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来“包”打天下(组图)
http://img1.cache.netease.com/catchpic/4/47/470CB84AA79D6700FEBC4793F0E0F3C3.jpg
http://img1.cache.netease.com/catchpic/8/80/808B1D078CC2843375D771BBE0392976.jpg
人物名片
徐国来，生于1946年，高邮送桥镇人，高级经济师。现任扬州五亭食品有限公司及扬州天歌鹅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在扬州，他首次将食品速冻技术引入包子工业化生产，开辟出一个庞大的市场。
如今，“五亭”速冻包子远销美国、日本、加拿大、德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入选了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并连续8年走上全国“两会”餐桌。徐国来作为主要参与者之一起草了《速冻方便食品国家标准》。敢为人先的徐国来，也被称为“扬州速冻包子之父”。
我最大的成就，是靠一只包子救活了一个企业，新生了一批企业，形成了一个产业。
1964年，当18岁的徐国来往暖水瓶里塞进一小撮米，想煲点半生不熟的稀粥果腹时，他一定没想到，有朝一日，他会成为一个“包子王国”的统帅。在这个“王国”里，每天出产的包子数以万计，足够堆成一座小山。
这个“王国”叫“五亭”。
2010年，65岁的徐国来，正在运筹帷幄着一个更富野心的计划——为他的五亭包子造一个庞大的零售终端。让走上工业化生产线的速冻包子，通过自家笼屉，重新变回鲜蒸包子，再进行售卖。如果这个计划成功，将创造10亿元的财富。
成功总是在徐国来一次次的自我否定中，款款而来。这次，成功还会青睐他吗？
在徐国来走过的65个年头里，他当过生产队文书，当过兵，当过政工干部、保卫科长、厂长，最终当了一家私营股份制食品企业的董事长。所有这些轨迹，多半不是以徐国来意志为转移的结果。亦如他曾努力尝试过制造蜂皇浆、方便面、八宝粥、冰激凌、矿泉水……结果没一样成功，而“无心插柳”的速冻包子却让他一举成名。用他的话来说，“命运扑朔迷离，谁也不知道前面的路是什么样子。”
不过，2010年7月17日这天是可以预见的。
这一天清早，五亭食品有限公司大门前，董事长徐国来和全体董事会成员，将列队迎接员工的到来。那些擀面皮的姑娘、剁菜馅的大妈、调设备的小伙、开货车的大叔，会受到贵宾般的礼遇。
接着，十辆豪华空调巴士，将载着这些朴素的工人，游走于家乡美丽的街道，和企业十几年来拓展的新的疆土。这一天，是五亭的厂庆日。
徐国来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告诉员工，企业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主要得益于员工的付出与坚持。从国有企业厂长，到私营企业董事长，徐国来始终没变的就是对员工的尊重。
苦日子里磨意志，《红楼梦》里学处世
1946年10月23日，徐国来出生于高邮送桥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排行老三。
“我是兄弟姊妹六个当中，唯一坚持读到高中的，家里实在太穷了。多上一天课对我来说就等于多赚了一天。每次到了升学的时候，都要由老师上门向父母争取。从小学到初中，我一直是班上的学习委员，老师舍不得我辍学，就一直做我父母工作。我才能撑到高中。”
徐国来念小学的时候，母亲和姐姐在上海当保姆，哥哥在外地，照顾卧床不起的父亲和三个年幼弟妹的任务，便落到了徐国来的肩上。
“整个家庭的担子全在我一个人身上。我不仅要种田，还得半夜三更起来给父亲端茶倒水，做吃的。而那一年，我也仅仅是个八岁的孩子。”
