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徐朝兴:如果超越不了历史水平,就是给祖宗丢脸

徐朝兴在工作中。

牡丹纹双耳瓶·白瓷土/梅子青釉

翻口绞胎纹瓶·白瓷土/紫金土/影青釉

跳刀纹碗·白瓷土/灰釉

弦纹三足炉·白瓷土/梅子青釉

　　■本期传人

　　徐朝兴，1943年生，1956年进入龙泉瓷厂工作，先后任龙泉青瓷研究所所长、浙江省青瓷行业协会会长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泉青瓷代表性传承人。

　　作为中国南方青瓷艺术的典范，龙泉青瓷传承千年，其清新澄净、晶莹蕴藉的风格，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所崇尚的类玉品格，在中国瓷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近代以降，龙泉青瓷几经沉浮，先由周恩来总理对恢复青瓷艺术的指示而重现生机，后有“文革”中对青瓷打入“封资修”的行列，继有市场化浪潮中，国营瓷厂危机重重，手艺人们纷纷另求发展，再而到2009年，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正式入选中国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从龙泉青瓷的发展历程，亦可以一窥大时代的波澜进程。

　　本期非遗传人，龙泉青瓷的国家级传承人徐朝兴向南都记者讲述了他的故事人生。他的人生，与龙泉青瓷近60年来的曲折历程有着生生不息的关联，他的故事，也许，正可以成为龙泉青瓷从业者们与时代同沉浮的一个生动注脚。

　　木岱村瓷厂：与瓷器结缘

　　当时学瓷器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为了混口饭吃。

　　我从事龙泉青瓷这一行，跟我的家庭环境有关。我是土生土长的龙泉人。我家庭出身不好，爷爷是龙泉大财主，是“土改”时候打土豪、分田地的对象。“土改”以后家里揭不开锅，早饭吃了，中午米在哪里还不知道。我们家有三个兄弟，有一个1955年被人抱养了。1956年，我才13岁———13岁的年龄应该是上学的年龄，但我过早地离开父母亲，离开自己的家人，走了八十多里路，去（龙泉县）上垟镇木岱村瓷厂当了学徒。我记得当时我父亲带着我，从早晨六点走到下午四五点才到。

　　我哥哥比我早一年进厂。当时学瓷器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为了混口饭吃。那时候我这么小，个子很矮，工会主席说，你这么小的当学徒，还是回去念书吧。但我父亲很老实，他第二天就回龙泉了，我就留在我哥哥身边玩。当时瓷厂厂房上面盖的是土泥胚，有些工人没有来上班，我就跑到那个车上去玩泥巴，就是最初的拉胚。边上的老工人看到这个小鬼蛮机灵的。人家学基本功可能要五到七天，我一两天就掌握了。他就跟我们工会主席反映说，这个小鬼蛮灵气的，于是破例把我留下来了。也可能是我命中要吃青瓷这碗饭吧。

　　1957年，周恩来总理有指示，要恢复中国五大民窑，包括龙泉青瓷。从那个时候起，我才开始真正地做青瓷。我们从三分厂到总厂仿古小组有十里路，走路要走一个多小时。之前在厂子里做的都是日用瓷器，主要就是吃饭用的蓝白边瓷碗。我们当时还没有做过青瓷。我从几十个学徒当中被挑选进入仿古小组，五位师傅，三位学徒，一共就八个人。当时什么叫仿古青瓷，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一点概念都没有。后来到了仿古小组，就分配我跟李怀德师傅学。

　　在仿古小组开始青瓷生涯

　　像我们做这行的人，可能是要有一种天赋的，没有悟性吃不了这碗饭。

　　我们龙泉青瓷，书本上记载说，明末之后，景德镇兴起，龙泉青瓷衰败，但是这个历史脉络是一直没有断的。比我早的那一代，还有张家、李家、龚家，他们都是做青瓷做得比较好的。像我师傅家里，解放前也在做的。不过他们做的时候，技术上很封闭，我张家做什么东西李家不知道，李家做什么东西我张家不知道。据我们师傅讲，他们那时候传儿不传女，外姓人根本不传你。瓷器是关起门来做，做了以后，半成品做好，釉上好，用布包起来，用筐子装起来放在窑里去烧。龙泉其实是烧白瓷的，不是全部烧青瓷。他做了几件就放到烧白瓷的窑里面。土碗价格低，他做仿古瓷弄得好的送到上海去，也可换几块大洋回来。我师傅要出窑的时候，外人看不到的，他拿红布自己出窑，再拿到家里来，再送到上海去。

