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大雯　我与谢晋一生情(图)

徐卫 · 发表于 2010-5-12 0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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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前夕，沪上春意迟迟。在江宁路谢家客厅，徐大雯举起韩美林寄来的两只可爱的布袋虎，说今年恰是她的本命年。听她谈吐清晰，看她脚步轻盈，可以想见当年的小巧玲珑与精灵活泼。
我必须还谢晋一生清白
去年年底，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我状告宋祖德、刘信达诽谤案胜诉后，亲朋好友纷纷打来电话，说佩服我的勇气，一大把年纪还敢把别人不敢惹的“大嘴”拉出来。他们不知道，年轻时我也是个厉害角色呢！我是四川江安人，我的性格不允许别人玷污自己的丈夫。我必须站出来，还谢晋一生清白！
我在江安女子中学读书时，与谢晋相识。当时19岁的他从沦陷区上海辗转来到重庆，投考国立剧专话剧科，临时校舍与江安女中一墙之隔。那时我才16岁，喜欢唱歌、跳舞，算是文艺积极分子吧。排演田汉的话剧《回春之曲》，我演女主角梅娘。因为有国立剧专的老师在江安女中兼课，我们排戏时那些专业学生就过来帮忙辅导。就这样，我认识了谢晋。
国立剧专的生活很艰苦，谢晋他们一日三餐能吃饱就不错，早餐就吃盐水煮黄豆。有时我们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有谢晋、陈凯歌的父亲陈怀恺、他们的同学王德宏，就聚在一起打牙祭。
谢晋带来聘礼
我因为出演女主角，被警察局的一个头头注意上。他对我堂姐讲，欢喜我。可是我不欢喜他，根本不理他。
那天谢晋20岁生日，大家在茶楼简单庆祝。等我回到学校，教导主任说我被除名了。
这时有人告诉我，警察局把谢晋抓走关起来了。我非常愤怒，立刻去警察局大吵大闹，问他们：“请朋友吃饭也犯法吗？你们从来不请朋友吃饭吗？”我要他们放了谢晋，把我关起来。警察局怕事情闹大，只好放人。
我是独生女儿，12岁丧父。被学校除名，妈妈觉得丢了脸面，写信给我舅舅让我到重庆读书，我舅舅在重庆的美孚公司做事。谢晋得知我大闹警察局的事，就决定辍学和我一同去重庆。他卖掉西装当路费，两个人的感情向前发展了一步。
到重庆后，我考入文德女中，谢晋跟随马彦祥、洪深、焦菊隐在中国青年剧社拍戏。他有收入以后，经常给我一些零用钱，劝我不要再花舅舅的钱。1945年抗战胜利，转年春他回上海，说回去安顿好就来接我。
当时我的一些亲戚朋友说我傻：“你放他走，他不回来怎么办？”因为那时不断有“抗战夫人”的传闻。我说：“不来就不来，用不着担心！”我高中毕业的时候，谢晋果然来接我了。我们江安那个封建大家族，不允许我被一个“下江人”随便带走，一定要他拿聘礼、拜祖宗、明媒正娶。谢晋带来聘礼——一对金手镯，一对金戒指，一只手表。这在我们那个小地方，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1946年秋我们在上海举行婚礼，由谢晋的老师洪深先生证婚。那时女子结婚要“开脸”——用细线绞去脸上汗毛，我告诉谢晋我怕痛，谢晋便想了个办法。你猜猜，结婚那天谁给我化的妆？是谢晋！他在剧专专门学习过。
我能与谢晋走到一起，是两人性格相投，大家都比较爽气。
我笑他：“下一个右派就是你！”
结婚后，公婆不同意我读大学。1947年我生下女儿，1949年生谢衍，阿三和阿四分别生于1953年、1956年。阿三哮喘，长期体质瘦弱，智力发育也不健全。阿四在托儿所入全托，他生来肚皮大。每次接他，他都哭着喊：“我要吃饭饭！”由于照顾不周，发高烧抽风，还染上急性肝炎，后来还被烫伤过。7岁便患上羊癫痫，智力有障碍。
我先是在交通大学罗汉祥烈士夜校给工人扫盲，教他们识字、算术等初级课程，后来调到上影厂宣传发行科工作。就是参加扫盲的这些工人，“文革”时领导上层建筑入驻上影厂，对我这个过去的老师有很多私下的照顾。“文革”一开始，《舞台姐妹》就被批判，几次抄家后谢晋被送进“牛棚”。我进的是“羊棚”，待遇好一些，两个星期可以回趟家买买粮食、蔬菜。