徐国来如今再回忆起那段往事，坚持认为，童年时代艰苦的生活，磨炼了他顽强的毅力，和奋发进取的意志。
“童年对一个人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我在贫苦中长大，所以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
徐国来至今还记得，交学费就得卖家里的口粮。
“高一入学报到时，家里卖了190斤大米，加上亲友们七拼八凑的钱，一共90块钱。这是我半年的学费和生活费。贫穷，让我不敢懈怠学业。入学后，我几乎每天晚上看书到凌晨一点左右。”
夜深人静的时候，挑灯夜读的徐国来饥肠辘辘。实在忍不住了，就从家里带来的米袋中，掏出一小撮大米，放进暖水瓶里，让米慢慢涨开，这便是他“煲粥”的方式。
“其实，根本泡不熟。但确实太饿了，半生半熟就狼吞虎咽吃下去了，还是觉得很香。那时，对于食物，我充满了渴望。”
他当然不会想到，当年如此渴望不及的食物，多年后，竟是每日打交道的终身事业。
高一没念多久，徐国来便因身体缘故，休学在家。“可能是感染了风寒之类的病，眼睛一度看不清东西，走路也极为困难，只得休学。那是1964年，我18岁，对人生也没什么规划，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休息时看些杂书。那段时间里，我第一次阅读了四大古典名著。尤其是《红楼梦》，对我人生影响极大。《红楼梦》我前前后后一共读了四遍。里面的一百多首诗歌，我大部分能够背诵。其中，描写金陵十二钗的诗尤其烂熟于心。《红楼梦》是我学会涉世处人的第一本教科书。书中人物的处世哲学影响了我今后的交际方式。”
2
笔杆子写出机遇，“枪杆子”改变命运
虽然休学养病一个学期，徐国来的身体已渐渐恢复，但功课却跟不上了，只得辍学。本以为从此就要跟父辈一样，永远“面朝黄土背朝天”，没想到一份通知却改变了他的命运。
“那天我突然接到大队部的通知，让我第二天去公社报到上班。我非常诧异，我家没有任何亲戚做官，怎么会突然有人给我安排工作了。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稀奇事。”
后来，徐国来才知道，是大队书记点了他的名。那时整个大队，算他在内，不过四个高中生。当时上级组织要求组建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徐国来便作为“知识青年”被选了进来。
这件事对徐国来的触动很大，通过这件事，他明白了知识对于改变一个人命运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这也为他此后，甘愿丢掉厂长的乌纱帽也要拿文凭，埋下伏笔。
1964年10月16日，徐国来将这一天视作人生的转折点。这一天，他与另外24名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队员一道，被接到了扬州，开始了三个月的集训。
“我们被集中在苏北医院小礼堂里，讲一些社会主义的规章制度。被选进工作队的有地方干部、大学生、现役军人和知识青年。我们那时都热血沸腾，充满了激情。”
三个月的集训后，徐国来被派到句容县亭子公社东谢大队后巷生产队，成了一名生产队的小文书。
“当文书的这段经历，对我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与文字打交道能让人更擅长于深入思考。最初，我是写不出来的。曾被领导骂得哭了一夜。后来，就发奋写文章。此后，无论是在方巷光明工作队当文书，还是到高邮营南公社社教总团政治部检查组当检察员，扎实的文字功底对我的工作起到了巨大的帮助作用，也为我赢得了更多机会。”
