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开始：徐志摩首见张幼仪照片斥"土包子"

徐卫 · 发表于 2011-6-18 0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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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志摩对她说：全中国正经历一场变局，这场变局将使个人获得自由。不再成为传统习俗的奴隶。所以，他要向这些传统挑战，成为中国第一个离婚的男人。在此之前，她凡事都怕；在此之后，她一无所惧。

　　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大概都没见过这样亦西亦中的新娘装扮。

　　因为娘家人听说新郎官“要一个新式的新娘”，特意让新娘穿着一件红白混合的礼服，礼服极华丽，有很多层白色丝裙，最外层的粉红裙上绣了几条龙。新娘头戴头冠，脸上遮着密不透风的盖头。

　　在喧嚣拥挤的大厅最前面，15岁的张幼仪跪在那里，重重的头冠让她转起头来颇困难。她听到旁边近在咫尺的地方有清喉咙的声音，她知道，一同跪着的，是大她4岁的徐志摩，她未来的丈夫。

　　婚礼排场极大，单是新娘这方就请来了三百多个客人，他们从上海、杭州、苏州等各地赶到这里——浙江海宁硖石镇；而徐家是当地的首富大户，宾客自是不可胜数。

　　典礼已经进行到了最后阶段，张幼仪感觉到徐志摩的手已经伸到了盖头旁，她的心突然抖了起来，有些害怕又有些期待。在婚礼前，她想了很久：在盖头揭开的一刻是不是该看着丈夫的眼睛。但当那重重的盖头从面前消失时，她有些眩晕，失去盖头保护的她发现自己无法迎接对方的目光。尽管她希望自己表现得像个新式女子，但发现做不到，只能看着徐志摩那尖尖而又光华的下巴。（《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

　　这是张幼仪与徐志摩的第一次直面相对，她本以为徐志摩会对她笑一笑。但没有。徐志摩的表情是那样的严肃。

　　这是1915年的12月5日，张幼仪和徐志摩的大婚之日。

　　■ 怨偶“天成”

　　“在中国，女人家是一文不值的。她出生以后，得听父亲的话；结婚以后，得服从丈夫；守寡以后，又得顺着儿子。你瞧，女人就是不值钱。”

　　张幼仪第一次听到徐志摩的名字，是在13岁那年，她从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放假回到位于嘉定的家。

　　父母把她叫到客厅，递给她一只小银盒子，里面是徐志摩的照片，头大大的、下巴尖尖的，戴着一副圆圆的金丝边眼镜。

　　父亲张祖泽是当地一位颇有声望的医生，他问女儿的观感。张幼仪一言不发地合上了盖子，静静说道“我没意见。”

　　从她1900年降生到这个国度开始，有诸多训诫被深深植入她的头脑、融入她的血液。其中两条对她影响至深：

　　第一条训诫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换句话说，自杀是不孝之举。

　　第二条训诫是：游必有方，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一定要禀告父母；一生当中做重大决定的时候，也必须经过他们许可。

　　对于婚姻大事，尽管父亲在征询她的意见，但答案早已在她成长过程中被嵌入她的脑里：父母挑什么样的对象，就要和什么对象结婚，这是孝顺的重要表现。

　　婚姻是家族大事，是父母应该为儿女担当的最大责任之一。正因此，张祖泽把女儿夫婿的选择，交给了当时实际上承担着张家经济支柱作用的四子张嘉璈（即张公权，民国金融家，曾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张嘉璈时任浙江都督朱瑞的秘书，1913年的一天，他到杭州府中学视察，结果发现一个男学生的作文极好，便打听起来。得知这位年轻士子名唤徐志摩，是实业家徐申如的公子。当晚，张嘉璈便写信给徐申如，为妹妹张幼仪提亲。信寄去没多久，徐申如就回了一张便条，言语极简：我徐申如有幸以张嘉璈之妹为媳。

　　“四哥替我物色丈夫的方法很普通，我们不必知道徐志摩的身高，或是他家有多少佣人，只需要晓得他家的声望，他的教育程度，还有他的性情。……要知道的就是这些。”张幼仪后来回忆说。

