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织毛衣的徐帅:干革命不回头越是硬仗越向前

　忆当年

　　公元一九三八年三月，徐向前指挥八路军在河北涉县至山西黎城公路设伏，歼灭日军四百余人，毁车百八十辆，是为响堂铺之战。抗战胜利四十周年之际，年逾八十的徐帅忆当年战况，心潮澎湃，吟诗为念：

　　巍巍太行起狼烟，

　　黎涉路隘隐弓弦。

　　龙腾虎跃杀声震，

　　狼奔豕突敌胆寒。

　　扑天火龙吞残虏，

　　动地军歌唱凯旋。

　　弹指一去四十载，

　　长看春意在人间。

　　徐向前，十大元帅中一个响亮的名字。他出身山村教员之家，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后来投身革命队伍。在广州起义和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太行峰峦、山东平原，他都留下了战斗的足迹。解放战争中，他又把胜利的红旗插遍山西全境。正如其名字一样，这位开国元帅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始终一往无前。

　　生平

　　■大革命失败后，他把名字由“象谦”改成“向前”，表明自己干革命永不回头

　　■1980年他主动辞去国防部长，成为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的表率

　　徐向前，原名徐象谦，1901年11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他10岁入私塾，后入高小，15岁时因家庭困难而失学，当过学徒。1919年，他考入有准军事化特点的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在校内受过军训，并接触到“五四”运动传来的新思想。毕业后，他当过小学教师。1924年初，他投考黄埔军校入第一期，先后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东征作战。此后，他到北方的冯玉祥国民二军任教官、参谋、团副等职。由于深深厌恶部队的军阀习气，北伐战争开始后，徐向前回南方，到中央军校武汉分校任学兵队长。

　　1927年3月，在革命形势危急之际，徐向前加入了中国**。不久，他把名字由“象谦”改成“向前”，表明自己对革命忠贞不贰、永不回头的决心。广州起义中，他受命指挥工人赤卫队，与敌浴血奋战，最后时刻才撤出广州城。起义部队整编为红四师后，开往海陆丰地区。徐向前任师参谋长，同彭湃等同志一起战斗。形势恶化后，他又任师长，带领剩下的一二百人在深山密林中与敌周旋，最后奉上级命令撤出。

　　1929年6月，徐向前被派往鄂东北任红三十一师副师长，此后任红一军副军长、红四军军长等职。这支队伍于1931年秋发展为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在他的指挥下，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转战川陕，又进行长征，后进入甘肃走廊。西路军失败后，他脱险回到延安。

　　抗战开始后，徐向前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率部先后在晋东南、冀南等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9年，他又进入山东，统一领导山东及苏北八路军各部队。1940年初，他奉命返赴延安，后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副司令、抗大校长等职。1945年，徐向前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中，他负责山西战场的作战，指挥由地方部队组建的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与阎锡山作战。两年多时间里，他率部队相继进行了运城、临汾、晋中、太原等战役，消灭敌人25万，解放了山西全境。1949年10月，他出任总参谋长，此后长期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64年以后主管民兵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徐向前出任国防部长。他不顾年老多病，倾心于国防现代化建设。1980年，他又主动辞职，成为当时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的表率。晚年的徐向前居住在北京市柳荫街，积极支持街道的军民共建活动。1990年9月21日，徐向前元帅因病逝世，享年89岁。遵照他的遗愿，骨灰撒在他曾经浴血战斗过的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太行山，骨灰盒和遗像安放在他的故土——山西五台县烈士陵园。

　　背景

　　■青少年时考入阎锡山所办的太原国民师范，恰恰又是他从阎锡山手里解放了山西全境

　　■他提出游击战术的七条原则，与毛泽东等在井冈山斗争中创造出的游击

　　■“十六字诀”是“英雄所见略同”

　　徐向前是十大元帅中惟一的北方人，其家在五台县，所居的村子与山西军阀阎锡山的老家隔河相望。

　　当年山西有句民谣：“会说五台话，就有洋刀挎。”徐向前考入的太原国民师范又是阎锡山所办。徐向前最初的愿望是当一名小学教师。师范毕业后，他月薪二十块大洋―――与过去的学徒生活比，已是相当不错的待遇。但他这时已接受了进步思想，并向学生宣传，被阎锡山委派的校长解聘。胸怀改造黑暗社会的理想和抱负，徐向前不远万里奔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并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毅然加入中国**。颇有意思的是，最后把山西从阎锡山手中解放出来的正是徐向前。

　　徐向前戎马一生，不仅战功卓著，军事理论上也颇有建树。他到鄂豫皖不久，便于1929年末和其他同志一起提出了游击战术的七条原则，包括“集中作战、分散游击”、“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等，与毛泽东等在井冈山斗争中创造出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在川陕苏区，他运用的“收紧阵地”与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的“诱敌深入”也有相似之处；在冀南平原游击战中，他曾创造性地提出“人山”的思想，意即平原虽然没有山区那样的地形条件，但可以动员人民群众使之成为游击队的“人山”―――这些，无疑都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宝库的重要贡献。

　　故事

　　■蒋介石看不上这位外表温文尔雅甚至有些腼腆木讷的黄埔一期生，没想到日后在他手里吃够苦头

　　■李先念回忆：“向前从不知恐惧为何物，越是大仗、硬仗、恶仗来临，他越是生龙活虎。”

　　■临汾战役，他以一万八千斤炸药创解放战争坑道爆破战术之最

　　■晋中战役追击战中，被围的日本军官问解放军战士：“你的太君的徐向前？”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满屋的敌人立刻缴械投降

　　从外表看，徐向前温文尔雅，甚至有些腼腆木讷。早年在黄埔军校读书时，蒋介石在与每个学生例行的单独面谈中问：“你叫什么名字？”答：“徐象谦。”问：“你是什么地方人？”答：“山西人。”问：“在家干过什么？”答：“当过教员。”……这种机械的问答，使气氛十分尴尬。在蒋介石眼里，徐向前这种学生以后不会有什么出息，于是便挥挥手让他出去了。没承想多少年后，这位不起眼的黄埔生竟成了红军高级将领，消灭了蒋介石十几万军队。

　　实际上，徐向前的指挥风格与其外表恰成鲜明对比。在广州起义和海陆丰的艰苦战斗中，他锻炼出非凡的勇气和丰富的战斗经验。他刚到鄂豫皖任副师长时，师长已牺牲，部队也只有黄麻起义后留下的300多名农民战士。头一次带队上阵，敌人的机枪扫过来，没经验的战士都趴在地上不敢抬头，徐向前却站在那里岿然不动，就此在部队中树立起威信。此后，哪里战斗激烈，他就拿着驳壳枪出现在哪里。曾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委的李先念回忆说：“向前具有惊人的军事胆略，从不知恐惧为何物。越是大仗、硬仗、恶仗来临，他越是生龙活虎，精神百倍。”红四方面军善打硬仗、恶仗，是与他的指挥风格分不开的。

　　他的这股硬劲，在1948年的临汾战役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根据解放军炮火不强、城坚难摧的情况，决定采用“土行孙战法”，依靠坑道爆破解决战斗。当部队以土工作业逼近主城墙时，敌人用一切手段破坏。解放军共挖掘爆破坑道十五条，掩护坑道四十余条，除去被敌人破坏部分外，最后只有三条坑道能挖至城墙下，部队伤亡很大。关键时刻，徐向前号召“要坚持最后五分钟”，他对部下说：“就是胡子白了，也要打下临汾！”总攻时，两条坑道内所装一万八千斤炸药同时点火，将厚厚的城墙炸开两个五十多米宽的口子，八纵二十三旅首先突入城内，战后被命名为“临汾旅”。此役为解放战争中最为典型的坑道爆破攻城战术。

