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徐苹芳：考古界的一个坐标

《名人印象》是作家钱汉东与60位文化名人的交往纪实，他们大都是政坛名流、文人高士、学界名宿，故书中有颇多鲜为人知的掌故轶事，读来很有趣味。

5月22日上午10点多，我收到北大文博考古系杭侃兄电信：徐苹芳先生5时40分病逝，享年81岁。这让我感到无比震惊，无法接受，前不久还和他通了一次长长的电话。我立即去电徐府慰问。在徐师母处得到证实，他患鼻癌已有七年多了，他不让我们对外说，上周还在出席会。他走得安详，没有痛苦。徐苹芳先生是有学术高度的文化人，执着而坚毅，不肯讲违心话，但顾全大局，守着自己的学术尊严，是一个大写的人。

徐苹芳先生在北京老城区东四九条的一个小四合院里度过了50余个春秋，我来京也总要到这里来坐坐，成了这里的常客。徐先生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担承过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曾主持中国十大考古发现的评选工作。当年他还主持过北京元大都、金中都，杭州南宋临安城和扬州唐宋城的考古勘察发掘工作，声誉卓著。他同上海考古界也有一点亲密关系，当年发掘“志丹苑水闸”之前，他就同其他专家认定这是元代水闸，最终发掘的结果证实了他的预言，这实在是了不起之事。

千百年来，“我从哪里来”困扰着每一个人。追寻世间的万物 “本原”，是人类思维的本质特征之一，也是现代人内心的需要。我对考古充满着神秘之感，能让古代之事重新复原，实在意义非凡。知道徐先生的大名还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记得在《考古》杂志上读到他撰写的《居延、敦煌发现的塞上蓬火品约——兼释汉代的蓬火制度》，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2002年，我应邀参加了上海志丹苑元代水闸的报道，作为编外队员参加了一些考古活动。同年9月5日在《新民晚报》头版头条发表我撰写的《“志丹苑”元代石闸“浮出水面”》新闻等，荣获当年好新闻奖，尔后“元代水闸”又被评为2006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记得那年的冬天，我去京专程拜访了徐苹芳先生，他家是有门档的老宅院。徐先生满头银丝，神清气闲，热情好客，亲自沏茶上水，一口京腔。阳光温馨地照进徐先生的书斋，使古意盎然的书斋生机勃勃。北面整墙的书柜里排满了历史、考古、辞书等书籍。东边的半面墙也是书柜；西面墙的书橱里放着线装书《资治通鉴》；位于南窗的老式写字台上零散地堆放着一些书籍、文件。

徐先生是一个心胸极为宽阔的人，没有丝毫的专业傲慢，包容性很强。他对我撰写《寻访中华名窑》一书，十分关心，给予热情鼓励指导，询问各地古窑遗址的现状以及保护情况。他认为中国考古事业需要有更多的作家、记者参与，提升全民文物保护意识。拙作有幸被评为2005年中国文博考古十佳图书。我到马家窑遗址考察，看到彩陶上蛙纹，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了蛙纹最终发展成雏形龙图案的演绎过程。2006年7月9日我在《文汇报》发表了《马家窑蛙纹：中华龙的起源》一文，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徐先生是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学者，看了文章后，很高兴，鼓励中青年学人学术创新，支持发表各种不同见解。

徐先生谈锋颇健，三句话不离本行。他为保护中华文明，四处奔走，八方呼喊，得罪不少地方官员。我谈到在西班牙、葡萄牙等国考察，看到很多中世纪的古城堡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非常羡慕，成为人们旅游观光必去之处。可惜中国古代城市多已面目全非，实在令人遗憾。徐苹芳对此感慨万千。他说，这方面我们有很多惨痛的教训，国务院公布的103个历史文化名城，现在申请历史文化名城，这几大古都一个都没申请下来，最后只评了平遥和丽江。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梁思成说要把旧城整个保护下来，到三里河那边建新北京，但没被采纳。如果这个方案得以实施，现在可以发大财了，可惜近几年大拆迁，大部分老城区被破坏了。当年梁思成等学者为保护北京城，挺身而出，但是未被采纳，其中苏联专家起了不好的作用。