　　（上世纪）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仿古小组里，我们的师傅有李怀德、李怀川、张高岳，其实是三家做青瓷的都来了。那个年代我们学技术一方面是从师傅那里学，一方面是要偷的。做青瓷的时候，我们一去，他就马上把活放下来，抽烟斗，跟我们聊天，我走开了以后，他们又开工了。那个年代真的是好多要自己去“偷”。像我们做这行的人，可能是要有一种天赋的，给你看到就能学会。确实搞这个东西要有悟性，没有悟性吃不了这碗饭。

　　我原来在龙泉瓷厂做粗瓷碗，一下子改做仿古青瓷，很不习惯。师傅李怀德对我要求非常严格。师傅跟我讲了一句话，我的印象一直比较深刻的。他说：做仿古青瓷不是做普通的蓝边瓷碗，你一定要耐下心来。以前我们东西，做出来形象就行了。做仿古青瓷，碾磨、配料、拉坯、上釉、烧制，每一道工序都得先给师傅打下手。

　　1960年，我们仿古小组的技艺不断提高，青瓷堆花、青瓷开光、青白瓷结合釉、大件花瓶等，都是那个时候做起来的。当时中央会派一些专家到龙泉来发掘、考古，我们和这些专家慢慢接触以后，我才知道这个青瓷的奥秘这么深。当时中国工艺美院的梅建鹰、浙江美术学院的邓白都来帮助我们做青瓷，我向他们请教了很多问题。还有上海的硅酸盐化工研究所，他们有配方，我们调颜料、磨，又向他们要一些书看看，这样慢慢积累起来了。我这个人从小做任何事情都非常认真的，可能是我比较认真，才能走到今天。实际上，到1963年，青瓷我已经全部都会做了。

　　当时我最大的成就，就是用石膏直接制作模母，这算是对青瓷制作行业的一个创新。之前老模母的工艺已经延续几百年了。当时需要先做模型，然后素烧，完事之后再翻石膏模型，这样不仅耗时，而且容易失败。我就开始研究直接用石膏做模母，用了三四个月做实验，有时甚至是几晚不睡觉，最后终于成功了。

　　当时我还和师傅李怀德一起研究技术，比如“人工控制象形开片”。开片技术是龙泉青瓷哥窑独有的，但是不能控制开片的形状。我们当时把已经烧好但是没有开片的瓷器再次焙烧，当温度达到三百度的时候，就用毛笔蘸水在瓷器表面绘图，这样，开片就按照设计好的形象显现出来。

　　“文革”当中，运动一来，仿古小组被扣上“封资修”的罪名，把我放到车间干粗活去。当时觉得非常委屈的，我要学技术，不让我搞，掉了眼泪。我现在回想起来是非常值得的，因为到下面车间劳动，哪一道工序缺人，我就都可以参加了，这样一来，青瓷厂里什么事情我都能做。运动一过，我又回到仿古小组，运动一来又下放。

　创新要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

　　总体上来说，我的作品是相对比较传统的，但是在传统上要搞创新，这就是我一直攻克的目标。

　　1979年，整个龙泉瓷厂有2000多名职工。那时候还叫龙泉县，是最大的国有瓷厂。我们仿古小组改成研究所了，当时有三十多人，个个都是能手。领导任命我做龙泉青瓷研究所所长，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我的青瓷艺术有了更大进展。

　　那时候，研究所里的大学生都是我带着做。他们画个图纸，平面也就半小时、一小时，然后把器型上面的造型露出，再在上面搞装饰、刻画，要我画，可能要画三天、五天、十天、半个月都有，那我就不要画图纸，直接自己做模型就行了。当时我35岁，在厂里技术上是一把手。那时候好多新的造型都出自我的手上。1981年，我做了一件一米多高的《迎春大花瓶》，被人民大会堂收藏。

　　青瓷研究所不仅是要仿制古瓷，还要有所创新。青瓷在唐代出现了绞胎装饰技术，绞胎就是用两块不同颜色的胎泥交错着糅合在一起，然后把搅合后的胎泥拉坯成型，或是做成薄片粘贴在器皿上。胎泥不一样，可以搅合成木纹、云纹、流水纹等多种样式。我当时发现，白色和褐色的胎泥搅合在一起，有很好的效果，最有特点的就是绞胎纹花瓶，是用不同颜色的胎泥搅合在一起的装饰瓷器。我对青瓷的技术革新，都是在这样不断的实验中完成的。

