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等经典论说。而对于“新闻自由”，早期新闻思想者也有了初步考量，他们提倡“新报指陈时事，无所忌讳”[4]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一切自由之保障”[5]等。此外，新闻业务也纳入了反思范畴，如：梁启超对新闻从业人员素质提出的“五本”、“八德”，黄远生的“四能”等。正是这一系列熠熠生辉的思想，为五四时期中国新闻学的真正创立埋下了伏笔，预留了先机。

　　第四，“育”——新闻教育的起步

　　中国新闻教育滥觞于民国初年，先有于右任、汪瘦岑等人发起的全国报馆俱进会宣布将设新闻学校，后有全国报界联合会设立新闻大学，虽说后来，这些新闻教育计划并未得以践行，但新闻教育意识已在中国逐渐萌生。

　　1918年10月14日，“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标志着中国第一个新闻学术研究团体的诞生和中国大学新闻教育的实现，是“报业教育之发端”[6]，随后出版的《新闻周刊》，也作为中国第一份新闻学刊物载入史册。新闻学研究会在教学上强调新闻理论与中国报界实际相结合，提倡讲授与研究讨论、课堂活动与实践参观相结合，是中国新闻教育的拓荒性实践[7]，为报界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

　　（二）外部条件：

　　第一，西方新闻“术”、“学”并进

　　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发达国家的报刊不同程度的经历了“早期报刊—政党报刊—商业性报刊”[8]的发展历程，走入了自由资本主义报业的垄断阶段。商业化、廉价化、大众化进而垄断化的西方报业史，为西方新闻事业的发展和现代新闻学说的创建提供了条件。

　　其早期的新闻学研究以日本松本君平的《新闻学》和美国休曼的《实用新闻学》为代表。两书都开本国新闻学研究之先河，反映了西方报业的实用经验和专业知识，详尽介绍了报纸功能、采访技巧、新闻格式、广告运营等，为中国新闻研究的展开提供了参照标准和思路[9]。

　　第二，西方新闻思潮传入中国

　　西学的翻译和引进，使西方的新闻思潮得以流入中国并影响渐广：率先涌入中国的是报刊自由主义思潮，该思潮强调“意见的自由市场”和“自我修正”，主张多种事实的自由提供和多种观点的公开辩驳。自由主义思潮的引入，深化了中国报人的媒体认知，开始主动的公开表达、自由辩论；随后，新闻实用主义思潮开始影响中国，这种崇尚效用的社会思想，提倡“报人以盈利为最高宗旨，公众以精神消遣和感官快感为唯一追求”，在这一思潮的引领下，中国资产阶级大报走上以赢利为目的的大众化路线，而资产阶级小报则以内幕新闻、名人轶事、言情小说等促进发行[10]；随着对自由主义理论的长期探索和反思，社会责任新闻思潮得以入主中国，它提倡自由的新闻界也应以负责任的方式行使权利和履行职责，在一定程度上提醒并修正了中国的新闻实践，使报人逐渐认识到新闻自由的相对性和报纸特殊的公共职能。

　　二、“破天荒”的《新闻学》

　　作为我国第一本由国人自著的新闻学专著，徐宝璜的《新闻学》在中国新闻学的立学途中，起到了马首之效。该书由十四章组成，共约六万字，对新闻的定义、新闻的价值、报纸的性质、报纸的职能、采访编辑、组织发行等内容都进行了系统论述，无论从理论到实践，还是从业务到经营，该书都自成体系、言之有物，实在无愧于蔡元培“破天荒之作”的评价。

　　（一）新闻学的学科定位

　　徐宝璜认同了蔡元培“凡事先有术而后有学”[11]的观点，将历史短暂的新闻学定位于“尚在青春期耳”，“名新闻学，亦名新闻纸学”，并给新闻学下了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得一正当解决之学也”，此定义“虽稍嫌笼统，然终较胜于无”。

　　此外，徐宝璜还将新闻纸所属问题分为编辑、组织、经营三部分，并详细列出各部分包括的重要问题，如“编辑方面”有“新闻纸之职务”、“新闻为何物，其价值如何决定？”、“新闻于何处求之乎？应如何求之乎？”、“新闻应如何报告于阅者乎？”、“新闻题目应如何构造乎？”、“社论应如何编辑乎？”等，并强调“斯学之非常重要”，国民“几无不看新闻纸者”，新闻纸的“势力驾乎学校教员、教堂牧师之上，实为社会教育最有力之机关”。