　　这门亲事就这样定了下来。对双方父母的决定，张幼仪和徐志摩都只能服从，并且像其他所有年轻男女一样，只能到结婚之日才能彼此相见。

　　当张幼仪嫁到徐家后，她方知道，其实在她第一次看徐志摩照片的时候，徐志摩也见到了她的照片，他把嘴角往下一撇，用嫌弃的口吻说：乡下土包子。但在当时，即便徐志摩不满，他也不敢对抗传统。

　　这场为两人都带来极大痛苦的婚姻正式开场之前，并非没有征兆来提醒。他们曾在订婚前找来命婆合八字。

　　命婆看了看徐志摩的命相，说道“我喜欢这家人，是非常好的人家。”但当看到两人八字时，突然变得默不做声，脸上现出担忧的神色，“不过，说道八字里的这对男女嘛……属鼠（张幼仪）和属猴（徐志摩）的人在这门亲事里不般配，你不属狗太糟糕了。”

　　最终，张家人没有因为八字的不合而改变婚事，他们把张幼仪的年龄提高了两岁，改成属狗。不久，双方定下了婚期，1915年徐志摩中学毕业的时候。
　■ 寂寞婚姻

　　“我结婚的时候，我母亲只给我两点忠告。第一，一旦进了徐家的门，绝对不可以说‘不’，只能说‘是’。第二，不管丈夫和我之间发生什么事，我都得以同样态度对待公婆。”

　　洞房闹到很晚，当时间只属于徐志摩和张幼仪时，已是清晨四点的时候。丫鬟开始为他们做准备，在床中间铺了一块白丝帛，又帮幼仪梳理，动作极利落。幼仪那带有檀香味道的头发被两只玉梳向后固定，身上除了一件薄薄的绣有鸳鸯的红丝袍外再无一物。徐志摩的身上同样也只有一层丝袍，充满期待地在房间一头看着幼仪。

　　这是两人一生中的第一次独处，“我好想跟他说话，大声感谢命运的安排。我想说，我现在是徐家的人了，希望能好好伺奉他们。”但张幼仪所受的教育告诉她，只能由男人先开口，可徐志摩一句话都没对她说。他们婚姻的寂静就从那一刻开始……

　　尽管差不多一晚没睡，但幼仪仍要早起，作为媳妇，她必须比公婆睡得迟、起得早。而在徐家，这很不容易。因为徐志摩的母亲老太太睡得极早，而老爷是生意人，且在外面有很多女人，往往要凌晨两三点才能回家。

　　徐志摩差不多一结完婚就立刻离家读书去了。事实上，直到1920年张幼仪去欧洲前，五年光阴，她与徐志摩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四个月。而在这四个月里，“徐志摩从没正眼瞧过我，他的眼光只是从我身上掠过，好像我不存在似的。”

　　有时候，徐志摩会在园中长椅上读书，幼仪便走过去坐在他身旁缝补东西，徐志摩会对某个佣人说“给我拿这个”，或对另外的佣人说“抓抓我这里”，但他从不与身边的幼仪交谈。

　　“我想，如果他不想和我说话，我也可以好几天不言不语。” 当时的张幼仪太年轻了，还不知道怎么主动跟丈夫说话。

　　对婚姻，张幼仪从没奢想过爱情（这对当时的她来说太陌生），更不会求浪漫，但她希望得到的肯定比漠不关心要来得多。她知道徐志摩不喜欢她，尽管张幼仪没有跟当时别的女子一样裹小脚，但徐志摩仍然视她为“土包子”，认为她观念守旧，缺乏教育。

　　常年不在家的境况，让徐志摩和张幼仪没有可能用日久生情来弥补不断扩大的缝隙。即便在婚后第三年，两人拥有了他们第一个孩子（徐积锴）也没有任何改变，儿子诞生之后，徐志摩算是尽到了传宗接代的责任，开始了多年的美欧留学生活。

