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法律是社会控制的最高手段
用一种非法手段来制止另一种非法手段，用一种错误行为来纠正另一种错误行为——这是一种现实，深打着无奈的烙印。一青年骑摩托上街买菜，看到设卡收税，就调头离开，一警察突开两枪，将其击伤。后来警察要求私了遭到拒绝，就谎称该青年是逃犯，而开枪属正当行为。此事发生在海南东方市，那青年叫邢亚盖。邢亚盖想成为“男秋菊”要“讨个说法”，这谈何容易。事发6年之后，《海南特区报》在2006年刊发报道，称“警察枪击无辜青年，吴邦国批示讨回公道”。后经查证，这“委员长批示”是子虚乌有的。（7月7日《中国青年报》）
如今记者说“委员长批示”是检察官提供的信息，而检察院方面说是记者报道失实。谁在说谎？这还是一个谜。但很显然，“委员长批示”是不存在的，可正是这个虚构出来的“领导批示”，让邢亚盖被枪击案得以迅速“侦破”“结案”。
一个法律案件，通过领导批示得到迅速处理，这并不鲜见。“批示控制”，是我们一种很现实的社会控制方式，而这在西方发达国家则是难以想像的——因为那样会被看成是权力干涉司法。所谓社会控制，是指利用社会规范对人的社会行为进行约束的过程，狭义的社会控制，是指对偏离行为、越轨行为、违法犯罪行为等等的控制。道德习俗、宗教信仰、党纪政纪、社会舆论、群体意识以及“潜规则”等等，都具有社会控制的能力。而美国著名法学家罗斯科·庞德则认为：法律是社会控制的最高手段。
庞德主张，法律和一定时间、空间的文明密切联系。从过去看，法律是文明的产物；从现在看，法律是维护文明的手段。“自16世纪以来，法律已经成为社会控制的最高手段了。”庞德法理学的基本假设是，人们拥有许多需要和希望，并力图实现和满足。人的本性中有两种本能：一种是自我扩张的即“反对别人而实现自己”的本能，一种是谋求社会合作的即“通过别人而实现自己”的本能。其中自我扩张的本能，导致了人与人、集团与集团之间利益的冲突。为此，人们只好用强力来遏制其对他人的伤害。
社会控制的终极目的，是要使人类文明免于崩溃。但以非法的、甚至犯罪的手段来进行纠错操控是危险的。违法犯罪的手段既然可以用来“纠错”，那么也可用来“纠对”。一些“潜规则”的手段、一些“黑社会”的手段，其控制社会的结果，非但不能使人类走向文明，反而使社会走向堕落甚至崩塌。
被无辜枪击致伤的青年邢亚盖，是人身权利受到侵害的被害人。“被害人”的概念，源于古代社会宗教仪式上对神的祭祀品（牺牲品）；国家形成之前，“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关系调整，主要依靠“同态复仇”方式来实现。邢亚盖没有走那样的“报复”之路，而是希冀司法法律来给他主持正义。但问题恰恰在这条路不好走甚至走不通，所以，最终演变出一个“委员长批示”，以杜撰的方式借助权力来解决问题。
政治组织的要务是安排法律秩序，执行法律则依靠法官。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不用领导操心，法律自行控制，公平调节关系，全面树立正义。
稿源：荆楚网
作者：徐迅雷 现实，深打着无奈的烙印。可悲啊！！！{:6_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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