　　徐向前善于带兵，特别是能在短期内将素质较差的地方部队整训成劲旅。他到鄂豫皖才两年多，便把300多人的农民武装带成有4万人的红四方面军。1947年，刘邓大军南下后，徐向前将晋冀鲁豫地方部队集中起来，编成华北第一兵团。在攻克临汾后，徐向前又以六万之众横扫晋中，采取包抄围攻、灵活机动的战术，把阎锡山的精锐野战兵团大部歼灭，其中包括由日本人组成的暂编第十总队（抗战结束后，阎锡山收编了不少日本军人），头目元泉馨（起中文名原泉福）少将被击毙。这些鬼子一听到徐向前的名字就胆战心惊。追击时，解放军战士冲进一间挤满日本兵的屋子，为首的日本军官拦上来问：“你的太君的徐向前？”战士大声说：“是的。”日本军官转头一声呼叫，满屋的敌人立刻缴械投降。

　　在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听到徐向前汇报晋中战役情况时插话说：“你们还不到六万人，一个月消灭阎锡山十万，单是正规军就搞掉他八个整旅，你说一说，你们那个晋中战役是怎么打的？”话语中充满了对徐向前指挥才能的赞扬。

徐卫 · 发表于 2010-9-21 08:06

　化装成农民侦察

　　中央红军强渡金沙江，国民党紧急部署新的包围圈。进逼岷江通道，击破“川陕合围”的重任，就落在四方面军身上。。

　　为了确保战斗的顺利，徐向前背起背篓，拿起镰刀，伪装成割草的农民，沿江行走200公里，勘察地形、水文，了解川军兵力配备和防御情况，直至找到最佳的渡江作战地点。

　　“指挥员要到一线观察”，是徐向前为将的经验总结。他说，这样打仗才有底气。

　　嘉陵江渡江战役，徐向前的底气让四方面军一举突破川军防线，中央红军北进的通道就此打开。

　　先解决吃饭问题

　　中央红军渡江，徐向前也在忙着发动群众，筹粮招兵。

　　当时，他甚至对情势感到鼓舞，有大量新人加入红军，光电话兵三天就扩充了一百多。徐向前直接统率的四军下辖十师28团，虽然在嘉陵江一战损失了二百来人，现在反增了七百多。

　　长期和中央红军天各一方，两线作战，徐向前更加关注远征的战友，担心他们能否适应川西北高原的气候。他让部队尽可能多筹集羊毛羊皮，制作毛衣、毛袜、皮背心，多作慰问品。

　　30岁就成为方面军指挥员的徐向前，在欢迎一方面军的筹备中展现了特别的细致。四方面军转战川陕，曾经出现炊具丢失、伙夫不够用的情况。他特别从各部队抽调炊事员，叮嘱准备去和中央红军会师的88师带上粮食、盐巴、炊具，首先解决吃饭问题。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

　　会师在即，陈昌浩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了“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的口号，这让徐向前有些反感。徐向前知道一方面军经历了怎样的血战，“恐怕中央红军没那么多，还是留点余地好”。事实证明，会师时中央红军已不到两万人。

　　盼望的喜悦，很快就被渐渐流露的分歧冲淡了。

　　由于感到并不受张国焘的信任，徐向前曾想着会师后离开四方面军，到中央去做点具体工作。然而，张国焘对中央越来越明显的背离，终于让徐向前从此把他的命运牢牢与四方面军联系在了一起。

　　当张国焘拒绝北上已成定局，为避免摩擦，中央带红一、三军团单独北进。消息传来，徐向前“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都说不出话来。”在徐向前后来的回忆录中，他用了“毫无思想准备”、“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等一连串的词语，来反映当时他心里受到的震撼。

　　然而，即便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当有下属请示是否要追击中央红军，徐向前回答却依然斩钉截铁，“哪有红军打红军的。”

　　也正是从这一次开始，四方面军偏离了徐向前认定的中央北上的路线，走上了一条充满血泪与光荣的远征之路。

　　记者：四方面军的长征之路极为艰苦，充满波折，徐帅跟你提过那段经历吗？

　　张元生：他和战友一起在家里有时会聊起长征的事，但我们一般不参与。他不跟我们介绍这些老前辈，遇到这种时候，家里人都会主动回避。

　　过去的事情，他很少提。我们退休以后，才听到一些，也是别的长辈说的。

　　记者：四方面军经历了许多苦难，徐帅肯定也没少吃苦？

　　张元生：对。我们老头后来是化装成小贩才逃出来的。原先还有一个警卫排，但因目标太大，只能每人分几块大洋，分散行动。他讲，那时没有饭吃，也会跟人家要着吃。

　　老爷子还讲过当年吃皮带的事。没有吃的，把皮带拿来煮汤，都觉得是美味。后来占领了一个地方，终于可以吃上米饭了，结果有9个人被噎死。至今印象深刻。

　　记者：四方面军是一支非常悲壮的部队。

　　张元生：四方面军的战士后来流散、逃跑、被错杀、牺牲被俘等等，真是挺惨的。一二方面军同样有这种情况，解放后他们不少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和补偿，这批人中四方面军的占得多些。

　　1990年我们到甘肃去撒岳父的骨灰，很多人跟我们反映这方面的情况，胡耀邦曾出面组织解决了一些问题，李先念也做了不少，使这些老兵的待遇和抚恤得到了很好的提高。

　　记者：撒骨灰是徐帅自己的要求吗？

　　张元生：是，他在去世前交待的。他生前对四方面军的战士们充满愧疚，他自己带的部队被打散了，受了那么多苦，经历那么多灾难。他说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把队伍带出来。当时军政委员会要求他和陈昌浩回延安向党中央报到，他后来想要是我不走就好了。老爷子是黄埔一期，他觉得他带着部队可能会好一些。他执行军政委员会的决定，离开四方面军（指西路军），回了延安。他对此很愧疚，一提起四方面军，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他临走前交待我们，第一丧事从简，不搞仪式；第二，骨灰撒到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我们也按照他的遗愿这么做了。其实这也是对牺牲的战士的一种怀念。

徐卫 · 发表于 2010-9-21 08:08

　　徐向前元帅在自己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对1935年9月9日深夜，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率领下，秘密脱离张国焘控制的红四方面军北上后，红军前敌指挥部得知此事时是这样描述的：“……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中央派人送来指令，要我们率队北进；陈昌浩写了复信，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

　　“中央派人送来指令”，当时中央是派谁送的指令？今天我们得知，当年给徐向前送党中央毛主席指令的是时任红一方面军二师通讯主任的曾思玉。当时，中央为曾思玉配备了一个营的兵力和一部电台，一路护送，在红四方面军驻地的一个岔道口，将毛泽东的亲笔信送给了徐向前。

　　草地惊变

　　1935年9月10日，已经快走出草地的红军先头部队——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二师正在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为全军开路。此时，红二师全体将士根本不知道发生了张国焘要危害党中央、分裂红军的事，更不知道毛主席已经于昨天晚上秘密带领中央红军红三军团和中央纵队离开了红四方面军驻地，急速向最前沿的红一军团驻地开进，然后率领红军一起北上抗日。

　　北上是中央早就决定了的。早在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两军会合后的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并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军委纵队的大部分及新成立的红军大学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军为右路军；朱德、刘伯承、张国焘率红一方面军的第四、第九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主力组成左路军。