徐卫 · 发表于 2009-12-17 08:24

　（二）新闻理论

　　徐宝璜对新闻学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闻学》的第二至五章，并散见于第六章一、十三、十四节，分别为“新闻纸之职务”、“新闻之定义”、“新闻之精采”、“新闻之价值”、“新闻之分类”、“访员应守之金科玉律”、“访员之资格”。对于报纸的职能，徐宝璜提出了六点，“为供给新闻，代表舆论，创造舆论，输灌知识，提供道德，及振兴商业。”在这一界定中，徐宝璜将“新闻”放在首位，表现出五四时期报人“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观，和对真实、完整、丰富新闻的崇尚。而对于舆论的清醒认识又是徐宝璜的创新之处，他认为，报纸是国民喉舌，应主动感知民众舆论，“言其所欲言而又不善言者，言其所欲言而又不敢言者”。此外，徐宝璜还开我国新闻定义之先河，提出“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表现出他既强调新闻的事实本位，又重视受众的基本态度。而在谈及“新闻之精采”和“新闻之价值”时，徐宝璜也有了现代新闻学的类似论述，出现了显著性、重要性、接近性、趣味性的影子。另外，他还对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和素养提出了要求，即“切勿视谣言为事实”、“不可受贿，为他人隐藏”、“敏捷，勤勉，正确，知人性，有强健之记忆力，有至广或至深之知识”等。

　　（三）新闻业务

　　《新闻学》一书，有很大篇幅用于讲述新闻业务，主要集中在第六至九章。对于新闻的采集，徐宝璜形象阐释了“日常探访”和“特别探访”的具体方法以及“新闻之来源”的合理运用。而在“新闻之编辑”一章中，徐宝璜则提倡格式规范、段落清晰、标点突出、详略得到的新编辑法，将编辑的根本要义归于“翔实”、“明了”、“简单”和“材料适当之安排”，并明确指出“新闻之格式，乃分新闻为撮要与详记二部”，撮要应“首述精采，次简单答复数问题”“即何事？何地？何时？何人？为何？及如何？”，详记则“视新闻价值之高低定之”，他所说的“撮要”与“详记”即现在新闻的导语和正文。对于新闻的标题，徐宝璜也专辟一章说明，在这一章中，他以大量实例为依托，总结了新闻题目“便利阅者”、“引人注意”的作用，并进一步将新闻标题分为“寻常题目与特别题目”两类，其中寻常题目又可分为三种，即“正题、附题及分题”，这一分法与现代新闻标题的分类大有相似之处。此外，徐宝璜还着重阐述了“新闻纸之社论”，认为社论应“以新闻为材料”、“有透辟之批评”、“用简明之文字”、“抱正大之宗旨”，从而“正当发表对于时事之意见以代表舆论或创造舆论”。
（四）新闻业经营管理

　　新闻业的经营与管理是徐宝璜《新闻学》中的又一重要内容，具体表现在第十章和第十一章，是徐宝璜对报业运营方式和新闻商品特性的基本认识。他在中西比较的基础上，详细介绍了欧美大新闻社的组织情况和设备情况，通过介绍其“编辑部”、“营业部”及“印刷部”、“审理部”和相关设备，给中国新闻社的管理提供可鉴之方。此外，徐宝璜还特别重视广告，认为广告能实现报纸的在经济上，进而在言论上的独立性，是推广报纸销售、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武器。

　　三、《新闻学》的立学特色：

　　（一）中西交汇且以“中”为本：

　　“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成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从《新闻学》的自序原文可以看出，参考西方新闻典籍并总结中国现实经验，是中国新闻学的的初创之源。

　　从历史上看，中国本没有新闻学，但自五四时期始，“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日益充实起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读者们渐渐打开了国际视野，开始对创立一个能促进新闻业务科学化、规范化发展的现代新闻学科提出了要求。针对这一需求，中国早期新闻学者迅速反应，克服“新闻纸之滥觞既迟”的薄弱现实，将国外的现代新闻思想与中国报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学科定位、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和新闻经营等方面论述明晰、自成体系。因此，绝不能将中国新闻学的创立单纯的视为“西化”，而应看到，这是一种依托中国现实土壤的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是总结“我国新闻界之经验”从而“归纳之而印证学理”的创造性探索，是中西两种文化的渐进交流和影响[12]。

　

徐卫 · 发表于 2009-12-17 08:25

（二）树立了中国新闻学研究范式：

　　《新闻学》作为中国最早的现代新闻学经典，对中国新闻学研究范式的催化和固化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13]。它脱胎于清末的启蒙新闻学，对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核心命题、体系架构和文本形式等作出了最早注解，为后世的新闻学研究提供了宝贵指导。