“在我青年时代的很长一个阶段里，我都从事与文字相关的工作。这让我有大量机会接触各个层次的人。在社教总团政治部检查组当检查员的时候，时任高邮县委书记的潘振球对我影响最大。我常与他下到各工作组检查，发现潘书记为人十分朴素，他对基层百姓充满了深厚的感情。老百姓形容他是‘帽子没有顶，鞋子没有帮’的书记。这样的领导形象，对我此后管理企业起到了巨大的示范作用。”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潘书记被打倒。徐国来的命运也再一次印证了“扑朔迷离”。
中央宣布工作队解散后，他差一点任职高邮县团委，差一点成为外交部涉外秘书，差一点当了公社文化站站长，但就是“差那么一点”。最后，他被分配到供销社当了一名合同工。六个月后，他又无奈地成为送桥农具厂的一名负责人。
“我不喜欢天天跟铲子、铁锹、锄头打交道，这些铁家伙冷冰冰的，让我心情很不愉快。所以，在农具厂呆了两个月后，我就不想干了。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总是被动地从一个岗位调到另一个岗位，完全没有个人意志，但我又渴望抗争，希望改变命运。”
1967年底，徐国来第一次按照自己意愿作了一次人生抉择——当兵。
在扬州军分区江都中队，只当了三个月新兵的徐国来就被提了副班长。他的文笔特长，让他次年又成为军分区政治部的一名文书。“当时，连队的全部文稿都出自我手。被调到政治部的前一夜，指导员还让正在站岗的我写了最后一篇连队工作总结。”
直到1975年转业，徐国来的部队生涯都是在处理文稿与机要文件中度过，虽然他拿起了“枪杆子”，却始终没能丢下“笔杆子”。
3
阴错阳差入行，胆大妄为救厂
“转业那年我29岁，没向组织汇报，偷偷谈了个女朋友。原本转业安置到高邮石油机械厂，因为女朋友在扬州玉器厂工作，为留在扬州，只好公开两人的恋爱关系。多亏组织上照顾，在扬州为我安排了工作。”
1976年3月，而立之年的徐国来走进扬州商业系统的一家效益在当时还算不错的企业——五一食品厂，成了一名保卫干事。由此开始，他的事业才与食品制造扯上了边。
“1980年9月20日厂里一场重大火灾事故后，三个厂长被撤职，我很快便被提拔为保卫科长，再提到副厂长。”
当厂长，要开始抓生产了，但是却不懂技术。徐国来开始用心钻研食品加工技术。他参加轻工部的糖果培训班，参加全国首批厂长经理统考。开始慢慢蜕变成为一名业务型领导。
1984年，他偶然听说全国电大党政干部专修科在招生的消息，为了圆自己的“大学梦”，他偷偷背着领导报了名。对于徐国来的不请示、不汇报，领导当然大发雷霆，坚决不让他考。直到商业局的老书记出面，徐国来才走进了考场，不过，他的副厂长职务也被免去。
两年的全脱产学习让徐国来迅速补充了知识，并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大专文凭。但徐国来正摩拳擦掌准备大显身手时，商贸局却将他分配到了一家亏损企业——扬州糕点厂。
“我当时闹情绪，拖了一个多月不愿意去。局领导就骗我说不去也行，但得组个班子去糕点厂做调研，找出亏损原因。我就带了三个人扎进了厂，20多天后，发现了一些问题，我反倒不想走了。当你一旦认真对待一件事情，必然希望能将它做好。我决定服从组织安排，担任这家亏损企业的厂长。”
不过，徐国来提出一个条件，“给我一名技术干部。”
http://img1.cache.netease.com/catchpic/0/0D/0DBBC5C507A2F97398D371492F9A4B22.jpg
于是，商业局给他派来蒋明霞。这个女干部，日后成了徐国来最得力的助手，并与徐国来一起开发出了速冻包子，这是后话。
正式到岗的第一天，徐国来召集全厂职工开会一直开到晚上八点半，他提出开发新产品，上新的生产线。此外，严格规章制度。
蒋明霞出任糕点厂副厂长后，开始走南闯北地找产品。几个月后，她带回了一种叫做亨氏麦圈的食品交给徐国来。看着这种像戒指一样大小，灰灰的不起眼的小零食，徐国来气不打一处来。“你就给我带了这个东西回来？我还以为是个什么高新技术产品。”并随手将这包麦圈扔了出去。
蒋明霞并没生气，她慢条斯理地开始做起了徐国来的工作。“这是膨化食品，目前中国还处于市场空白阶段，这是欧洲的产品。”