　　1935年9月10日，右路军的先头部队红二师已经向草地急速行军一天，驻扎在只有几户藏族人家的一个小庄子里。藏民受到国民党反动派和藏族统治者的反动宣传，在红军到来之前就已经离开庄子了。因为房子太少，除机关指挥部在房子里面，作战部队以及基层指挥员都在雪松下的树针叶子上面露营。

　　9月11日早晨，乌云满天。约8时左右，一支马队急驰来到红二师驻地。陈光师长、肖华政委前去迎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博古、林彪、叶剑英、聂荣臻等领导人，把他们接到了自己住的房子里。

　　曾思玉等红二师司令部机关参谋人员看到这么多中央领导同志突然到来并召开紧急会议，都感到可能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大家怀着一颗紧张的心，静静地等待消息传出。

　　领受秘密任务

　　不错，此时的党中央面临着极其重要的关键时刻。

　　不一会儿，陈光师长从屋子里走出来，把曾思玉叫到另外一间房子里，和肖华政委一同交给曾思玉一项重要任务。

　　陈光师长神情严肃地说：“曾主任，交给你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而且是十万火急的任务。”

　　只见陈光师长手中拿着一封信说：“这是毛主席写给四方面军徐向前总指挥的一封信，命你火速送交给他。你带领六团一营和师部备用电台，用最快的速度赶到昨天经过的那个岔路口。徐总指挥可能在今天下午由东而西经过那里，他必经过那个岔路口向毛尔盖地区去，这是你见到徐向前总指挥的最好时机和地点，千万不要错过。”

　　肖华政委接着说：“你去完成这个任务，路上遇到各种问题，都要灵活处置，尽量避开，一切都为送信任务服务。”陈光师长再三嘱咐：“无论如何要把毛主席的亲笔信送到徐总指挥手中，这是关系到党和红军前途和命运的极其重要的一封信，任务艰巨，困难很大。但是，你是久经考验的**员、红军干部，一定要想办法完成任务。如果遇到意外，哪怕牺牲自己也要设法将信送到徐向前总指挥手中。”

　　曾思玉回答说：“困难再大，也要想办法完成。”

　　然后，两位师首长带着曾思玉来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开会的屋子里。陈光师长向毛泽东报告说：“这是我们师司令部的通讯主任曾思玉，由他来执行送信的任务。”曾思玉向毛泽东敬礼，并说：“毛主席，我去完成任务！”毛泽东笑了：“哎，你不是给我选派担架员的曾思玉吗？主任亲自出马，一个顶两个，我相信你能够顺利完成这次送信的任务。”

　　毛泽东用手指着桌子上的地图说：“徐总指挥从东面来，一定会经过这个岔路口向毛尔盖去，你必须争取时间，抢先赶到岔路口等候。”曾思玉说：“请毛主席放心，坚决完成任务！”毛泽东看着曾思玉，点了点头，说：“那可不是一封普通的信呀，送这封信说不定会付出重大代价，甚至还会流血牺牲的！”曾思玉说：“毛主席，跟着你干革命，我们红军战士心里就亮堂，就高兴，为革命事业牺牲自己也是光荣的！”

　　面见徐向前
　　曾思玉根据首长指示，立即带着六团一营和电台，火速起程。

　　一营营长曾保堂是曾思玉的本族老表，由他和教导员边强行军赶路、护送曾思玉完成送信任务，边做干部战士的政治动员工作，要同志们抓紧时间快速赶路。

　　经过强行军，大约下午两点左右，曾思玉和一营及时赶到了草地小山坡的指定岔路口。曾思玉立即对道路东西两端进行观察。由于下雨，地上是湿润的，马队行进过后，一定会留下痕迹，他们见地上没有马蹄印迹，判断徐总指挥尚未经过。

　　曾思玉命令曾保堂营长带领部队在北侧山坡警戒，隐蔽起来，以防意外发生。他派出干部观察哨用旗语信号联络等候，并带温先星和另一位姓罗的红军战士在岔路口雪松下休息等候。

　　下午4时左右，瞭望哨的旗语信号舞动起来，旗语信号报告，东面有一支骑兵队伍过来了。曾思玉想，可能是徐向前总指挥的马队来了。果然，没过几分钟，几个先头骑兵奔驰过来了。曾思玉见状，立即上前，拿着信摇晃着高喊：“同志们，停下，停下，徐总指挥来了吗？”

　　奔驰而来的骑兵队伍立即停了下来，骑马的人都穿着崭新的军装、背着新式武器，曾思玉明白这一定是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而对方一见到衣衫破烂的曾思玉他们，也就知道是中央红军的人。曾思玉马上问道：“哪位是徐总指挥？”一位挎驳壳枪的同志用手指了指后面一位骑在马上的红军说：“那位就是徐总指挥！”

　　曾思玉跑步上前，向徐向前敬礼，并送上信件。徐向前接过信件，一看是毛主席亲笔所写的“徐总指挥收”几个字，当即拆开信封，打开信纸阅读起来。只见徐向前眉头紧锁，脸色突然严肃起来，生气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站在徐向前身边的曾思玉此时心情极度紧张，看到徐向前紧锁的眉头久久不能舒展，不知道他会作出什么反应。只见徐向前抬头看着远处的草地，好像在想什么问题。

　　曾思玉问：“报告总指挥，您有回信吗？”

　　徐向前略加思索，说：“没有回信，我写个字条，表示收到这封信，签上我的名字。”并问：“你是什么职务？”曾思玉回答说：“我是红一军团二师通讯主任曾思玉。”徐向前点了点头，又问：“毛主席、周副主席身体好吗？”

　　曾思玉知道徐向前担心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身体健康状况，连忙说：“毛主席身体好，周副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身体都很好！”

　　徐向前微笑着点了点头，随即从旁边一位红军战士手中接过纸和笔，写下了“毛主席，信已收到”几个字，落款“徐向前”。徐向前将字条递给曾思玉，曾思玉接过字条，向徐总指挥敬礼后，转身离开岔路口，徐向前带领马队也快速离开了岔路口。

　　徐向前的马队刚一离开岔路口，隐蔽在山冈后面的一营指战员就快速过来了。曾思玉手握缰绳，翻身上马，带领一营和电台人员飞奔北上，追赶中央红军去了。第二天上午，曾思玉一队人马就赶上了大部队。

　　这次给徐总指挥送信，是曾思玉第一次见到徐向前，徐总指挥的风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曾思玉早就对张国焘反对毛主席北上方针有所耳闻，毛泽东给徐向前写信，可能是揭露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妄图危害党中央的阴谋，努力避免红军内部冲突。

　　曾思玉分析的没有错。当时党中央和毛主席率领右路军继续北上，脱离张国焘控制的地盘，规避风险，挽救红军挽救党。毛泽东的信就是向徐向前说明中央红军北上的事实真相，并劝徐向前带领红四方面军北上，即使一时难以北上，也要团结广大红四方面军将士，跟着党中央走，今后条件成熟了回到北上的队伍中来，千万不能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徐卫 · 发表于 2010-9-21 08:12

徐向前提出“保卫麦收”口号引发晋中战役

　　山西临汾解放后，徐向前指挥的华北军区第一兵团面临两种战略性选择：一是进入河北，协助晋察冀军区攻歼傅作义集团；二是进入陕西，协同西北军区歼灭胡宗南集团。此时，正值抢收抢种季节，徐向前提出了一个“保卫麦收”的口号，由此引发了晋中战役。人民解放军最终取得胜利，为解放太原奠定了基础。