　　首先，《新闻学》阐释了新闻学科的核心命题，如新闻的定义、新闻学性质、新闻价值等，具有一门学科的概论或通论性质。对这些命题的论述，一方面确定了新闻学的核心术语，勾勒出新闻学研究的范围和式样，另一方面，也为进一步的新闻学研究留出空间和可能性。

　　其次，《新闻学》为中国新闻学的研究架构出了理论与业务相联的研究体系。该书将理论新闻学和应用新闻学相融相通，先介绍原理，后分析实务，把学术研究归总到报业实践之中，在实际的互动和操作中阐发新闻学术思想。这种将基本理论与新闻业务介绍融为一体的研究架构，对近代中国新闻学的研究影响深远，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30年代黄天鹏的《新闻学概论》与《新闻学入门》、曹用先的《新闻学》，40年代萨空了的《科学的新闻学概论》、恽逸群的《新闻学讲话》等无一不以此为纲。

　　再次，《新闻学》显示出了用语严谨、条理清晰、逻辑明确的现代性学术语言风范。从全书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徐宝璜的论述较梁启超等启蒙新闻学家而言，更为周密、平和，他摆脱了早期学者形象生动、情感丰富、零散顿悟式的表达方式，开始采用准确、精密的概括性语言，以不带感情色彩的专业术语，勾勒出清晰系统的篇章结构。

　　（三）萌发了新闻专业化主张：

　　专业化主张是《新闻学》的又一特色所在，徐宝璜将新闻学的专业学理思想与行业实践相联系，提出了新闻本位、尊重“阅者”、反思现实、改革报业等专业化主张，体现了新闻学立学初期，学者由“学”辅“术”的现实期盼。

　　首先，重“事实”，主张新闻事实是新闻学的本位。《新闻学》中，“供给新闻”被列为新闻纸职务之首，体现了徐宝璜在那个报业与国事交织的年代，提倡以新闻为本，远离政治漩涡的理智和勇气。为了倚重“事实”，徐宝璜详细阐述了“访者”所必备的职业素养和道德，要求记者以“供真正新闻”为天职，客观、公正，不受利益驱使。

　　其次，重“阅者”，强调报纸的公共服务功能和舆论引导功能。《新闻学》中，徐宝璜多次强调了“阅者”的重要地位，要求报纸能从“阅者”的角度选择新闻，重视“阅者”的兴趣所在，报“阅者”所关注的事实。同时，徐宝璜也看到了受众的巨大力量，他主张报纸重视舆论引导，既创造舆论，又代表舆论，为中国传统舆论研究向现代专业化舆论学研究的转型提供了条件。

　　再次，重“革新”，主张根据社会需求规范新闻事业。徐宝璜详叙了多项具体新闻业务实践，并将西方报业的先进机制和中国报业的现实弊端进行对比。在新闻写作方面，他批评了二次革命后报刊评论空洞无物的现象，强调应“以新闻为材料”、“有透辟之批评”、“用简明之文字”及“抱正大之宗旨”；而在新闻编辑方面，徐宝璜重点抨击了报社以“新闻政策”为名攻击他人的做法，明确提出应将新闻与言论、事实与意见分开；此外，对于新闻业的经营管理，徐宝璜看到了新闻生产的商品化走势，号召中国各报重视经营，争取经济独立，以求实现言论自由。

注释：

1.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五卷[M]，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9页
2.徐宝璜，《新闻学》[M]，《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12月，第288页
3.徐宝璜，《新闻学》[M]，《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12月，第281页
4.王韬《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M]，《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第14页
5.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M]，《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第47页
6.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259页
7.方汉奇等，《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第72页
8.支庭荣等，《外国新闻传播史》[M]，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50页
9.余家宏等，《新闻文存》[M]，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12月
10.吴高福，《西方新闻思潮简论》[M]，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185页
11.《新闻学研究会成立记》[J]，《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0月16日
12.陈力丹，《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新闻学》，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4515
13.谢鼎新著,《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的演变学术环境与思路的考察》[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7年3月 , 第33页
14.王颖吉《论五四时期中国现代舆论学专业化研究传统的发端》[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2月，86-91

　　参考文献：

[1]徐宝璜，《新闻学》[M]，《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12月
[2]方汉奇等，《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
[3]谢鼎新著，《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的演变学术环境与思路的考察》[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
[4]李秀云，《中国新闻学术史》[M]，新华出版社，2004年12月
[5]吴高福，《西方新闻思潮简论》[M]，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