徐先生认为要从长远的利益着想，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说白了就是为子孙着想。如果建设不让路，这些遗产就无法保存，没有了就不可再生。我们既然是文明古国，有这么丰富的资源，这是很有价值的东西，再怎么困难，我们也要把遗产留给子孙呀。经济建设高潮过去，国家富强了以后，接着文化建设就来了，但是遗产没了，再也无法恢复。

徐先生对上海历史文化保护也十分关注，上海的问题：一是城隍庙的老城区；二是租界。可惜都没能完整保存下来，这是上海永远的痛。高楼后人会造得更漂亮，但历史的见证消逝了。现在有些领导或为了政绩，或为了商业利益而随意拆毁城市建筑，毁灭城市记忆，这另当别论。当然学术界也有一定的责任，我们是否给政府部门积极进言献策了，如果我们专家自己心中无数，拿不出方案，至少没有做到尽心尽责吧，现在看来也值得反思。

社会上长期以来有一种声音，要求开掘古代帝王的陵墓，比如秦始皇陵、乾陵等，对此，徐先生坚决反对。帝王陵是全国重点保护单位，除了上世纪50年代挖过北京的定陵，我们再没有发掘过帝王陵。据说，当年郭沫若盼望有生之年能目睹传说乾陵中的《兰亭序》，试图说服周总理，周总理回话 “十年之内不开帝王陵”。还批示：“地下埋着比我们地上保存还好，给子孙留点活干。”我们知道帝王陵里面随葬的东西极其丰富，但现在的技术还未能让其出土后保持原貌。比如说丝织品等有机物挖出来之后很快就要起变化；汉代马王堆漆器刚出土时，还是闪光耀眼，非常漂亮，很快光泽就退了，出土的桃子，十分新鲜，但几分钟后，风化成水了；还有一些纸张也很难保存。

中国古代城市的布局和变化，在文献上记载得很简单，我们只能通过田野考古，来了解当时的城市状况。中国城市在历史上是怎么发展过来的，考古学都通过发掘来重新认识这些问题。徐先生还说，经济建设是可以改变方案的。河南洛阳偃师发现的商城所在地，当时准备建电厂，事先已投资几个亿，几位副总理已签字了。偃师商城发现，有关方面找了万里同志，得以搬迁厂子，保留下偃师商城。这是基本建设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之间最生动的例子。历史文化遗迹要原地保护，不能改变它的现状。我当即把他的这些意见记录下来，发表在《新民晚报》等国内有影响的报纸上，《报刊文摘》还转载了此文。

4年前我撰写的《日照香炉》即将付梓，我去信请徐先生写序，想不到徐先生在百忙中写了一篇2000字的长序，给我鼓励颇大。

对于去年争议极大的所谓“曹操墓”，徐苹芳一直持质疑态度，他说他曾写信给国家文物局：“如果要坚持确定西高穴大墓就是曹操墓，万一在什么地方重新出现了真的曹操墓，那么，中国考古所60年的奋斗建立起来的信誉将毁于一旦，你们要负起责任！”徐苹芳近年来一直反思考古学术界，他曾认为，当前整个学术界学风浮躁，具体到考古学界，考古学研究的基础田野考古的质量正在下降，轻视田野考古等基础研究，不知中国现代考古学创业的历史及其传统，盲目追求标新立异的诡说，把以求真为目的的历史学和考古学，变为随意猜想的游戏，甚至不惜凭主观假设臆造发掘遗迹。

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就好比一个失去记忆的人，古代遗址就是凝固的历史，是一个民族的记忆，每个炎黄子孙是有责任有义务将其保护的。徐苹芳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中华文明的守望者。如今他从容地走了，他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产供学习研究，他是文化考古界的一个坐标，让后人敬仰。 摘自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名人印象》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