　　一、打下临汾后困难凸显，柴火极缺

　　徐向前提出“保卫麦收”口号

　　1948年6月，徐向前指挥的华北军区第一兵团打下临汾城后，面临的困难突然间凸现出来：平原地区，柴火极缺。一个兵团的部队，再加上为作战保障的民工，有10万多人，每日做饭烧水，至少需消耗30万斤柴火。平原不同丘陵山地，老百姓烧柴都有困难，哪来如此多的柴火供应解放军？！烧柴问题不是小事，吃饭问题更是大事。

　　此时，各方也都知道徐向前部所处的困境，为此，有两个战略方面都向中央提出请求，邀请徐向前部前往协助作战。一个是晋察冀军区杨成武提出来的，他建议中央让徐向前部进入河北，协同攻歼华北的傅作义集团；另一个是西北军区彭德怀和习仲勋提出来的，他们建议中央让徐向前部进入陕西，协同歼灭进攻陕北的胡宗南集团。

　　当时，呼声最高的方案是，徐向前部渡过黄河，进入豫西、豫北，配合西北军区野战军，彻底粉碎胡宗南对陕北的进攻。

　　对此，徐向前看得很清楚，这两个方向都不需要协同。因此，根本就不去考虑协同作战，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做出了解放山西全境的战略决定。

　　然而，这个战略构思的具体战役部署，却是由“保卫麦收”这句口号引发的。

　　在山西，晋中是产粮区，但这一带一直有个民谣：小麦，小麦，你不要黄，黄了不够交公粮。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占领太原，每到麦收季节，总是出城抢粮。八路军为保卫老百姓麦收，进行过紧张的斗争，对这一点，老百姓记忆犹新。此时，快到麦收季节了，阎锡山为固守晋中一座座孤城，势必要派兵抢麦囤粮。老百姓早就盼着解放军来保护麦收，民谣也改唱成：麦子，麦子，你慢慢长，解放军来了你再黄。

　　保卫麦收，是民意，也是华北军区第一兵团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保卫麦收”这句口号既是作战任务，又是政治任务。

　　徐向前很清楚，“保卫麦收”必然与国民党军发生战斗，为此，他做了充分的准备，决定分3步走：第一步，以分进合围态势，北上晋中，割裂阎军防御体系，斩断阎军的交通，分割包围其要点，肃清外围，清剿地方杂匪，确保晋中“麦收”。保证解放军有饭吃，这是第一要务。第二步，相机攻取某些要点，诱阎军主力决战，以达削弱阎军实力，缩小阎锡山的占领区域，为攻取太原创造有利条件。前两步的整个战役重心放在消灭阎军的有生力量上，力争给阎军致命性打击。在前两步的基础上，第三步，解放太原。

　　徐向前的理由很充足：“第一，敌人以五分之四的兵力分散在晋中平原抢粮运粮，给我军创造了可乘之隙。我以6万之师北上，运动作战，分两次吃掉敌人4至6个师，完全有可能。第二，晋中战役的目的，是为解放太原创造条件，应尽量多地利用野战机会，诱敌决战，消灭敌之有生力量。歼敌愈多，解放太原愈加顺利。”

　　这些构想都有待中共中央最后定夺，徐向前派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周士弟前往西柏坡，将自己的战役计划和行动部署，向中共中央和华北局汇报。毛泽东听了周士弟的汇报，十分满意，连连称赞道：“向前好大的气魄哟，比敌人少一半，还要吃掉敌人4至6个师。此着若赢，山西便全盘皆活。”

　　接着，毛泽东说：“一、‘保卫麦收’这个口号很好，可以动员广大人民参加。晋中人民要收麦，阎锡山要抢麦，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二、战役的重心，要放在消灭敌人方面。只有消灭敌人，才能更有效地保卫麦收。三、敌人要抢粮，就得出动，便于你们在运动中消灭之。阎锡山手上还有14座县城，只要打掉它一两个，敌人就慌了，下面的文章就好做了。”

　　周士弟认真地记录着毛泽东的指示。

　　二、“保卫麦收”前，徐向前做出3个大动作

　　“保卫麦收”前，徐向前做出了3个大动作。

　　第一个大动作：6月初，派部队挺进风陵渡，在渡口征集民船。

　　第二个大动作：6月10日，徐向前在《人民日报》发表《谈临汾胜利的意义》。

　　第三个大动作：6月中旬，吕梁军区部队大张旗鼓进至高阳镇，威逼汾阳、孝义；不久，打下灵石。

　　这3个大动作，让阎锡山高兴坏了。阎锡山判断，徐向前部挺进风陵渡，有南渡黄河的迹象，其主力有进入西北战场作战的先兆（阎锡山认为，保卫延安是中共的大战略）；徐向前发表文章，说明在临汾战役中，徐向前部伤亡惨重，正在补充兵员，休整部队。机不可失，阎锡山急令高倬之指挥第三十四军、第四十三军和“亲训师”，分3个“箭头”，合击高阳镇的吕梁军区部队。阎锡山说：“3支部队就像3只老虎爪子，把徐向前的部队一部一部地撕烂之，为部队在晋中抢收麦子创造条件。”阎锡山还将这2个军和1个师编为“闪击集团”，由高倬之任“闪击集团”司令官。

　　事态的发展确实如阎锡山之愿。不到3天时间，“亲训师”攻击连连得手，高阳、汾孝等周边地区纷纷落到“亲训师”手里。

　　高阳镇阵地上战斗异常激烈。阎军的“闪击集团”像一群饿狼扑向吕梁军区的部队，我军前线解放军指战员们的子弹打光了，就插上刺刀，把冲到阵地前的阎军赶回去。阎军的子弹像是永远也打不完似的，部队伤亡惨重。

　　吕梁军区政委罗贵波对司令员彭绍辉说：“我们不能硬拼下去，向徐司令员报告，我们北撤。”

　　“唉！”彭绍辉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仗打到这份上，我们尽力了，只好北撤了！唐副参谋长，给徐司令员发电报！”

　　副参谋长唐健伯很快拟出“北撤”电报，彭绍辉和罗贵波共同在这份电报上签了名。

　　3个小时后，“北撤”电报放到了徐向前的面前。

　　徐向前笑了，知道自己成功了。他心里明白，用军事术语来讲，这就叫“声东击西”。事实上，徐向前只是制造了主力部队南渡黄河的态势，专等阎锡山的“闪击集团”调防，晋中门户洞开之时，则迅速命令第八纵队沿同蒲路东侧的山区，向平遥、介休以东平原地区出击。

　　6月18日18时，徐向前直接给第八纵队下达了直插晋中的命令，把一张缜密的网悄然撒开。

　　三、晋中战役，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取得丰硕战果

　　吕梁军区部队“北撤”的报告迟迟没有回音，他们又坚守了一天一夜。渐渐地，枪声稀疏了下来，天黑后，已听不到枪声。高阳镇阵前，阎军像是被黑夜淹没似的，一下子没了踪影。彭绍辉和罗贵波还没明白过来，一封电报到了：

　　彭、罗：敌已全线撤退，命令你们迅速从防御转入追击，力求在运动中歼灭第三十四军。徐。

　　徐向前除了给吕梁军区下达新的战斗命令外，也给第八纵队、第十五纵队和第十三纵队下达了新的战斗命令：阻击敌人，切断平遥、介休之间的交通，割裂敌军联系。

　　阎锡山被重重地打了一闷棍，他急忙收缩兵力，但为时已晚，他的“闪击兵团”已被解放军牢牢包围。

　　一场由“保卫麦收”口号而引发的晋中战役，让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取得了丰硕战果。整个战役一直打到7月21日，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共歼阎锡山部队10万余人，占领榆次、晋源、忻县等14座县城，使山西太原成为一座孤城，为解放太原和解放山西全境奠定了基础。