徐国来动心了。
接下来，他三上北京，对麦圈进行调研。他找到中国食品总公司的一名工程师谈膨化设备的问题。并接洽了湖北一家军工企业，希望由他们来做一套膨化设备。
“那时没钱，一套设备要花30万。我就在北京用年息20%的高利贷了30万。我没向局领导请示汇报。我知道，一请示，这事肯定要黄。当时就是带着赌博的心态，做好了，企业就能出现转机，做砸了，我们自己认栽。”
徐国来不请示、不汇报的个性至今未变。对此，他的态度是，“大事小事都请示汇报的人，要不缺乏主见，要不就是想讨好领导。”
徐国来的第一次“赌博”赢了。
麦圈在一次全国小食品交流会议上一炮打响，从此一发不可收。每天，扬州糕点厂门口前来等货的车子排成一条蔚为壮观的长龙。一些批发商，甚至拿着棍子来抢货，产品一下线，立即就被一抢而空。
“那时，我们每天的纯利可达到1万元，麦圈为企业赢得了1500多万的利润，这哪里是麦圈，简直就是金圈。”
洋产品赔了本钱，土“包子”赚来金山
尝到创新甜头的徐国来，萌发出更多大胆的念头。
洋产品成了他的主攻对象。
接下来，蜂皇浆、矿泉水、方便面、八宝粥等产品，陆续走上生产线，两千多万的资金也随之投了下去。
“除了‘五亭’、‘美中美’方便面把本钱赚回来以外，其他产品都没能保本。这让我总结出了一个道理：花洋盘钱，买洋设备，做洋产品，吃洋人亏。”
1993年，麦圈正式下马。次年，五一食品厂再度陷入低谷，企业二次亏损。
“我开始思考，为什么向外借鉴的产品都不能形成牢固的市场根基，不是水土不服，就是昙花一现。我突然发现，我们一直在忽略一个富矿。扬州有大量传统食品资源。为什么食品加工企业不能从中做出文章来呢？”
时间向回倒退四年。1990年，一位加拿大华人找过徐国来，让他帮着做一批扬州点心卖到加拿大。这些点心当中，就有扬州包子。
“当时，我们租借了外贸冷冻加工厂的一间厂房，连续做了三个月，一共做出了将近六个货柜的包子和点心。不过，那时候因为发酵技术问题，且没有上速冻设备，仅采用冷冻的方式来处理，因此，做出来的包子不是有黄斑，就是粘连在一起，一大半都成了废品。我拿着这些包子，送人都没人吃。扬州人吃惯了新鲜包子，没人愿意吃冻过的包子。三个月下来，我们亏了几十万。”
就这样，徐国来将包子打入了“冷宫”，四年内都没再想起它。尽管，第一只扬州冷冻包子诞生于他的手中。
1994年，机遇再次出现。还是加拿大人托徐国来到扬州购买400箱扬州包子。而当时，扬州已经有小企业在制作冷冻包子。一开始，徐国来只是想帮忙，没想到扬州这家做冷冻包子的企业一口回绝了徐国来：“别说400箱包子，我们连4箱也没有。根本供不应求。”
徐国来这才意识到，他正在错过一个巨大的商机。
1995年国庆节一过，他就立即找来技术科长和基建科长，提出做速冻包子的想法。没想到部下们连连摇头。“不是讨骂吗，哪有企业抢饭店生意的？”但徐国来认定的事情，别人怎么劝也无济于事。
当年十一月，厂里用石棉瓦盖了间临时厂房，弄了些简单的设备，就开始加工包子了。“那次加工了5000多箱包子，也没什么漂亮的包装，就用个白塑料袋装起来就卖了。没想到这次投石问路，还真有了不错的市场回应。包子一销而空，卖了50多万，纯利润达到10多万元。”
十多万不算高，但对于当时的“五一”来说，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也是一个强烈的市场信号。自麦圈项目下马后，企业效益大幅萎缩。到1996年时，工人工资都发不出来了，企业财务上没有一分钱。
徐国来认定了，包子就是“救世主”。他立即召开经理室会议，提出上马速冻包子项目。但投资预算高达200万元，对于这样一个严重亏损的企业来说，这是个天文数字。五次经理室会议，都没能通过这项决议。
眼看着1996年的中秋即将过去，再不盖厂房，将错失年终市场。徐国来火了，“这次，我不听你们的，就由我一个人说了算！”
两个月后，新厂房盖好了，没有自动化设备，全是手工操作。但因为抓住了春节这一商机，包子还是给厂里带来了243万元销售，利润达到近60万元。