这期间，苦了阿三、阿四两兄弟，经常被里弄的孩子欺负。不过，心里最苦的还是我的老公公。过去他在交通部工作，负责海关税收，解放后到上海大学教书。谢晋当年执意从事文艺，他根本不赞成。“文革”开始，家被抄、人被斗，他很胖，被红卫兵撅着下跪，还打他。谢衍参加“大串联”回到上海那一天，爷爷将一只祖传的怀表交到他手上，然后吞下一瓶安眠药。
我婆婆出身浙江余姚名门望族，从小跟着家庭教师学习。结婚时嫁妆装了几条船。婆婆晚年失聪，公公去世的事，一直瞒着她。可是她很聪明，别人讲话她会看口形。两年后，她从六层楼跳下。当谢晋回来，看到母亲躺在水泥地上，身上盖着白布。他抱起母亲，一声不响上到六楼。他说自己当时大脑一片空白，欲哭无泪。
我知道，他可是大孝子！父母亲都死于非命，连骨灰都不知撒在何处，这是他每每想起都要伤心的事。
上世纪80年代，谢晋接连拍摄了《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反思三部曲”，每部片子的拍摄都要顶住一些政治压力。这三部片子里都有“右派”知识分子。我开他玩笑：“下一个右派就是你！”他笑而不答。现在看，他对这类题材的表达性，看得比较远、比较透。
唯一放心不下阿四
2009年秋，谢晋去世一周年前夕，我去了浙江上虞，把有200年历史的谢家老宅和谢晋故居两处房产，捐献给了上虞市政府。
现在我和阿四生活挺好的，他54岁了，可是还像孩子一样单纯、善良。每天晚上洗过脚，便说“摆药！”如果我还没有洗脚，他就说：“你臭！”不要说他傻、弱智什么的，我的晚年多亏有他做伴。
春节前夕，市委副书记殷一璀等领导来到家中看望；上影厂领导专门请一位阿姨照顾我们母子的饮食起居。跟随谢晋十几年的司机小蒋，帮忙处理许多事情。谢晋的好朋友白先勇先生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也来看望，甚至有远在纽约的华侨打来问候电话。
如果说，我还有什么牵挂的事，那就是阿四。他虽然智障，但是身体很壮实。我已经请谢晋的妹妹做他的监护人，但她远在河南，毕竟不方便。有人劝我放心：阿四走在街上，就凭他是谢晋的儿子，都会有人给他饭吃。还有人劝我：政府不会不管阿四的。
未来的事，有谁知道呢？作为母亲，我希望他福大命大，还希望他的爹爹、兄长，在天上保佑他。
（摘自2010年4月16日《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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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前夕，沪上春意迟迟。在江宁路谢家客厅，徐大雯举起韩美林寄来的两只可爱的布袋虎，说今年恰是她的本命年。听她谈吐清晰，看她脚步轻盈，可以想见当年的小巧玲珑与精灵活泼。
我必须还谢晋一生清白
去年年底，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我状告宋祖德、刘信达诽谤案胜诉后，亲朋好友纷纷打来电话，说佩服我的勇气，一大把年纪还敢把别人不敢惹的“大嘴”拉出来。他们不知道，年轻时我也是个厉害角色呢！我是四川江安人，我的性格不允许别人玷污自己的丈夫。我必须站出来，还谢晋一生清白！
我在江安女子中学读书时，与谢晋相识。当时19岁的他从沦陷区上海辗转来到重庆，投考国立剧专话剧科，临时校舍与江安女中一墙之隔。那时我才16岁，喜欢唱歌、跳舞，算是文艺积极分子吧。排演田汉的话剧《回春之曲》，我演女主角梅娘。因为有国立剧专的老师在江安女中兼课，我们排戏时那些专业学生就过来帮忙辅导。就这样，我认识了谢晋。
国立剧专的生活很艰苦，谢晋他们一日三餐能吃饱就不错，早餐就吃盐水煮黄豆。有时我们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有谢晋、陈凯歌的父亲陈怀恺、他们的同学王德宏，就聚在一起打牙祭。
谢晋带来聘礼
我因为出演女主角，被警察局的一个头头注意上。他对我堂姐讲，欢喜我。可是我不欢喜他，根本不理他。
那天谢晋20岁生日，大家在茶楼简单庆祝。等我回到学校，教导主任说我被除名了。
这时有人告诉我，警察局把谢晋抓走关起来了。我非常愤怒，立刻去警察局大吵大闹，问他们：“请朋友吃饭也犯法吗？你们从来不请朋友吃饭吗？”我要他们放了谢晋，把我关起来。警察局怕事情闹大，只好放人。
