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英雄的赞歌——徐贵祥对话徐洪刚

徐贵祥：我对于英雄的认识，最初都是从文学作品里来的。我上小学的时候就读过《烈火金刚》《平原枪声》《铁道游击队》等等。这些书不知道让我流了多少眼泪，做了多少梦。在梦里，我经常是主人公的战友，智勇双全，飞檐走壁。在我崇拜的那些主人公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从天而降，怀里抱着机枪向敌人扫射。有些梦中，我干脆就是他们本人，是史更新、老洪，也是林丽、芳林嫂的保护神，当敌人的子弹射向她们的时候，我挺身而出，然后倒在她们的怀里，幸福地闭上自己的眼睛。无疑，童年的阅读经验，为我以后从事军事文学创作奠定了思想、情感和方向上的准备。所以有人说，读一本书往往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这应该是指早期阅读，是在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之前。

徐洪刚：我也有同感。早期阅读对人的影响的确非常大。因为见义勇为，一夜之间，我成了英雄。说实话这之前，我从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被人称作英雄。鲜花和掌声过后，我才开始更多地思考和寻找英雄。回想自己成长的过程，我出生在红军长征经过的乌蒙山区，从小就听着英雄的故事长大。参军后，我又有幸来到了英雄辈出的铁军部队，生动感人的革命传统故事，把崇尚英雄的种子播撒进我的心中。

徐贵祥：英雄人物对我们的影响力有多大，我认为大到可以改变世界。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参加过两次边境战争。在战争的环境里，自然而然地就要思考与战争有关的东西，比如生与死，比如英雄与懦夫。参战前，部队天天给我们放电影，《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在战争年代，文学艺术就是战斗力。那时候演一场《白毛女》，能够激发出极大的战斗热情，冲锋陷阵的时候，嗷嗷叫就上去了。

徐洪刚：的确如此，记得我刚入伍时，一本《高山下的花环》在连队里传看，传到我手里都快翻破了，梁三喜的故事极大地激发了我们爱军习武、报效祖国的革命意志。’９８抗洪时，我在连队当副指导员，看到战士们纷纷在自己的救生衣上写上慷慨激昂的诗句和誓言，让我由衷地感受到年青一代的战士们虽然表面看起来崇尚个性自我，但内心深处都有着渴望为了胜利为了祖国奉献牺牲的英雄情怀。

徐贵祥：我常想，文学作品里的英雄形象都是虚构的，而为什么又能让读者魂牵梦绕？就是因为作品里的英雄同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拥抱在一起，产生了共鸣，就好比电流正负两级相通，瞬间就照亮了我们心灵的天空。

对于英雄这个概念，见仁见智，但有一条是相通的，但凡英雄行为，必然闪烁着人性的光辉。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看到一幅照片，一个女老师无比恐惧地从即将倒塌的幼儿园里向外奔跑，生死关头，她的两只手还提溜着两个光屁股孩子。这不是英雄是什么？英雄并不神秘，也不遥远，英雄就在我们身边。每当进入写作状态，需要塑造英雄人物时，我就想起了那个老师，同时还有两个字：责任。

徐洪刚：是的，生活永远是创作的源泉。那年在映秀抗震救灾时，战士们表现出的大无畏的牺牲奉献精神时时让我感动。记得有一天需要掩埋遇难者的遗体，一个十七八岁的列兵自告奋勇和我一起去了。在执行任务中，他表现出的那种沉着勇敢和对遇难者的尊重深深打动了我。这个战士如今已经退伍，他的名字我没有记住，但他的模样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写《我在铁军》时，我总能想起他。

徐贵祥：你的话让我更深刻地意识到作家的责任。民族需要英雄，社会呼唤英雄，这就决定了军队作家的使命，书写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作为作家，我们应该有一双慧眼，如果你遇不上那些瞬间爆发的英雄行为，你至少应该看到我们内心蕴含的英雄追求。

在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路上，在西路军浴血奋战的祁连山下，在杨靖宇和赵一曼等人战斗过的长白山皑皑白雪的覆盖下，还埋藏着无数英雄的故事，它们像散珠碎玉一样缄默着，等待重见天日的那一天，向我们述说历史的苦难和辉煌，展示这个民族永不屈服英勇战斗的英雄精神！掂掂我们手中的笔，很轻很轻，也很重很重。

他以青春新锐的文字塑造个性英雄，他以平实质朴的笔法刻画平凡士兵，对青年军人精神成长的共同关注，使他们笔下的作品传承着汩汩律动的红色血脉……（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