　　7月19日，中共中央给徐向前等人发来了贺电：

　　庆祝你们继临汾大捷后，在晋中地区歼灭敌1个总部、5个军部、9个师、2个总队及解放11座县城（至中央发电时，还有3座县城尚未完全解放——笔者注）的伟大胜利。晋中战役在向前、士弟两同志直接指挥下，由于全军奋战，人民拥护，后方努力生产支前，由于各战场的胜利配合，仅仅1个月中，获得如此辉煌战绩，对于整个战局帮助极大。现在我军已临太原城下，最后地结束阎锡山反动统治的时机业已到来。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为夺取太原，解放太原人民而战！

徐卫 · 发表于 2010-9-21 10:44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徐向前元帅在烽火硝烟中足智多谋、战功卓著，堪称铁血勇士。但在战场之外，他也不乏儿女情长，感情丰富。徐向前一生历经三次婚姻，其中到底几多甜蜜又几多辛酸呢？

　　至纯恩爱，恬静和睦

　　徐向前的初婚是由父母包办的，新娘叫朱香蝉。

　　1920年，即徐向前在国民师范上学的第二年，父母考虑他已19岁了，再不定亲，别人要笑话的。于是，就在几起保媒说亲的当中，选中了东冶镇朱家长女朱香蝉。朱香蝉的父亲不识字，是个本分的庄稼人，还是当地有名的菜园把式。但两家在完婚时间上发生争论，徐父想推迟几年再办，因为家里支付不起娶媳妇的一大笔开支，可是朱家不同意往后推迟，理由是闺女大了，再等几年20多岁，在当地，姑娘二十不嫁有伤体面。无奈之下，徐家只好依了朱家。在徐向前工作安定之后，1922年，由男女双方长辈商议选好良辰吉日，徐家张灯结彩，为徐向前和朱香蝉举行了热闹的婚礼。

　　在那个年代，没见过多少世面的年轻人，认为子女首要的就是孝为先。于是，徐向前和朱香蝉都顺从父母安排。徐向前虽然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但思想解放的程度，还不能使他有摆脱父母包办而去自由恋爱的勇气。一字不识的朱香蝉，根本不知道“五四”运动是啥，更不会有什么新思想了，她只相信命运会给她安排一切。

　　婚后的朱香蝉，上对公婆兄嫂，下对小姑，有尊有让，有礼有貌，得到了一家人的喜爱。那时徐向前在河边村任教，每周回家一次。徐母很疼爱媳妇。徐向前不在家时，她就让媳妇回娘家去住，并嘱咐向前：“回来时，别忘了去东冶把她接回来。”徐向前怎么会忘呢，他比母亲更盼望这个时刻。

　　徐向前在学校教小学六年级，月薪20块白洋，生活较为稳定。乐天安命的徐向前对自己当时的处境较为满意。辛辛苦苦工作一周之后，他便急切地奔向东冶镇，“夫妻双双把家还”。婚后第二年，他们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取名松枝。

　　徐向前和朱香蝉虽不是自由恋爱成家，但也像千千万万对中国老式夫妻那样，随遇而安，过着夫唱妇随、和睦温馨的家庭生活，并逐渐产生了感情。对徐向前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婚姻。但失业的打击很快降临，这种平静的小日子变成了遥远的记忆。

　　1924年，由于学校裁员，徐向前只好远离父母和妻子，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他走后，朱香蝉忧急交加，得了一种谁也说不清楚的病。徐向前得知后，忧心如焚，恨不能立刻飞回朱香蝉的身边。但作为一名军校学员，纪律严格，身不由己。他只好写信安慰妻子不要着急，安心养病，等有机会一定回去看她。可朱香蝉每天除了吃一点西葫芦粥之外，别的什么也吃不下，身体急骤消瘦，脸色蜡黄，等不到他回来了。善良而柔弱的朱香蝉，怀着一腔幽思，命丧黄泉，临终前还哀求公婆写信叫徐向前回家。

　　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徐向前和朱香蝉也算得上是一对恩爱夫妻。徐向前没能满足朱香蝉可怜的心愿，也没能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每当念及痴心的朱香蝉，徐向前总怀有一丝愧疚。第一次婚姻虽然时间不长，但终究给徐向前留下过一段美好回忆。

　　患难与共，祸及被害

　　徐向前的第二次婚姻时间虽也不长，却使他终生满怀隐痛，不堪回首。徐向前和程训宣是1929年底结婚的，这并不是一次浪漫的结合。

　　1929年6月，徐向前根据党中央安排，从上海来到鄂东北根据地任红三十一师副师长。徐向前新来乍到，人地两生，要取得当地干部和群众的信任不那么容易。此外，红三十一师师长吴光浩在徐向前来之前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为怕影响部队和群众的情绪，鄂豫边特委对他不幸牺牲的消息暂时保密。徐向前名义上是副职，实际上要担负起全师的军事领导工作，这更增添了他开展工作的难度。

　　徐向前不愧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很注意发挥当地土生土长的“大老粗”的长处，从行军打仗、日常生活到军民关系，处处以身作则，平易近人，和群众打成一片。打起仗来身先士卒，哪里最危险、最吃紧，他就出现在哪里。打了胜仗，从不居功自恃，战斗中有缺点和失误，主动承担责任，从不诿过于人。这样，徐向前很快站住了脚，赢得了指战员的爱戴和信任。

　　徐向前到达鄂豫边不久，就碰上了敌人烧向红军的“三把火”：“罗李会剿”、“鄂豫会剿”、“徐夏会剿”。徐向前总结了东江游击战争的经验，率领队伍同敌人周旋，避强击弱，避实击虚，多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让部队在实践中逐步得到锻炼，一步一步地发展自己。从6月到11月，3次“会剿”相继被粉碎，敌人尝到了红军的厉害。但徐向前在一次战斗中，跳崖时将腿摔伤。参谋长曹学楷和三队队长倪志高知道徐向前丧偶多年，眼前身体又不好，需要人照顾，就主动替他和程训宣牵线搭桥，撮合一桩好姻缘。

　　程训宣1911年出生在黄安县一个贫农家庭，祖祖辈辈都是贫民。父亲为人忠厚，母亲虽不识字，但性格开朗，乐善好施。程训宣受母亲影响很大。她家姐弟5个，除姐姐幼年夭折外，都参加了革命。1928年，吴光浩率红三十一师回黄麻老区活动，程训宣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投入革命队伍，从事妇女工作。她为人正派、工作积极，对党忠诚，很快就加入了中国**。

　　程训宣早就听说过徐向前这位英勇善战的红军指挥员，爱慕他的儒雅风度。徐向前也从心里喜欢这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姑娘，更希望这位熟悉本地风土民情的妇女干部能成为他的贤内助。为了照顾徐向前的身体和生活，相识不久，他们就闪电般地举行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这一年徐向前28岁，程训宣18岁。

　　婚后，徐向前的腿伤很快痊愈，又回到前线指挥战斗。程训宣继续在后方从事地方妇女工作。他们难得有见面团聚的机会，相互之间也很少能得到对方的消息。

　　1932年第四次反“围剿”时，升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在七里坪一带指挥作战，战局很紧张。徐向前惦念年轻的妻子，又无法回家探望，就让警卫员把袜子送去，让她抽空给补一补，借此互报平安。没想到，警卫员气喘吁吁地回来了，带给他一个不幸的消息说：“程训宣被抓走了，抓她的人说她是改组派。”