这一下，大家思想统一了。
很快第二车间也拔地而起，生产规模扩大了，效益也提升了。
1998年，《新华日报》一篇题为《扬州包子：买方市场的亮丽风景》的报道，引起了时任江苏省委书记陈焕友的注意。他不仅亲笔写了长达数百字的批示。更将这一嫁接了现代食品加工技术的传统食品带到了全国两会上，成为代表和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2002年，五一食品厂改制，更名为扬州五亭食品有限公司。从国企变成私企，徐国来也由国企厂长，变成了私企董事长。
“国企有值得借鉴的传统，如更加人性化的管理和企业文化。但私企也具有更加灵活的优势，如职工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工资能高能低等等。”
徐国来对改制后成立的扬州五亭食品提出了“以市场营销为主导”的理念。“我们的产品主要走商超的渠道，全国几千家大型超市内都可以看到‘五亭’包子的身影。此外，对于产品品质我也提出了‘价格服从质量’的原则。必须保证‘原汁原味’，采用高汤吊鲜，不用味精和防腐剂。这样，即便价格不占优势，也同样可以靠品质打开市场。”
徐国来说这句话是有依据的。在北京，一斤狗不理包子促销价7块钱，而一斤五亭包子的促销价可以达到10元，且每年的市场需求量都在以10%的速度递增。
5
速冻包子文章越写越深，本土美食文章越做越大
“五亭”包子成功了。如今，在美国、日本、加拿大、德国、韩国和中国港台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都能从超市里买到“五亭”速冻包子。
“五亭”的示范效应很快得到了显现。扬州的速冻食品产业迅速发展壮大。短短几年内，诞生了十多家生产速冻食品的企业。如今，扬州每年销往世界各地的速冻包子超过200万箱。一个传统淮扬面点孵化出了几个亿的大市场。
“扬州速冻包子的成功得益于对本土餐饮文化资源的开发和技术革新。”徐国来这次又瞄准了扬州鹅和扬州狮子头等一大批本土的传统美食。
2007年，扬州鹅获得了国家专利，徐国来立即花215万元，买下了这个被外地人觊觎了很久的优质农产品的知识产权。
“这种鹅肉质非产鲜嫩，口感好，而且产蛋率高。更何况，扬州鹅的育繁基地就在我的家乡送桥。”
徐国来在送桥买了70亩地，注册了扬州天歌鹅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始研制扬州盐水鹅、冷鲜鹅产品，并开办了育种中心。
“扬州盐水鹅的市场欢迎度很高，但一直处于无序发展的状态，需要规模化生产和规范化生产。”谈到扬州传统食品的产业化道路，徐国来雄心勃勃，完全忘记了自己已经65岁“高龄”。
“现在还有一些技术问题没有处理好，比如真空包装的盐水鹅容易出现褐化问题，比如常温保存的保质期依然偏短问题等等，但我相信攻克这些难点也只是时间问题。”
徐国来同时在构想着一个更加大胆的计划，为自己的速冻包子造100家连锁快餐店。“五亭真味坊”已悄然诞生。
“一方面，现有零售渠道的成本增加制约了利润率。也导致了销售额增加的缓慢。新的渠道建设难度很大。因此，速冻包子这一产品的销售额，始终被卡在几千万元的‘瓶颈’。开辟中式快餐连锁，有利于加速产品消化，并通过连锁销售终端，形成巨大的零售网络。”
“五亭真味坊”的构想，还会像速冻包子那样高奏凯歌吗？
徐国来说，“前面的路不得而知，只管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下去吧。” (本文来源：扬州晚报 ) http://img1.cache.netease.com/cnews/img07/end_i.gif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善动脑，会打算，失败面前找经验。一路走来几十年，扬州鹅成大局面。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