我是独生女儿，12岁丧父。被学校除名，妈妈觉得丢了脸面，写信给我舅舅让我到重庆读书，我舅舅在重庆的美孚公司做事。谢晋得知我大闹警察局的事，就决定辍学和我一同去重庆。他卖掉西装当路费，两个人的感情向前发展了一步。
到重庆后，我考入文德女中，谢晋跟随马彦祥、洪深、焦菊隐在中国青年剧社拍戏。他有收入以后，经常给我一些零用钱，劝我不要再花舅舅的钱。1945年抗战胜利，转年春他回上海，说回去安顿好就来接我。
当时我的一些亲戚朋友说我傻：“你放他走，他不回来怎么办？”因为那时不断有“抗战夫人”的传闻。我说：“不来就不来，用不着担心！”我高中毕业的时候，谢晋果然来接我了。我们江安那个封建大家族，不允许我被一个“下江人”随便带走，一定要他拿聘礼、拜祖宗、明媒正娶。谢晋带来聘礼——一对金手镯，一对金戒指，一只手表。这在我们那个小地方，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1946年秋我们在上海举行婚礼，由谢晋的老师洪深先生证婚。那时女子结婚要“开脸”——用细线绞去脸上汗毛，我告诉谢晋我怕痛，谢晋便想了个办法。你猜猜，结婚那天谁给我化的妆？是谢晋！他在剧专专门学习过。
我能与谢晋走到一起，是两人性格相投，大家都比较爽气。
我笑他：“下一个右派就是你！”
结婚后，公婆不同意我读大学。1947年我生下女儿，1949年生谢衍，阿三和阿四分别生于1953年、1956年。阿三哮喘，长期体质瘦弱，智力发育也不健全。阿四在托儿所入全托，他生来肚皮大。每次接他，他都哭着喊：“我要吃饭饭！”由于照顾不周，发高烧抽风，还染上急性肝炎，后来还被烫伤过。7岁便患上羊癫痫，智力有障碍。
我先是在交通大学罗汉祥烈士夜校给工人扫盲，教他们识字、算术等初级课程，后来调到上影厂宣传发行科工作。就是参加扫盲的这些工人，“文革”时领导上层建筑入驻上影厂，对我这个过去的老师有很多私下的照顾。“文革”一开始，《舞台姐妹》就被批判，几次抄家后谢晋被送进“牛棚”。我进的是“羊棚”，待遇好一些，两个星期可以回趟家买买粮食、蔬菜。
这期间，苦了阿三、阿四两兄弟，经常被里弄的孩子欺负。不过，心里最苦的还是我的老公公。过去他在交通部工作，负责海关税收，解放后到上海大学教书。谢晋当年执意从事文艺，他根本不赞成。“文革”开始，家被抄、人被斗，他很胖，被红卫兵撅着下跪，还打他。谢衍参加“大串联”回到上海那一天，爷爷将一只祖传的怀表交到他手上，然后吞下一瓶安眠药。
我婆婆出身浙江余姚名门望族，从小跟着家庭教师学习。结婚时嫁妆装了几条船。婆婆晚年失聪，公公去世的事，一直瞒着她。可是她很聪明，别人讲话她会看口形。两年后，她从六层楼跳下。当谢晋回来，看到母亲躺在水泥地上，身上盖着白布。他抱起母亲，一声不响上到六楼。他说自己当时大脑一片空白，欲哭无泪。
我知道，他可是大孝子！父母亲都死于非命，连骨灰都不知撒在何处，这是他每每想起都要伤心的事。
上世纪80年代，谢晋接连拍摄了《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反思三部曲”，每部片子的拍摄都要顶住一些政治压力。这三部片子里都有“右派”知识分子。我开他玩笑：“下一个右派就是你！”他笑而不答。现在看，他对这类题材的表达性，看得比较远、比较透。
唯一放心不下阿四
2009年秋，谢晋去世一周年前夕，我去了浙江上虞，把有200年历史的谢家老宅和谢晋故居两处房产，捐献给了上虞市政府。
现在我和阿四生活挺好的，他54岁了，可是还像孩子一样单纯、善良。每天晚上洗过脚，便说“摆药！”如果我还没有洗脚，他就说：“你臭！”不要说他傻、弱智什么的，我的晚年多亏有他做伴。
春节前夕，市委副书记殷一璀等领导来到家中看望；上影厂领导专门请一位阿姨照顾我们母子的饮食起居。跟随谢晋十几年的司机小蒋，帮忙处理许多事情。谢晋的好朋友白先勇先生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也来看望，甚至有远在纽约的华侨打来问候电话。
如果说，我还有什么牵挂的事，那就是阿四。他虽然智障，但是身体很壮实。我已经请谢晋的妹妹做他的监护人，但她远在河南，毕竟不方便。有人劝我放心：阿四走在街上，就凭他是谢晋的儿子，都会有人给他饭吃。还有人劝我：政府不会不管阿四的。
未来的事，有谁知道呢？作为母亲，我希望他福大命大，还希望他的爹爹、兄长，在天上保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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