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三洲：常书鸿的胆识与徐迟的谀辞
韩三洲 文史学者一提到敦煌这个令世界震撼的东方艺术宝库，便会联想到它的守护神、敦煌文物保护事业的开拓者常书鸿。这几天，正读着建筑艺术研究所前所长萧默的新著《一叶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书中详述了作者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度过的“文革”岁月，把那荒诞岁月中的扭曲人性表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作者笔下的常书鸿，洗尽铅华，落尽粉黛，将其重新还原为一个真正的人。这已经不同于我们以前看过的《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敦煌的光彩——与池田大作对话》和徐迟《祁连山下》的常书鸿了。作者通过与常先生的多年接触认为，常书鸿只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并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艺术的艺术家，性格率真，为人真挚，也是一个完全不懂政治的人。解放前夕，常先生之所以没有去台湾，并不像有的作家所描述的那样是先生已经看透了旧政权的腐败和反人民的性质，也不是他对新政权宣告的共产主义美好远景有多少认识，只是因为敦煌在大陆，他的事业在敦煌，所以永远不能离开罢了。常先生1948年在南京和上海办敦煌艺术展时见到过蒋介石，回来传达说：“蒋委员长对我们的工作慰勉有加。”就在旧政权行将覆亡之际，常先生还从旧政府那里领到了研究所的最后一批经费，为此，常先生脱口而出了一句感慨：“党国已经把最后一滴血都挤给我们了！”这些，在“文革”期间成为他是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罪证。其实，对率性而为而且从不设防的常先生来说，这些话语不过是他极其自然并不掺杂任何政治评判的表述而已。真正的历史还有，在欢庆解放的激动刚刚过去，酒泉军分区竟将敦煌研究所定性为特务组织，没收了所里全部财产，还查抄了常先生的小木屋，命令他等候处理。虽然这只是一个小插曲，很快就纠正了，但让一向并不防人的常先生也不能不警觉起来，直到他“文革”期间被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所监督劳动，只能领取一点可怜的生活费。当然，常书鸿也是一个凡人，也有他的弱点，在政治圈子里历练多年之后，也开始盲目地追逐政治了。书中透露，“文革”初起、疯狂造神的时候，常先生也有一个提议，要给莫高窟开掘一个新窟，把伟大领袖群以及红色业绩彩绘在上面。幸亏这个壮举当年没实现，不然的话，也称得上是惊世骇俗了。但是，最令人佩服的是1962年，常书鸿的另一个惊人举止。那时候，甘肃正发生着非正常死亡上百万人的惨剧，研究所的人员普遍浮肿。为了保存这些好不容易才聚拢来的人才，常书鸿先生作出了一个大胆的不同凡响的决定，在会上向全所人员宣布：如果自己有活路，可以请长假暂时离开研究所，工资、粮票按月照发，路费报销，只要能保住一条命，将来回来，就是胜利。敦煌研究所是什么机构？它是国家文保系统的一个事业单位，大难当头，作为所长常书鸿竟能作出让员工自谋生路、免成饿殍的决定，真是稀世罕见。除此之外，至今还没有见到在大饥荒年代中、有哪一个单位领导敢于作出如此果敢的决断的。这个意义，在我看来不亚于1978年底，安徽凤阳小岗18户不想饿死的农民在一起赌咒发誓，签下分田到户“生死契约”的划时代行动。非有人命关天、舍我其谁的胆识与勇气，是做不出来的。可是在我们有不少遵循“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传记文学和报告文学中，却有意无意地要把常先生与他并不熟悉甚至从没有弄懂过的政治联系起来，给先生涂抹上一层光辉的色彩。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徐迟，就是要把常书鸿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描述为革命者想象中理所当然的高大全式的人物，以他的那篇著名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来说，就杜撰出由延安**人派到玉门油矿的老工人来与常书鸿对话；还有在敦煌艺术研究所最困难的时候，一批热血青年来到了千佛洞，参加了他的队伍，“他们是自动组织，自愿前来的，然而他们背后却有着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强烈暗示敦煌的工作早就得到了党的关怀了。还有的传记竟公然虚构常书鸿的助手就是党派来的云云。另外，几乎所有与敦煌有关的文学作品，都对解放后的千佛洞涂上一层厚厚的色彩，似乎只要一“解放”，这里马上就充满了阳光，成了一个理想国。说这里的“研究员”们个个都穿着西服，打着领带，享受完“特供”晚餐后就在林荫道上漫步，讨论着高深的学问，或是拉着小提琴，从哪一家还传来了钢琴声，千佛洞沉浸在一片如诗如梦般的氛围里。这些脱离现实、匪夷所思的美化报道，让生活在艰苦创业和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中的敦煌人读来，都禁不住苦笑不已。徐迟就是这样描述的，“现在，研究生都有很好的画室，而且生活在光亮的现代设备的建筑物中。戈壁上筑了大水库，公社开了荒。研究院建立了自己的牧场，他们能吃到牛奶和奶油。”要知道，这些通篇充斥着阿世谀辞的作品的写作和发表年月，正是常书鸿决定让敦煌研究所员工出去自寻活路、不被饿死的时候。据中国财经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中国人口·甘肃分册》记载：上世纪60年代初，甘肃人口只有1210.82万人，却非正常死亡上百万人，约占总人口的8%。当此之际，徐迟还在报告文学中信马由缰地粉饰太平，锦上添花。所以，作者在书中质疑道，对于写过包括《哥德巴赫猜想》等优秀作品令人尊敬的徐迟来说，这一段“光明的尾巴”无疑是一大败笔。在当时环境下，像徐迟这样的作家多是闭着眼睛奉旨行事的，即便不能做到秉笔直书，也可以回避，更不用写这么多违心之言。为了求证，笔者还专门在《难忘徐迟》一书中，查找《祁连山下》的写作发表的时间，但在“徐迟年表”章节中，这一段却是阙如失记的。于此可见，在历史面前，连纪念集的编撰者们，也都是知道“为尊者讳”的。 {:6_167:}东方艺术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