　　在徐志摩不在家的时候，幼仪全力操持家务、照顾公婆，而且在她所居住的乡下地方，除非有人陪，否则女人是不准跨出家门一步的。无事可忙的时候，她只能整日和老太太在一起缝缝补补，一做就是几个钟头。因为很少出门，在娘家五年期间，张幼仪甚至不知道徐家在当地拥有的产业是什么模样。

　　徐积锴是幼仪为徐家贡献的长孙（后来成为徐家唯一传人），但作为大户人家的媳妇，母亲角色是被严格限定的，孩子是属于徐家的，养育过程是老爷、老太太决定的，幼仪只被准予偶尔照顾，洗澡时有保姆，睡觉时有奶妈，即便抱孩子的姿势也会得到公婆的纠正。

　　但对幼仪来说，这一切没什么不对，她的妈妈早就教育过她，到了娘家，绝不可以说“不”，只能说“是”。

　　■ 离婚“典范”

　　“我没有裹小脚，可是对我丈夫来说，我两只脚可以说是缠过的，因为他认为我思想守旧，又没读什么书。”

　　张幼仪知道徐志摩瞧不上她，她试图改变，但即便改变不了，也是她的命，这没关系，他可以娶他喜欢的女人进门做姨太太、做小妾，只要她不犯“七出”里的任何过错，幼仪相信她将始终是徐家的大太太。

　　但张幼仪不知道，她的经验已经不适用于当时的中国社会。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张幼仪的二哥张嘉森（即张君劢，近代政治家、哲学家，新儒学早期代表人之一）从欧洲回来，二哥对幼仪从小疼爱有加，正是他，在幼仪3岁裹小脚时，因见不得妹妹裹脚时的痛苦，强行制止。他告诉妈妈，如果将来妹妹因为未裹小脚而没人要时，他将抚养妹妹一辈子。当时，他16岁。

　　张嘉森对徐志摩也颇为赏识，并把徐志摩引荐给自己的好朋友梁启超，让其成为梁启超的弟子。但当他知道徐志摩既没有给幼仪写信也没有让她去欧洲相聚时，对妹妹说“一定是出了什么岔子，你非去不可。”

　　就这样，在张嘉森与徐家的交涉下，1920年冬天，张幼仪在一个华人家庭陪伴下，去欧洲见徐志摩。

　　此次出行，张幼仪做了很多心理准备，她猜想丈夫可能有了女朋友，也做好了接纳的准备，因为迎接小老婆是她的义务，善妒排妾是“七出”之一。但她没料到的是，重逢的开始，也是她对徐志摩产生反感的开端，并最终以在异国离异收场。

　　船到马赛港的那一刻，她的心就凉了一截，在所有在岸边守望的人群中，她一眼就认出了徐志摩，他穿着一件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围着白丝巾，不同的是，在接船人群中，他是唯一露出不想在那出现的表情的人。

　　张幼仪很久没有见到自己的丈夫了，久得她差点忘记徐志摩从不曾正眼看过她，总是视她为无物的样子。但这一刻，所有的感觉都回来了。

　　在英国的生活是家里那“四个月”的延续，甚至更不如。

　　“我来英国的目的本来是要夫唱妇随，学些西方学问的，没想到做的尽是清房子、洗衣服、买吃的和煮东西这些事……好像家乡的佣人一样。”

　　徐志摩对她的态度也总是阴阴的。当早上起来，他可以出门不用长时间看见幼仪时，便满脸阳光；当黄昏或晚上回来时，阴郁又重回他的脸上。如果凭意志力可以让幼仪在他面前消失的话，幼仪相信他早就做千百遍了。从这时起，幼仪发现，她对自己原本应该敬畏服从的丈夫开始产生反感。

　　1921年8月，张幼仪发现自己又有了身孕，当她把这一消息告诉丈夫时，徐志摩立刻说道：“把孩子打掉。”

　　“我这辈子绝没料到我会得到这种反应。就我所知，打胎是有生命危险的，只有濒临绝境的女人，才会冒险打胎。”

　　幼仪相信如果她的父母和公婆知道她又有了身孕会是怎样的欣喜，她完全无法了解自己的丈夫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从这一刻，她开始怀疑起这个男人的本性和心肠了。