　　到1986年，我又设计了一套《龙凤组合餐具》，当时在全国陶瓷设计大赛中还得了一等奖，受到韩美林老师的夸奖。这套餐具在龙泉瓷厂批量生产之后，第二年的产值一百多万，给厂里带来了很大的效益。

　　我当时受到影响比较深的，还有中国美术学院的张守智教授。他在八十年代时跟我说：你搞了这么多的青瓷，传统根基比较深，现在整个社会上流行抽象的、比较时尚的东西，你不要去搞，这些陶艺跟国外比，是比不过的，你还是要在传统上搞创新。老师这样的话影响我后面的创作。总体上来说，我的作品是相对比较传统的，但是在传统上要搞创新，这就是我一直攻克的目标。像以前我搞的哥弟混合、哥弟绞胎、露胎装饰、点缀纹片、灰釉跳刀这些东西，都是以后搞出来的东西。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青瓷研究所有点衰落下来了。一方面，国有企业的这种模式，人家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干多干少一个样，很多人还都因为是关系户调进来的。国有企业这种模式不行，现在这些厂都盘掉了，厂房也都卖掉了。1999年，我可能是最早吃螃蟹的，当时小作坊没有几家，我是比较早的一家。我自己好像还能赶上这个年代。

　　应该讲，我们龙泉青瓷这一个行业的发展，已经离不开当地政府的支持与鼓励，我们那段困难时期，刚刚建厂，是向银行贷款的。我贷款的情况相对好一点，银行贷款给龙泉青瓷，1999年-2000年只有5万元的贷款，包括丽水的银行行长，就跟他们讲，徐大师应该可以放心，你尽管可以贷给他，他是两届全国人大代表———那年龙泉就我一个大师，又是青瓷大师———他要真的还不了，我就到他家搬作品去。所以他们银行对我是比较支持的。所以我这边慢慢就起来了。

　　坎坷经历造就了今天的我

　　做陶瓷很苦的，要真学好这门技术，你耐不住这个寂寞，受不了这个苦，你吃不了这碗饭。

　　应该讲，我觉得自己为青瓷的事业，奋斗已经有五十多年，得到了很多回报。我当过三次全国劳模，这在青瓷界，是只有我一个的。我作为非遗传承人，掌握的技艺是民族的，人死了，手艺也带不到棺材里去。一些大专院校、大瓷厂，他们看到我这个跳刀手法，想学，我就手把手教他们。国外的，像日本人来看我这个东西，我就给他们看，但是不表演。

　　我收徒弟，首先一点是要有德，第一就是人品，要是人品不好，我的名声就不好了。还有就是看这个人是不是做青瓷的料，有没有这个悟性。我总结了人生的五句话：“人贵德，德立品高；艺贵道，道法自然；瓷为魂，魂如清泉；形贵简，简极生美；功贵勤，勤能补拙”。

　　我比较满意的徒弟，有中国美院的教授周武，他现在是中国美院公共艺术学院副院长。他原来是我们青瓷厂技校的，初中毕业后进入我们当地的一个青瓷班，1983年，他中专毕业后就到我们青瓷研究所。领导把他分配给了我，他跟我跟了5年。后来他考上了中国美院。后来他在班里当班长，又当了系里的副主任、主任、副院长。在龙泉本地的徒弟当中，做青瓷好的有卢伟孙、陈爱明。

　　我儿子是中国美院公共艺术学院毕业。他们学院派的影响比较浓一点，他搞的比较现代时尚一点。但是我们青瓷要发展，在传统上要搞创新。我也给他们讲了，你们做龙泉青瓷，根本的东西不能忘掉，人家一看你这个，就要知道是龙泉的东西，如果人家说，这个造型全部是景德镇的，那种拿来主义是不行的。

　　我儿子徐凌1993年毕业，当时我们龙泉青瓷不景气。当时我和他妈妈都不想儿子回来，他自己在一个外资企业里面搞，干了三个月，工资就比我们高很多，拿1千多块钱，我才拿600多块钱一个月。到了1995年底吧，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我被他感动了。这个信大致内容是说，我在外资企业工作了三个月，现在虽然工资待遇比父亲好，但不是他的目的。他说希望能把父亲这种技术继承下来。小孩如果他自己不喜欢这个事情，大人逼他做没用的，他自己有这个想法，那我当然很高兴，但是他妈妈反对。我就跟我夫人商量，以后我们青瓷会好起来的。