　　徐向前得知后，如五雷轰顶，肺都要气炸了。当时正是张国焘肆意进行“大肃反”最残酷的时期。在近3个月的“肃反”中，张国焘搞掉了2500名连以上的红军指挥员，百分之六七十的团以上干部惨遭逮捕或杀害，这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程训宣被抓走后命运如何，徐向前无权过问，也不便过问。因为张国焘对他“用而不信”，他自己的命运也朝不保夕。大敌当前，他只好和广大指战员一样，以大局为重，强抑心中悲痛，听候组织审查，全身心投入到反对敌人“围剿”的斗争中。

　　后来，部队撤离了鄂豫皖根据地，徐向前一直很惦记妻子，到处托人打听消息，但音讯全无。1937年到延安后，他才听说妻子被抓走后，保卫局用了种种刑法，严刑拷打，逼她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并要她揭发“同伙”。她始终不承认是反革命，最后被杀害了。

　　徐向前问鄂豫皖苏区的保卫局长周纯全：“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究竟有什么罪？”周纯全此时只好说老实话了：“她没有什么罪，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徐向前悲愤地说不出话来。他为自己作为一个堂堂的男子汉却无力保护自己的爱妻，眼睁睁地看着她受冤被害，感到痛心疾首。

　　程训宣的死，对徐向前打击很大。一个活泼可爱的姑娘为了他而惨遭杀害，他却连替她说话的权利都没有。此后十余年，他一直不愿再娶，既是因为他怀念程训宣，心中的隐痛难以消除，也是因为他提着脑袋干革命，不愿再拖累他人。直到抗战胜利之初遇到黄杰时，徐向前的心中才产生了“我想有个家”的强烈归属感。

　　相濡以沫，真情永驻

　　从1927年参加革命，到八年抗战，由于长期战斗在第一线，多次负伤，徐向前身体状况急剧恶化。1945年4月，徐向前再次积劳成疾，因患肋膜炎，住进延安柳树店和平医院治疗，直到当年冬天才出院，但身体仍很衰弱。就在这时，他遇见了他在武汉军校任教时女生队的学员黄杰。黄杰早就认识徐向前，但徐向前并不认识黄杰。

　　黄杰，湖北江陵人，1928年加入中国**，曾任中共松滋县第一任县委书记，组织领导过九岭岗**，后长期在上海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工作。1946年5月，任延安第二保育院院长。

　　这时，徐向前和黄杰都已进入不惑之年。黄杰看到当年英姿勃勃的教官如今一副大病初愈的样子，一股怜惜之情涌上心头。徐向前望着眉清目秀、干练大方的黄杰，也不由想起自己的当年，隐隐拨动了他沉睡了十年的情弦。

　　1946年的“五四”青年节，在这初春的季节，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徐向前和黄杰喜气洋洋地结为夫妻。1947年2月，黄杰在山西长治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徐鲁溪。后来他们又有了一儿一女：徐小岩和徐小涛。

　　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日子，一对革命伴侣苦尽甘来，终于能相安一隅，拥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此时，徐向前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杰在国务院纺织工业部主管人事工作。新居所是一座历经半个世纪的旧宅院，外观斑驳古拙，但家庭内部却乐趣横生，这是他们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

　　此时的徐向前和黄杰这对革命夫妻，一方面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忘我工作，一方面尽情享受家庭生活的乐趣。但徐向前万万没有想到，程训宣被害35年之后，相似的命运又险些落在他的老伴黄杰身上。

　　1968年10月，徐向前被斥为“二月逆流”打入另册。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九天，突然发来会议“简报”。在第一期“简报”上，有人竟编造谎言，说黄杰是“叛徒”。

　　历史悲剧的重演真叫这位领兵的老帅哭笑不得。徐向前激怒而又不平地对黄杰说：“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彼此都了解，他们说你是‘叛徒’，这到底是为什么啊？”黄杰心中明白，在这个时候遭到诬陷，与有人要打倒徐向前有关。她不假思索、坚定而又心酸地说：“我绝不是叛徒……咱们离婚吧！免得你连累我，我连累你，说不清楚！”

　　男儿有泪不轻弹。徐向前听了黄杰的这句话，想到几十年的老夫老妻居然被逼迫得说出“离婚”两个字，不由得老泪纵横。徐向前想到两人结婚不久，解放战争爆发。他渴望战斗，身体稍好一点就要求上前线，全然忘记了自己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撇下刚生下孩子不久的黄杰，到晋冀鲁豫军区赴职。如果不是黄杰理解他，恪尽妻责，尽心竭力地照顾他的身体，千方百计地支持他的工作，他是很难完成解放山西的光荣任务的。解放以后，黄杰在纺织部工作，从不以老革命自居，一直乘公共汽车上下班，保持着艰苦朴素的革命本色。这么好的妻子，徐向前怎会舍得同她分离呢？徐向前一生讲求实际，他现在依然坚信：真理不能说成谬误，红的不能变成黑的。他默默不语，观望着事态的发展。

　　在这股汹涌浊浪冲击之下，徐向前办公室的党支部曾写报告，请示批判徐向前和黄杰。周恩来总理看到报告后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并当即转呈毛泽东主席。1969年1月3日，毛泽东亲笔作了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关键时刻，毛主席保护了徐向前和黄杰，避免了悲剧的发生。可是，林彪却在毛泽东批示的一旁别有用心地加批：“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希望徐向前同志搞好健康，不要制造新的障碍。”

　　1969年10月，徐向前被“疏散”到河南开封，过着半囚禁式的生活，老伴黄杰被留在纺织工业部接受“审查”，与徐向前数年无法一见，望眼欲穿空添相思。孩子受他的牵连，也遭厄运：女儿徐鲁溪在大学里被打成“五·一六”分子，送往五七干校；小女儿徐小涛才18岁，想当兵没单位接收，去建设兵团也不要，后来走了“后门”，才当上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军垦战士；儿子徐小岩算是最好的，在远方部队服役。年迈而孤独的徐向前，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生活也没有一丝乐趣。他心中牵挂着妻子和儿女，却无能为力。1971年4月8日，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几位老帅才陆续由外地被接回北京。徐向前是被“疏散”的人中最后一个回北京的。

　　1990年，元帅生命的火炬无私地燃烧了数十个春秋之后，无声地熄灭了。黄杰心中的悲痛是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徐向前和黄杰相濡以沫几十年，携手并进，患难与共，共同度过了一个个艰难时刻，成为令人羡慕的终生伴侣。

徐卫 · 发表于 2010-9-21 10:46

　　徐向前是出自黄埔一期的元帅，是十大元帅中唯一的北方人，是一个个性最为隐忍的元帅，是唯一会织毛衣的元帅。

　　生活中的徐向前心灵手巧、爱好广泛，通摄影、喜戏曲、会乐器、能缝补、善手工、爱读书、好书法。徐向前平常话不多，生活简朴，不讲究吃穿，一生说五台话，爱好山西饭，平生没有官气，给人的印象比较“土气”，人称“布衣元帅”。

　　徐鲁溪：他简朴惯了

　　徐鲁溪是徐向前元帅的二女儿，是徐家唯一没有当过兵的人。

　　徐鲁溪表示，她非常认同把父亲叫做“布衣元帅”。

　　徐鲁溪找出那张她最喜欢的照片。照片上的徐帅身着便装，戴着眼镜，一脸慈祥，老人面部的老年斑清晰可见，而与之相映衬的正是衣领上的那个同样清晰可见的补丁……后来，徐鲁溪的弟弟徐小岩告诉我们说：“这块补丁是爸爸自己缝的。”

　　徐向前元帅这张照片拍摄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那时走在大街上，已经很难看到一个穿补丁衣服的人了。