　　9月初的一天，在晚饭过后，徐志摩对张幼仪提出想要离婚。这并不是张幼仪第一次从丈夫嘴里听到这个词。早在她怀上长子积锴之前，徐志摩就在她面前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全中国正经历一场变局，这场变局将使个人获得自由、不再成为传统习俗的奴隶。所以，他要向这些传统挑战，成为中国第一个离婚的男人。”当时幼仪虽然听得心惊，却不担心，因为她知道，女人只有犯“七出”之错才会被男人抛弃，而被抛弃的结果，据她所知只有三条路：卖娼、出家、自尽。她相信，自己的丈夫不会逼她走向绝路。

　　但现在，张幼仪知道，徐志摩已经容不下她了。她不知道的是，丈夫的离婚还受着他人的鼓励，据赵元任（语言学家）的夫人杨步伟回忆欧洲留学生的生活：“那时还有一个风行的事，就是大家鼓励离婚，几个人无事干，帮这个离婚，帮那个离婚，首当其冲的是陈翰笙和他太太顾淑型及徐志摩和他太太张幼仪，张其时还在有孕呢。”

　　为了让徐志摩顺利离婚，这些留学生们还帮徐志摩想计策。据罗家伦（近代教育家、曾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回忆，当时在一家饭店，徐志摩请七八个人吃饭，让帮想主意，大家提议“最好你为你太太找一个替人。”想来想去，大家想到还没成家的金岳霖（哲学家）身上，没想到金岳霖正跟朋友在屏风另一侧吃饭，听到后，推开屏风，对他们叫了一声：“嘿！”结果满桌人大笑起来。

　　最终，金岳霖没有成为“替身”，反倒成了离婚证明人。在9月初提出离婚后没几天，徐志摩便不告而别，留下已有三个月身孕的张幼仪一人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后幸得幼仪的二哥，此时正在法国巴黎的张嘉森帮助，把妹妹接到法国安顿下来。

　　半年之后，张幼仪与徐志摩在德国柏林签署了离婚协议，终结了维持了七年的婚姻。此时，她和徐志摩的第二个孩子彼得刚刚出生才一周。
　■ 德国“训练场”

　　“我一直把我这一生看成有两个阶段：‘德国前’和‘德国后’。去德国以前，我凡事都怕；去德国以后，我一无所惧。”

　　离婚后，张幼仪选择留在德国，那是一段由死转生的日子，而远离父母、公婆、中国社会风俗的欧洲，成为她面对独立生活的最好训练场。

　　徐志摩与张幼仪的离婚事件，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引起极大波澜，他们被称为中国第一对以“西方形式”离婚的人，为民国的离婚风潮开了先例。

　　即便在多年之后，当张幼仪回国时，仍能听到社会上素不相识的人在谈论他们的离婚。一次，在火车上，幼仪刚好坐在两个谈论她的女人对面。一个说“张幼仪一定长得很丑，而且思想非常落伍。”另一个附和道：“要不然徐志摩干嘛离开她？”

　　实际上，即便是张家人，在之后的岁月里也很少提及此事。张幼仪的侄孙女张邦梅（著有《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曾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系攻读中国文学，她是在研读《中国史概论》时，才第一次知道原来对自己极好的姑婆张幼仪竟然是中国近代浪漫诗人徐志摩的原配夫人。而在那之前，尽管他们张家人总是定期聚会，却从没人谈起此事。在张家人心目中，张幼仪与徐志摩的离婚悲剧是不愿言说的家门不幸。

　　“事后证明，我一个人在欧洲度日，是不幸中之大幸，因为一直到我回国以后，还有人在议论我离婚的事。如果不是因为我在德国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我恐怕没法子忍受人家对我的注意，抬不起头来。”

　　老爷徐申如仍每月给幼仪寄生活费，对徐家来说，这个没有犯过任何过错的儿媳还在养育着他们徐家的子孙。张幼仪利用这些钱一边抚养幼子彼得，一边学习了法语、德语，还在裴斯塔洛齐学院（Pestalozzi Furberhaus）学习幼儿师范课程。