　　1996年，他回来以后就开始自己做了。我还在所里上班，有时候星期天晚上辅导他，真正到1999年，我们单位停发工资，已经是揭不开锅了。我们最困难时期是1999年，3月份停发工资。我开完人代会回来，市长让我找块地皮，有什么困难叫我去找他，结果在边上找了块地。他说在哪里？其实龙泉哪里有闲置地，他当市长的是了如指掌的。他说那块地不行，这么窄，这么深，不行。他马上打了电话给工业办主任，说工业小区某块地谁也不能给，就给徐朝兴。所以我5月份这地就给征下来了，那时候花了50几万。5月份开始搞基建，10月份投产。所以，我从1956年干到1999年，是43年，自己出来做已经12年了。

　　我现在家里工人不是我的徒弟，都是跟我儿子。我是师爷辈的。因为现在年轻人真的很浮躁。现在都是独生子女了，他们家里父母亲条件都非常好，就怕自己儿子去受苦。家境好的孩子受不了这个苦，做陶瓷很苦的，要真学好这门技术，你耐得住这个寂寞，受不了这个苦，你吃不了这碗饭。

　　青瓷这个东西是出于经验，靠的是经验的积累。我徒弟他那个东西一烧起来，底下的氧化铝全部粘到角上去，他怎么去都去不了，好像氧化铝烧得太厚，没有必要。这个铜板是高温材料做的，这个坯是要收缩的，烧厚了以后这个一角收进来不是把粉都粘到这个里面来了。其实很简单的事，他们就想不到，我给他一点拨这个问题，一下子解决了。作为当师傅的，就是传帮带，他们非常感谢我。

　　相对来讲，我们现在走的路子还是比较正的，包括一些搞作品评比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你们在青瓷上面搞绘画，做个评品可以，但是拿奖不可以的，失去了青瓷传统的东西。青瓷很简练的，一个造型，一个印花，传统的元素在里面。你添加的东西，市场有营销，有人要，可以，但是在我这里做展览拿奖是不可能的。这是把他引到正路上面来。

　　从理论上研究龙泉青瓷，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做，但是我们从包括造型、装饰上面，我们肯定要研究。我们的祖先在1000多年前，在那个年代，没有科技、没有电，在原始的条件里，做成这个样子，那是非常了不起。我们现在社会在进步，科技在发展，如果仍然超越不了历史的水平，我们是给祖宗丢脸。从造型上面，整个工艺上面，包括装饰方面，当然要超过。理论研究的话，理论家去评价是可以的，我们不可以，好像是把自己夸大，我们讲话要含蓄一点。

　　我的学历只是小学六年级，能连续当两届全国人大代表，专业上来说，还能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如果要我来讲自己的经历，我想说的就是四个字：机遇、勤奋。

　　要说感谢的人，首先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1957年有了他的指示，龙泉青瓷才有今天。第二个怀念的是我做青瓷的师傅，跟他走了这条青瓷之路。第三个怀念邓小平，改革开放彻底解救了我。最后我怀念毛泽东。为什么？就是那个年代那些坎坷经历造就了今天的我。虽然我受过一些磨难，但这些坎坷是我一生最大的财富。我不会忘记以前苦难的日子，也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美好的生活。

　　2006年，我在中国美院办了“徐朝兴五十周年展览”，2007年又成了（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浙江省青瓷行业协会成立，又把我推到去做会长。时代把我推到这个位置。一分耕耘一分回报，不管受了什么磨难和坎坷，我想还是非常值得的。

　　龙泉青瓷

　　传统烧制技艺

　　我国自古以瓷器闻名于世。龙泉青瓷源于五代，盛行于宋，是我国制瓷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有着“质如玉、亮如镜、声如磬”的美誉。龙泉青瓷有“哥窑”与“弟窑”之分，哥窑是釉面开片的黑胎青瓷，弟窑是不开片的白胎和朱砂胎青瓷。“哥窑”青瓷以瑰丽、古朴的纹片为装饰手段，如冰裂纹、蟹爪纹、牛毛纹、流水纹、鱼子纹、膳血纹、百圾碎等，釉层饱满、莹洁，素有“紫口铁足”之称，与釉面纹片相映，更显古朴、典雅，堪称瓷中珍品。“弟窑”青瓷釉层丰润，釉色青碧，光泽柔和，晶莹滋润，胜似翡翠。有梅子青、粉青、月白、豆青、淡兰、灰黄等不同釉色。