　　（作者系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08级在读研究生）

徐沈 · 发表于 2011-4-9 10:00

本文认为新闻学术界借以了解中国新闻学大师徐宝璜生平的《徐伯轩先生行状》一文并非署名作者陈大齐原创,而是陈大齐在蔡元培所撰《徐宝璜先生行状》的基础上改写的。从两篇《行状》原作者的考析中,我们可以追溯蔡、徐两先生鲜为人知的私人交往渊源及其对中国新闻学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共4页)
文章关键词: 蔡元培徐宝璜作者渊源
文章快照: 大学留学期间与同在德国留学的徐秀钧相识，两人志趣相投，不久成为至交，经常在课余时间结伴到莱比锡附近的城镇和乡村等地旅游，过从甚密。相识半年后，徐秀钧先期归国，蔡元培也于不久后归国，两人结下的友谊一直保持下来，直至徐秀钧蒙难。蔡元培日记中有关徐秀钧的记载，最晚的时间是在1913年的7月，当时徐居住在“北京安福胡同十号”。蔡元培曾经在1911年1月4日写给吴稚晖的信中专门谈到了徐秀钧的情况，称“其人诚不愧为自爱之士。其论事，虽与弟之意见时时不同，然所见多切实，而其趋向之专一，颇可药弟之泛滥也。”L1uJ正是通过徐秀钧的介绍，蔡元培与少年时期的徐宝璜建立起了初步的联系，据蔡元培日记记载，1911年7月20日蔡元培从德国莱比锡寄了一张明信片给时在国内准备留美考试的徐宝璜，当时徐宝璜年仅15岁，如果不是出于对徐宝璜的了解和欣赏，我们很难想象蔡元培这样一位当时教育界领袖会特地从遥远的欧洲投寄明信片给一位15岁少年，给他以学业、生活上的指导和鼓励。尽管蔡元培日记中记载他与徐宝璜早期交往的内容仅有寥寥数字，但它向我们传达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早在徐宝璜的少年时代，他就因为其世父徐秀钧与蔡元培的关系而认识了蔡，并且还得到了他的欣赏和鼓励。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交往渊源，徐宝璜才得以在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完成他开创中国新闻教育和学术研究的辉煌事业。1916年，徐宝璜从美国学成回国，任职北京晨报。这年年底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1917年初掌校，年仅22岁徐宝璜很快就被聘为北大教授，成为北大当时最年轻的教授，不久蔡元培又通过改选将徐宝璜聘为校长秘书室主任，并兼任《北京大学日刊》主编的重要职务，全面协助蔡在北京大学推行高等教育改革。在以后的两年时间里，作为北大当时最年轻的教授，徐宝璜在蔡元培的全力支持下在北京大学开创了中国的新闻教育和新闻学术研究事业；北京大学的新闻学教育和研究由此也得到了蔡元培的特别垂青，蔡元培不仅亲自担任“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会长，主持研究会的章程制定和成立工作，而且还多次在研究会上发表演讲并出席研究会的毕业典礼。1918—1919年间，徐宝璜撰写了中国最早的一本新闻学理论著作《新闻学》，蔡元培曾先后两次(1918年夏季和1919年冬季)为该书写作序言，并盛赞这本著作为“破天荒之作”，对徐宝璜的成长和他所开创的新闻学术研究事业取得的成就极力赞赏。毫无疑问的是，蔡、徐两先生的交往渊源与我国新闻教育和学术研究在北京大学的兴起有莫大的关系。参考文献：[1]徐宝璜．新闻学纲要[M]．上海：现代书局，1932．[2]方汉奇．新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3]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一)：下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4]蔡元培．致北京大学教职员函和学生函[N]．北京：北京大学日刊，1929—09—12．[5]盐务学校将追悼徐宝璜陈大齐等四百人昨往军祭[N]．北京：京报，1930—06—04(7)．[6]北京大学启事[N]．北京：北京大学日刊，1930一o6—12(1)．[7]北京：京报[N]．1930一o6—18(5)．[8]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王洪祥．中国现代新闻史[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张育仁．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o1．[9]蔡元培．故众议院议员徐秀钧墓碑[M]／／革命人物志：第三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撰委员会．[1O]蔡元堵全集：第1O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责任编辑周莹洁英文审校孟俊一一33—

徐玉杰 · 发表于 2011-4-9 19:14

五四时期的中国新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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