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任务重于生命

徐卫 · 发表于 2012-4-19 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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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在北京乘车视察市容（1984年）

　　徐向前事后在回忆录中写道，陈昌浩“可能和别的军政委员会成员酝酿过，但我毫无思想准备。我说，我不能走，部队打了败仗，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

　　徐向前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元帅。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长、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治军有方、能征善战的徐向前，在各个历史时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光明磊落、维护团结、艰苦朴素的徐向前，以自己的表率作用，给全党全军树立了典范。

　　同张国焘共事五年多，50%不能合作

　　徐向前是一个顾全大局、善于团结同志的领导者。为了党的事业，他不惜忍辱负重，委曲求全。1932年，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发动“肃反”运动，把许多好同志打成“改组派”、“第三党”和“AB团”予以逮捕、审讯以至杀害。为了整徐向前的“黑材料”，将他的妻子程训宣关押审查。当时，徐向前正在前线进行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得知妻子被抓，心情十分沉重，但为了大局，强忍悲愤，继续指挥作战。程训宣被关押后，尽管被用尽酷刑，但始终不承认是“改组派”，更不承认徐向前是“改组派”。张国焘没有得到她的口供，下令将程训宣处死。直到1937年到延安，徐向前才听说她被杀害了，便问鄂豫皖苏区保卫局局长周纯全：“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究竟有什么罪？”周纯全只好说了实话：“她没有什么罪。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对爱妻被错杀，徐向前十分痛心。多年后他在回忆录中说：“一场革命，人民群众的牺牲是巨大的。不仅对敌斗争要付出血的代价，在党的路线发生错误时，同样会付出血的代价。由此不难理解，坚持党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是多么重要！”

　　徐向前没有记恨张国焘，但张国焘却常常压制他。谈起与张国焘的共事经历，徐向前说过：“在红四方面军与张国焘共事五年多，我们是50%的合作，50%的不合作，有时是两票（张国焘与陈昌浩）对一票，我是孤掌难鸣。”在困难的局面下，徐向前一方面以光明磊落、顾全大局、维护团结的高风亮节支撑危局，另一方面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进行坚决而灵活的斗争。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确定战略方针，统一作战部署，打破蒋介石的围堵计划，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由徐向前起草的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领导名义给党中央的电报中请示“以后关于党政军应如何组织行动，总方针应如何确定”，“请立即告知”。中共中央到达川西北地区后，发现这里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山高谷深，交通不便，经济贫困，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而在此以北的陕甘地区，地域宽阔，交通方便，物产丰富，汉族居民较多，邻近抗日前线华北。因此主张红军继续北上，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6月16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复电张国焘等指出：“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主力出此似非长策。”“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但张国焘却主张红军向西退却到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的新疆、青海、西康等地，以为这样可以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强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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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解决战略方针的分歧，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会上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周恩来、毛泽东等多数人关于北上的意见，张国焘也表示同意。但张国焘却拖延执行中央军委的北上计划，并以给养困难为借口，继续兜售其南下主张；他自恃枪多势众，公然向党争权，策动一部分人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要求由他担任军委主席，给予“独断决行”的大权。其政治野心昭然若揭。徐向前将张国焘反党路线图概括为“伸手要权-分庭抗礼-自立‘中央’的三部曲”。

　　看清张国焘要挟中央的企图后，徐向前积极为增强红一方面军实力和维护一、四方面军的团结而努力。针对红一方面军保存的干部较多、兵员较少的情况，徐向前同陈昌浩商定并报中央同意，抽调红四方面军3个团（四军三一二团1100人、三十军二七O团1600人、三十三军二九四团1100人），共3800人补充到红一方面军；又从红一方面军抽调了一些有指挥和参谋工作经验的干部，到红四方面军各军任参谋长。

　　党中央为了团结红四方面军继续北上，向张国焘做出多次让步。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7月1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但好景不长，张国焘离开阿坝，刚进入草地，就又变卦。9月8日，他电令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面对重大事变，徐向前与陈昌浩商量后决定向中央报告。在党中央经过深入研究，并以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7人名义发出致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电后，9日，张国焘密电陈昌浩，令其武力挟持中央南下。这一密电恰被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看到，叶剑英紧急通知了毛泽东。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紧急磋商，为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对叶剑英关键时刻为党立下大功，毛泽东曾多次称赞他“吕端大事不糊涂”。

　　严于责己，让功揽过

　　对于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徐向前从不回避。有两件事一直到晚年徐向前仍认为自己“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

　　一件是在长征途中曾经执行过张国焘的南下命令。那时，张国焘与党中央围绕“南下”还是“北上”的斗争已经白热化。1935年9月8日，陈昌浩收到张国焘关于右路军南下的电令后，经与徐向前商议决定报告中央。这时，担任右路军总指挥的徐向前与政治委员陈昌浩的意见是一致的：支持中央关于北上的主张。在当晚10时张国焘再度致电徐、陈“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后，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陈昌浩的态度转变，把徐向前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同意南下，明显违**央精神，但南下是张国焘定的，右路军直接受张国焘指挥，当时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在陈昌浩同意南下的情况下，即使他反对也无力回天。为了使红四方面军不再分开，徐向前只好同意南下。