　　徐鲁溪觉得父亲的这种生活方式和态度与他的出身和经历有关。徐鲁溪说：“父亲出身穷苦家庭，所以他习惯简单。参加革命后，先在鄂豫皖创建根据地，接下来就是长征、西征、抗日，他简朴惯了，这可能是父亲一生的风格和特点。”

　　徐鲁溪认为，子女们认可“布衣元帅”这个评价，不单单指他简朴的生活习惯，还因为他一直在坚持着自己的理想，坚持共产主义的信仰，从不动摇，朴素而执着。

　　许多人都知道徐向前手巧，战争年代他曾自己缝补衣服，还自己动手织了件毛背心，而且一穿就是30年，最后成了徐家压箱底的宝物。他去世后，这件毛背心才捐给了博物馆。

　　徐鲁溪笑着回忆道：“1950年刚解放不久，在青岛，爸爸把手枪的轮廓画在木板上，再锯下来，用烧红的铁条穿个孔当扳机，再用扑克牌卷个望远镜，我和弟弟徐小岩就是用这样装备来玩打仗的。”

　　在家里，徐向前的另一个宝物就是他的小工具箱。平常家里物件有个什么小问题、小毛病，徐向前都会搬出他的工具箱，亲自动手修理。

　　子女们对他的这种爱好也是心知肚明。每次出国考察回来，带给他的礼物大都是一些国外出产的扳子、小刀之类的精美小工具，这时候的徐向前往往是最开心的。

　　徐小岩：我一直很后悔

　　像所有的家庭一样，徐向前对儿子的教育非常重视，要求也非常严格。

　　上小学时，徐小岩是在八一小学，同学里大部分都是部队的干部子女。每到星期天，一些家长就会派车到学校门口接孩子，而徐小岩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

　　1966年，徐小岩从北京四中毕业后，正赶上“文化大革命”爆发，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让他失去了升学的机会。

　　九一三事件后，军中的一些人才想起了被人遗忘的老帅徐向前，也想起了在岛上守了4年的海军士兵徐小岩。一位海军首长到帅府探望时，顺便问了问徐向前对孩子的发展有什么要求。徐向前沉默片刻说：“小岩已经学到高三了，最好能让他再上个学。”

　　1972年，徐小岩作为第二批工农兵学员被海军推荐进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学习。

　　一向寡言少语的徐向前，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为了儿子能读书，破了一次例。

　　曾有人评价说，徐向前是党内受委屈最大的人，说的主要是西路军的历史问题。在家里，徐向前从来不谈党内的事情。一些重要文件，他都自己拿着，连秘书都不让拿。而对于红四方面军的历史、西路军的历史，他更是讳莫如深。他把许多事情都深深地埋在了心里，有些事情，就是连妻子黄杰都不讲。

　　徐小岩一脸遗憾地说：“他从来没有给我讲过，后来我妈妈也说，你要多了解一些你父亲的事嘛。我当时就后悔了，这可真是一个遗憾。像他们这代人，真是有一肚子话没处讲的，要给我讲讲，起码我还能整理一下，还原一些事情的真相，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呀！”

　　近几年，徐小岩一直在收集整理西路军的史料，从中了解父亲一生中重要的几个历史阶段的真实情况。

　　在评价父亲的时候，姐弟俩不约而同地表示说：他很正直。

　　徐鲁溪说：“那时已经临近‘文化大革命’了，个人崇拜风已经开始刮了。有一次，在家里吃午饭的时候，妈妈就说起来，主席那个英明，主席那个伟大。我爸爸就慢悠悠地说了句，也是大家的功劳啊。后来我心想，这话要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都能拿出来批判的。”

　　徐小岩说：“在政治上你不可能把所有的真话都讲出来，但可以不说话，不说违心的话，做到这一点也不是很容易的。老头子不会阿谀奉承，在这一点上，他是言行一致的。”

　　黄杰：你就穿上让我看一眼
　生活中的徐向前少言寡语，看似木讷，但却是一个很有情趣的人。

　　徐向前爱养动物。长征时，年轻的徐向前骑马挎枪，威风凛凛，和其他人不同的是，他的马背上还有一只猴子。这只猴子在长征中陪他走了很久，也给战士们增添了不少的乐趣。

　　徐向前喜欢听和唱粤剧、河北梆子、晋剧，与粤剧名家红线女和晋剧须生果子红是朋友。自己还会弹扬琴、拉二胡，对摄影艺术也很在行，不仅自己拍摄照片，而且自己还动手布置暗房，配显影液、定影液，很多早期珍贵的照片，都是他自己拍摄、放大、洗印的。

　　喜欢动手的徐向前表达爱情的方式也与众不同。许多年前，朋友送给他两根竹木拐棍。看到竹木拐棍比较光滑，手持和着地都有些不便，他便找到一些胶条，在家中一点一点缠好，又在两根竹木拐棍底下安上一个橡胶头，使其不易打滑。一根留做自用，另一根作为礼物送给了妻子黄杰。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徐向前去世后，拐棍依然和黄杰形影不离。

　　作为共和国元帅、党和国家领导人，徐向前除了在正式场合外，一般都身穿便服。我们在大量的史料照片中，也很少看到他身着帅服的影像。

　　有一年，黄杰过生日，细心的徐向前问她：“过生日了，你要什么礼物呀？”黄杰想了想说：“我也不要别的了，就是你当元帅以后，我从来没看见过你穿元帅服什么样，你就穿上让我看一眼就行了。”对这个出人意料的要求，徐向前答应得很痛快，他麻利地穿上元帅服，站在老伴面前，模特般地展示了一番……从此以后，那件象征着他一生荣誉的元帅服就再也没有穿过了，一直静静地压在徐家的樟木箱里。

　　徐向前说：“我老了，穿军装有损军人的形象啊！”

　　徐向前：这次走就回不来了

　　1990年6月27日，因肺结核病复发，徐向前再次离开了家，离开了住了28年的柳荫街，住进医院。

　　临行前，他怅然道：“唉，这次走就回不来了……”

　　“好像是老人的直觉，他有预感。”徐小岩只要一想起当时的情景，父亲的这句话便清晰地在他的耳边萦绕。

　　在医院里，徐向前对妻子黄杰和儿女们讲了他的三条遗言：“我死后一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把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河西走廊。你们要永远跟着党走，贯彻党的路线，言行一致，说到做到。”

　　6月29日，老战友李先念到医院看望他，徐向前再一次郑重地向李先念重复了这三条遗言。

　　1990年9月21日，徐向前在离开家三个月后，与世长辞。

　　徐小岩向前来吊唁的**总书记转述了父亲的遗嘱，**总书记没有说话。随后，**总书记让军委办公厅主任李际均向徐向前亲属转达了他的指示说：“徐帅是你们的父亲，但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帅，所以我们还是要送他一下。”

　　于是，“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改为到八宝山“送别”。

　　徐向前去世后，解放军总政治部给家属发了8000多元抚恤金。这是徐向前留下的最后一笔财产了，黄杰一分钱都没动，全部给了秘书郭春福，因为郭春福的孩子得了白血病。

　　元帅西行，教诲在耳，斯人已逝，家风犹存。

徐卫 · 发表于 2010-9-21 10:47

　　徐帅长期积劳成疾，尤其上世纪50年代病情较重，但生活上绝不要过高的照顾。只要能保障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除此以外的待遇他们都一概予以谢绝，他们曾退回多余的汽车，也曾退回配发的新地毯。组织上考虑徐帅多病需要加强营养，拨给他们一些补助金，他们都命人退回。