　　这种转变对外人而言可能是突然的，但对张幼仪来说，其实是另一种性格终于得到了释放。

　　张家一共12个孩子，8男4女。在经济状况并不是特别丰裕的情况下，女孩子进学堂接受教育并不被幼仪的父母视为重要的事情。但在四个姐妹中，张幼仪是最在意教育的一个。这与她受二哥张嘉森、四哥张嘉璈的影响有关，尤其是二哥，在幼仪小时候便拿着一只熟瓜，给她讲列强瓜分中国的故事。因此，幼仪从小便对有学问的二哥和四哥充满敬佩。而这也是她曾经敬佩徐志摩的原因。

　　当她12岁，在上海《申报》上看到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以极低的学费招收学生时，她想尽办法，并最终说服父亲供她去读书，直到15岁因为结婚不得不肄业。而在婆家的时候，张幼仪也是不断劝说，终于让老爷徐申如给她请了个家塾教师。

　　但在离婚之前，这些只能成为生活中的小插曲，她的第一要务是伺候公婆、相夫教子。但这些小心谨慎、唯唯诺诺奉行的礼俗道德给她带来的竟是如此巨大的伤害。

　　现在不同了，她获得了从未有过和想过的自由空间，可以去做她一直不被允许去做的事情。但不幸的是，因为疾病，3岁的幼子彼得，于1925年3月19日于柏林去世。

　　在这期间，公婆总是来信，让她回国，老太太总是在信中说“回来吧，你怎么不回来？”“你还是我们的媳妇，我们收你当干女儿。”

　　但张幼仪没有回去，她把自己在德国的生活安排得满满的。在德国的四年历练，彻底改变了她。

　　直到1926年春天，徐志摩与陆小曼要结婚，需要父母的认可，但徐家老爷和老太太说，必须要张幼仪回去，确认与徐志摩离婚了才能答应。公婆希望幼仪借这个机会，可以体面地回国。

　　于是，1926年夏，在去国五载后，张幼仪选择了回国。

　　与离开时不同，她回国的时候，已经是个极坚强、脱胎换骨的女性了。
　　■ 化茧成蝶

　　“我生在变动的时代，所以我有两副面孔，一副听从旧言论，一副聆听新言论。我的内在有一部分停留在东方，另一部分眺望着西方。我具备女性的气质，也拥有男性的气概。”

　　当张幼仪出现在自己的父母面前时，他们早已忘记女儿没有先行禀告便自行离婚的行为。母亲抱着幼仪大哭起来，父亲张祖泽也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倒是幼仪在安慰他们说“好啦，别哭了，只要我快活就好了，这才是重要的嘛！”

　　不久，张幼仪重回公婆家，表达了自己对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事没有任何意见。并接走已经7岁的积锴，独自抚养。老爷徐申如则把自己的财产均分为三，留给徐志摩与陆小曼、张幼仪与孙子、自己与老太太。

　　1927年，张幼仪父母双双去世，为照顾兄弟姐妹，她开始定居上海。先是在东吴大学（苏州大学前身之一）教授德文，不久被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聘请，担任副总裁。

　　这是一家由几位女性于1910年创办的银行，往来客户也多是女性，而她们选择张幼仪，看中的是她的关系，当时幼仪的四哥张嘉璈是中国银行总裁。

　　就这样，张幼仪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女银行家。

　　她的办公桌摆在银行的最后面，对整个银行的工作情形可以一览无余。她每天早上九点会准时来到办公室，分秒不差，其他迟到的人，一见到她就会向她道歉。每天下午五点整，她聘请的国文老师来办公室找她，学习一个小时的文学和古籍。

　　与此同时，她还经营了一家云裳服装公司。这家服装公司位于上海最时髦的南京东路上，由张幼仪的八弟张嘉铸和几个朋友（包括徐志摩在内）合作开办。张幼仪担任总经理。每天从银行出来，她就会来到这里，查看一天的经营状况，然后回家陪儿子积锴做功课。

