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冠林求解“钱学森之问”
徐校长只是给我们提出了问题的一方面，类似的困境还很多。如何求解“钱学森之问”，值得每一个人去思考<BR><BR> “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BR><BR> 这是刚刚已逝智者、我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多次给总理**提出的一个问题。在温总理的一篇文章中曾提到，钱学森所说的杰出人才，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像他那样有重大成就的人才。如果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这些年甚至建国以来培养的人才，确实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还不能说在世界上占到应有的地位。<BR><BR> 这个问题，被学界称为“钱学森之问”，目前又被安徽高校11位教授，以公开信的形式，向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提出。直面“钱学森之问”，已成为教育界和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BR><BR> 上个周末，笔者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上海校友会2009年年会上，偶遇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徐冠林，与他面谈良久，并就此问题向他请教。<BR><BR> 南洋理工大学被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专刊》列为全球顶尖大学百强，徐校长提倡的“杨振宁精英计划”和“通识教育”，被认为是创新教育的典范。对于“钱学森之问”，徐校长给出了自己的见解。<BR><BR> 他认为，中国在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上存在的问题，在很多亚洲国家都存在，那就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听话”文化，日本、韩国和新加坡都有这样的成分。这种文化氛围要求你听上面的话，听老板的话，听年长者、老资历者的话。只要听话，即使没什么创新能力，也没什么大问题。在这种文化氛围束缚下，人的创新能力被局限了。<BR><BR> 徐校长同时认为，这种文化也有个好处，那就是如果遇到一位开明的上司和领导，那么就可能带领下面人员走向创新，做出成绩，但这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这反映在教育和培养科技人才上，弊端就非常大。因为下面的人总是在猜想老板的想法，却不去尝试自己好的创新能力。<BR><BR> 如何解决这一困境呢？徐校长认为，可以在机制设置上淡化这种“听话文化”的笼罩。比如，在学校和科研中，应该多发挥年轻人的功能，让年轻学者的观点更多地表达出来，让年轻人站在科研的前沿。那些老资历的教授，可以利用其资源优势，为年轻人提供更广阔的空间，而不是去约束他们的创新。<BR><BR> 徐校长还举例说，在美国，其实很多创新技术和详细的想法，都是一些助理和年轻人做出来的。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其突破和理论贡献，也是在年轻时就提出来了。比如“光纤之父”高锟，其实在上世纪60年代，在他不到40岁的时候，就提出用玻璃纤维作为光波导用于通讯的理论。日前给他颁发的诺奖，迟来了整整40多年。<BR><BR> 当然，徐校长只是给我们提出了问题的一方面，类似的困境还很多。如何求解“钱学森之问”，值得每一个人去思考。温总理在上述文章中指出：“每每想到这些，我又感到很内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形势很好的时候，还要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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