　　徐帅深情的回忆说，他小时候最先背下来的文字，就是这家训:“襁褓失母，兄文厚、文达祖负抱而耕。文源祖以报恩，誓其子孙焉:布谷催耕，兄泪盈盈，有弟无母，无母孰哺？负我来耜，抱我弱弟，以适于南亩。苗既硕，弟何小，兄也顾之，劳心草草。弟既长，兄已老，弟也事之，私心未了。滹沱浩浩，潭水一掬，决潭益沱，毋乃不足，曰予世世子孙，惟兄之子孙，是亲是睦，敢或侮之，神其不福。”

　　人们比较熟知老一辈无产阶级及革命家徐向前元帅，但并不了解与徐帅相濡以沫近半个世纪他的夫人黄杰同志的传奇经历。黄杰同志是个资历较深的老革命，她1927年1月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28年初加入中国**后，回到家乡湖北松滋县任县委书记，开展农民运动，曾发动九岭岗农民**。此后，奔走于江苏、上海、香港、湖北等地，在中央军委、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市委做交通联络工作，并在周恩来、宋庆龄、何香凝、潘汉年同志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斗争活动。她数度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但革命意志坚定不移，与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斗争。黄杰同志家庭生活荆棘坎坷，年轻时的两次婚姻都非常不幸，第一任丈夫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军事家、红四军军长的曾中生，被中央派往鄂豫皖地区实施统一领导的张国焘在根据地内部搞“肃反”，作为“托派”抓捕杀害。第二任丈夫也是中国**早期的革命活动家，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抓捕杀害。因革命斗争的需要他们曾将不满周岁的儿子送往香港他大伯父家寄养，解放后这个儿子成了资本家，当时一个革命家的母亲和资本家的儿子是不允许相认的，后来在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做了许多工作之后，才稍微有些往来。徐向前元帅是她的第三任丈夫，1946年在延安结为伉俪，这两位老革命家结合以后革命情深，相伴终老。今年十一月八日是徐帅106年诞辰纪念日，黄杰同志去世也近半年，我作为徐帅的秘书，曾在徐帅和黄杰同志的关怀下工作了25年，对这两位老革命家思念甚深，平时尤其在年节之时，每每记起他们的教诲和关怀，总能感受到他们谦和、平淡、坦荡、无私的人格风范永在人间。

　　全国解放后徐帅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领导人，但他从不因居高位而忘记修身，黄杰同志也克勤克己严谨持家，绝不敢自恃身份而忘记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徐帅长期积劳成疾，尤其上世纪50年代病情较重，但生活上绝不要过高的照顾。只要能保障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除此以外的待遇他们都一概予以谢绝，他们曾退回多余的汽车，也曾退回配发的新地毯。组织上考虑徐帅多病需要加强营养，拨给他们一些补助金，他们都命人退回。上世纪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他们经常让管理人员挖一些野菜和摘些树叶来吃。挖来这些野菜后，黄杰同志告诉炊事员如何加工，有时还亲自下厨择野菜、做粗粮，告诉炊事员如何粗粮细做。管理人员从徐帅的健康着想，有时买来点牛羊肉改善伙食，他总是严肃地说:“全国人民都很困难，毛主席和周总理带头不吃肉，我能吃得下吗？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国家有困难，百姓有饿死的，我们不能有丝毫的特殊啊！”但凡徐帅说的，黄杰同志都委婉地告诉管理人员坚决照办，但为了照顾徐帅的身体，稍好一点的食品她都先留给徐帅，而后是子女，而她本人从不讲究。

　　青少年生活的苦难和革命战争岁月的艰辛，养成了徐帅和黄杰同志粗茶淡饭的生活习惯。徐帅是北方人，而黄杰同志是南方人，但日常的饭桌上，大多是徐帅老家山西的家乡饭，经常吃的是莜麦面做的莜面卷、小米粥、窝窝头、和子饭。无论是艰苦条件下还是国家经济发展时期，他们总是随着季节的变化，让人采摘嫩柳叶、榆钱、榆树叶、马齿苋、萝卜缨等等，弄来当菜吃。即使是徐帅生病住院，黄杰同志也会经常让炊事员做上凉拌马齿苋带到医院。他们住的房子，陈设很简单，修缮房子，必须经他们批准，从不铺张浪费。近20年没有粉刷的墙壁，已经变了颜色，营房部门提出贴墙纸或粉刷，他们不同意。会客室里的沙发，横木已断了，修了多次，服务处要更新，他们也不同意。沙发套补了好几块补丁，直到1985年，实在不能用了，他们才同意换新的。国家和军队再困难，但保障徐帅工作的必需品总也不会缺少的，但黄杰同志公私分明，不属于她的生活待遇的部分，她绝不沾边。保障徐帅的工作用车家里有好几台，黄杰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前在纺织工业部任人事司司长，从来都是乘公共汽车，绝不要徐帅的工作车接送上下班。他们自己有一个小木箱，里面装着锤子、剪子、钳子、螺丝刀、钉子等工具，常常自己动手修理用具，大家都称这个箱子为“百宝箱”。他们还有自己的“针线包”，自己亲手织毛衣，缝扣子，补衣服。这两位老革命家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保持了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

　　徐帅是山西人，家乡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养育了徐帅，徐帅和黄杰同志也始终把山西的传统历史文化深深地扎根于自己的行为和道德准则里。一次在向徐帅汇报工作之后，徐帅一时兴起和我说起了他的祖上为他们家立下的家训，徐帅的四世祖兄弟三人，名徐文厚、徐文达、徐文源。徐文源襁褓丧母，全靠两个哥哥抚养，种地的时候把他抱到田里去，有时背着他耕地。徐文源长大之后，对哥哥们的养育之恩，铭心刻骨，并立下训词，教育子孙效法祖宗，兄弟姐妹之间，相亲相爱，和睦相处。这训词一代一代往下传，从未废止，一直传到他这一辈。徐帅深情的回忆说，他小时候最先背下来的文字，就是这家训:“襁褓失母，兄文厚、文达祖负抱而耕。文源祖以报恩，誓其子孙焉:布谷催耕，兄泪盈盈，有弟无母，无母孰哺？负我来耜，抱我弱弟，以适于南亩。苗既硕，弟何小，兄也顾之，劳心草草。弟既长，兄已老，弟也事之，私心未了。滹沱浩浩，潭水一掬，决潭益沱，毋乃不足，曰予世世子孙，惟兄之子孙，是亲是睦，敢或侮之，神其不福。”听完之后我感慨良多，一个担任党和国家及军队领导人三十多年的元帅，在自己八十岁高龄之际，仍能牢记儿时的家教，其人品和修养堪为后代的楷模。

　　1990年9月21日，徐帅去世之后，我又在黄杰同志身边工作了几年，徐帅形成的家风依旧。徐帅去世后，国家按规定发了8000多元的抚恤金，黄杰同志和子女们一致意见由我暂为保管。此时我的独生子上军校不久，即因白血病住院。黄杰同志得知后，几次告诉家人，要把徐帅的抚恤金给我，用于为我儿子看病。我得知后，心里十分感动。虽然儿子最后还是离开了我们，我们始终也没有动用过这笔钱，但黄杰同志如此的关心，给了我和家人许多温暖。不久，因工作关系我离开黄杰同志到了新的领导工作岗位，将这笔钱如数交给徐帅家中，这笔钱如何处置我也不得而知，不过黄杰同志对我的关怀之情，我至今仍铭记心中。伟人已去，徐帅和黄杰同志的高风亮节成为我永远向前艰苦奋斗的革命动力。

徐玉杰 · 发表于 2010-9-21 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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