　　9日晚，毛泽东来到徐向前的住处，与其谈话，希望得到他的关键支持。毛泽东站在院子里，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徐向前回答：“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见此遂告辞而归。

　　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支持毛泽东，徐向前十分痛苦，曾长夜难眠，痛哭了一场。在回忆录中，忆起当时的情景，徐向前写道：“我的内心很矛盾。一方面，几年来自己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一直不痛快，想早点离开他们。两军会合后，我对陈昌浩说，想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的确是心里话。我是左思右想，才说出来的。另一方面，右路军如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我想，是跟着中央走还是跟着部队南下呢？走嘛，自己只能带上个警卫员，骑着马去追中央。那时，陈昌浩的威信不低于我……他不点头，我一个人是带不动部队的，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人。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这样，我就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

　　另一件是，西路军失败后执行了陈昌浩关于返回陕北的“决议”。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等率红四方面军的3个军担负渡过黄河、占领宁夏及甘地，打通与苏联联系的任务。西渡黄河的2.18万名红军组成的西路军，在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领导下，面对兵力强悍的国民党军马步芳、马步青部的围追“兜剿”，不怕牺牲，血战4个多月，毙伤俘敌2.5万余人，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但由于无根据地做依托，无兵员和物资补充，最终兵败祁连山。在西路军陷入重围时，党中央曾作出援救计划，决定成立援西军，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但此时国共谈判已进入拍板阶段，和平协议即将达成，在不影响和平大局、不使增援军又陷困境前提下的援西行动，已经远水不解近渴。到1937年3月13日，西路军进入康龙寺地区时，能够直接掌握的成建制的战斗人员仅剩一二千人。于是，陈昌浩主持召开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会议，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报告，其余部队分成3个支队，转入祁连山区打游击。最后，这支部队只有400多人在李先念率领下冲出包围。

　　对离开部队一事，徐向前事后在回忆录中写道，陈昌浩“可能和别的军政委员会成员酝酿过，但我毫无思想准备。我说，我不能走，部队打了败仗，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陈昌浩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你如果留下，目标太大，个人服从组织，不要再说什么了”。“散会后，我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我拉着他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但陈昌浩坚决地拒绝了徐向前的建议。徐向前说：“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坚持留下来。事实上，李先念他们，并不想让我们走。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憾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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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之严，爱之深，是帅又是兵

　　徐向前认为，作风就是战斗力，因此，他特别重视战斗作风的培养。在红四方面军，通过长期的战争实践和日常养成教育，他培养出部队“狠、硬、快、猛、活”和不骄、不躁、不馁的战斗作风。指定部队进入的战斗位置，必须按时到达。徐向前说：“当我们最困难、最熬不住的时候，往往也是敌人最困难、最熬不住的时候。打仗就要有股狠劲、硬劲，要熬得过战局中的‘最后五分钟’。”他认为，培养部队过硬的作风，是对战士最大的关心爱护。训练时多流汗，战场上才能少流血。

　　徐向前与人民群众有着很深的感情。他十分关心曾经战斗过的老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为帮助老区人民尽快致富，他多次向中央建议关注老区建设，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中央写了关于请关注老区建设的意见，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不久，中央老少边穷办公室宣告成立，统一部署帮助老区人民脱贫的工作快速展开。

　　徐向前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一滴水、一滴油、一度电，对很多人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直到上世纪80年代，徐向前八十高龄之后，他都对此予以关注。听说家里有人洗澡时水龙头总是开着，他都提出批评。到部队视察工作，他让秘书打电话通知接待的部队：不准搞招待，干部战士平时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否则就不去。他对家人制定了特殊的家规：要求子女不准询问和介入首长的工作，看首长的文件。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享受的待遇不准子女分享，如自己用的贵重保健药品，不准亲属使用；重要的参观和文艺演出，不准子女“沾光”；配备的专车，不让子女乘坐。一次，徐向前年过八十高龄、双目失明的妹妹来看他，实在行动不便，徐向前破例同意用车接送，但叮嘱司机：“绝不能忘了替我交费。”

　　徐向前的高风亮节，教育着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毛泽东曾称赞徐向前：“好人，好人！”邓小平称赞徐向前是个顾全大局的人。**称赞徐向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我党人的楷模。徐向前逝世后，灵堂里摆放的赞扬其优秀品质的挽联写道：“一生光明正大，从不为己诉屈”，“赫赫战功将，堂堂正正人”。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2012年第4期）

徐晓夫 · 发表于 2012-4-19 20:16

向元帅敬礼！

徐玉杰 · 发表于 2012-4-21 20:28

不同人有不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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