　　龙泉青瓷不仅是古代皇宫的贡品和对外文化交流的世界性商品，而且是极具审美价值的艺术品、收藏品，其传承了近1700年的龙泉青瓷烧制技艺，作为我国制瓷技艺的杰出代表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而受到世人瞩目。宋俊华（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

　　●龙泉青瓷：第一个入选联合国非遗名录的陶瓷项目

　　龙泉青瓷传统上分“哥窑”与“弟窑”。是否真有兄弟二人，无可考，但这使龙泉窑形成两种不同的烧制方法。

　　在南宋中晚期出现了一类黑胎开片瓷器，即所谓哥窑瓷（与官、汝、定、钧窑并称为宋代五大名窑），其特点是“胎薄如纸，釉厚如玉，釉面布满纹片，紫口铁足，胎色灰黑。”此类产品以造型、釉色及釉面开片取胜，因开片难以人为控制，裂纹无意而自然，可谓天工造就，更符合自然朴实、古色古香的审美情趣。

　　另一类胎白釉青，釉色以粉青、梅子青为最，豆青次之，即所指的弟窑。青翠的釉色，配以橙红底足或露胎图形，产生赏心悦目的视觉效果。南宋中晚期起，尤其是在元代，运用露胎的作品大量出现，装饰独具神韵。

　　2006年5月20日，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6月5日，经国家文化部确定，浙江省龙泉市的徐朝兴为该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并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26名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2009年9月30日，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的76个项目中，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榜上有名，是第一个入选的陶瓷类项目。

　　●流变：

　　龙泉青瓷是我国历史上的名瓷，史称中国五大名窑的官窑、哥窑、汝窑、定窑和钧窑中的哥窑，指的就是龙泉的青瓷。

　　龙泉人民利用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吸取越窑、婺窑、瓯窑的制瓷经验，很早就开始烧制青瓷。龙泉查田下保村曾出土“永初元年”（420年）墓葬品中有青瓷“鸡首壶”、“鸡冠壶”等8件青瓷，皆灰胎青黄釉，为龙泉青瓷的创始年代提供了可靠例证。

　　据《中国青瓷史略》记载，大约在五代以后，越窑衰落之后，龙泉青瓷取而代之。到北宋早期，龙泉窑业已经初具规模。此时的产品以淡青色釉青瓷为主，胎壁薄而坚硬，主要产自龙泉金村一带。因为瓯江穿过龙泉，所以此时龙泉窑大都依河流而建，瓷器通过水上交通直达温州港。

　　南宋时期，龙泉窑达到鼎盛时期。烧制技术进一步提高，生产出的白胎厚釉的瓷器远销海外，带动了龙泉哥窑、弟窑的名声鹊起。发展到宋元之际，全国经济中心的南移，北方的汝窑、定窑遭到战争的破坏，而龙泉窑的粉青和梅子青釉质的烧制成功，使得龙泉青瓷开始进入一个历史的高峰期。

　　据《龙泉县志第九编》记载，到清初，龙泉窑厂已所剩无几。民国时期，龙泉制瓷亦已衰败，但始终并未中断，技术仍流传民间。其中，龙泉本土人士廖献忠、龚庆芳、陈佐汉等人都是研究和仿制古瓷专家，此一时的龙泉青瓷，“追步哥窑，媲美章生”。另外，清末民初，日本、德国、美国等先后有人到龙泉搜罗古青瓷，继之国内大批古董商纷至沓来。由此，一方面引发了龙泉挖掘古窑址和盗掘古墓之风；另一方面，一批民间制瓷艺人开始研制仿造古青瓷。民国初年，徐渊若在《哥窑与弟窑》书中，抄录有当时制釉方、改良方、极富万金难换方、新方、未试方等配釉秘方。据龙泉市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民国二十三年，民国政府行政院送至伦敦参加国际展览会的艺术品中，就有古龙泉青瓷珍品18件。

　　1949年之后，龙泉窑生产几乎陷入停顿，直到1957年周恩来指示要恢复生产，龙泉窑才重获生机。

　　●流程：

　　龙泉青瓷的工艺，主要表现在原料配制、成型装饰、高温烧成等方面，具体包括粉碎、淘洗、陈腐、练泥、成型、晾干、修坯、装饰、素烧、上釉、装匣、装窑、烧成等13道工序。

　　徐朝兴告诉南都记者，龙泉青瓷的传统烧制技艺历经1700余年，依旧薪火相传，是龙泉青瓷率先入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原因。

　　采写：南都见习记者 赵大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