　　她的二哥、四哥很喜欢到妹妹家里来做客，并在这里招待自己的朋友。时间久了，张幼仪的家渐渐成为上海的一处社交场所。无论是政界、学界、商界人物都成为这里的座上宾客。

　　在张幼仪住进范园后不久，徐志摩和陆小曼在法租界的环龙路租了间房子，老爷和老太太也住了过来。张幼仪便定期送儿子去爷爷奶奶那里，每次只送到门口。

　　对陆小曼，张幼仪只见过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徐志摩的朋友胡适同时请她和陆小曼吃饭。在饭桌旁，张幼仪看见陆小曼确实很美，“一头柔柔的秀发，一对大大的媚眼”，也发现徐志摩与陆小曼彼此的称谓极为亲昵，与离婚前徐志摩对她那短促草率的语气完全不同。

　　但让张幼仪奇怪的是，她发现，从她与徐志摩离婚以后，徐志摩与她交往反而比婚前要好很多。徐志摩在上海的时候，差不多天天到服装行来看望她。如果他要旅行或出门讲学，就一定会找张幼仪帮他订做衬衫或外套。

　　在徐志摩母亲去世的时候，他和父亲徐申如坚持让张幼仪回家主持整个葬礼，并最后以干女儿的身份与徐志摩、陆小曼站在一起向来致哀的宾客回礼。

　　张幼仪最后一次见徐志摩，是在1931年11月18日，徐志摩去世的前一天。那天下午，刚刚到上海的他来到店里，说要马上坐飞机赶回北平。张幼仪问他为什么这么赶，并建议他不要再搭乘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中国航空公司为做广告，送给徐志摩一本免费乘机券），因为不如外国公司的飞机安全。徐志摩像平常那样大笑着说，他不会有事的。

　　当天夜里，凌晨一点的时候，张幼仪得到了徐志摩坠机遇难的消息。

　　事后，张幼仪方知道，徐志摩之所以急忙赶回北平，是为参加由林徽因主讲的一场建筑艺术演讲会。

　　“到头来又是为了林徽因。”

　　对这个直接导致她与徐志摩离婚的女人，张幼仪只见过一次。那是1947年，她在北京参加朋友的婚礼，一个朋友告诉她，林徽因住在医院，刚刚动了一次大手术，情况很不好，想请张幼仪去见一面。

　　尽管张幼仪不清楚林徽因为何想见她，但仍带着儿子积锴去了医院。见面的时候，虚弱的林徽因没有力气说一句话，她只是望着她们，头转向张幼仪，又转向积锴，瞧得极仔细。这让张幼仪感觉，“尽管她（林徽因）嫁给了梁思成，她还是爱着徐志摩。”

　　1949年，包括张幼仪在内的张家大部分兄弟姐妹离开了大陆，并在经过各自不同的周折后，最终都定居美国。张幼仪在离开大陆后，先居住于香港，并于1954年与一位叫苏记之的医生再婚。儿子徐积锴则迁居美国，成了一名土木工程师。

　　在与苏医生共同生活期间，两人相敬如宾，他们可以一起聊天，一起商量事情。幼仪帮丈夫打理一些管理上的琐事。

　　1974年，苏医生去世后，张幼仪搬到美国与儿子及家人团聚，居住于纽约曼哈顿的一个寓所里。

　　在生命的最后一段中，她过得很平静。每天早上7点半起床，做45分钟的体操，然后坐下来吃早饭：一碗麦片粥或是一个煮了两分半钟的鸡蛋。为了保持健康，她一直服用维他命和一汤匙加在橘子汁里的酵母。她喜欢看报，喜欢探望在美国的亲人，甚至还在社区里上一些针对老年人的课程，比如德文、编织。她每星期也会固定打打麻将，允许自己一年有两百美金的输赢。

　　1988年1月20日，张幼仪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88岁。

　　她曾对侄孙女张邦梅这样说道：“你总是问我，我爱不爱徐志摩。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问题。我对这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做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编辑: 张珍珍]

徐玉杰 · 发表于 2011-6-18 13:55

土包子

徐晓夫 · 发表于 2011-6-18 19:07

不羁的才子，悲切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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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 悲剧的开始：徐志摩首见张幼仪照片斥"土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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