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秉金:中国入世协议中最具杀伤性的条款
【编者按】：进入世贸组织之后5年过渡期内跟美国谈判的25亿美元的中国进口汽车配额基数为何最终变成了60亿美元？特保条款和15年过渡期，这两个条款一般进入国都没有，为何单单中国有？中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但在WT0的会议翻译中，为何没有中文翻译？原中国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代表团副团长徐秉金首度向《汽车商业评论》讲述中国加入WTO艰难谈判历程中的成功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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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谈判中汽车自始至终都是焦点
70岁的徐秉金，仍然是那副不依不饶的神态——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他在谈判桌上给对手留下的强势风格。1996年“**”曾播出这样一条消息，“由于徐秉金的强硬立场和机敏狡辩，使中美GATT谈判陷入僵局，我们只好面对这个局面。”
2009年9月的一天，《汽车商业评论》在位于北京东安门大街82号的中欧经济技术合作协会会长办公室里，听他讲述其长达十余年参与中国加入WTO的谈判历程。
谈到WTO，这位原中国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代表团主要成员仍然无法释怀。如果他能亲历2000年那场关键的谈判，上述问题是否会有不同的答案？
1964年，他从吉林工大工程经济系毕业，被分配到机械工业部的机床研究所。1972年，在机械工业部部长办公室当秘书。1984年，任国家外事局副局长，1年后任国家经委机电局副局长。1988年国家计委和经委合并，同年，国家计委工业综合二司成立，他任副司长，正式抓汽车。2000年，出任外经贸部部长助理。
从1990年12月起，在近10年时间里，他参加了中美市场准入谈判、关贸总协定及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双边及多边谈判。在谈判中，汽车自始至终都是焦点。
徐秉金对《汽车商业评论》说：“我很关注汽车业，实际上我搞了一辈子的汽车。当秘书时，老部长管汽车工作，可以说长期以来我都没离开过这个行业。”
在中国与美国、欧盟和加拿大三方汽车零部件争端案以及中美轮胎特保案尘埃落定的大背景下，我们再回过头来听听中国为加入WTO而发生在谈判桌上的这些较量，也许更有深刻涵义。
我跟媒体打交道不多，过去也经常有媒体要求采访，但他们的问题都很敏感，如怎么看汽车价格，我不是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回答就要判断，但判断一出去，可能会对汽车市场产生影响（当时徐秉金在国家计委），所以我就不接受采访。
我父亲是河北昌黎人，我出生在吉林，在那里上完小学和中学，考上吉林工大（前身是长春汽车拖拉机制造学院）工程经济系，这是一个培养厂长的学习班。
1964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机械工业部的机床研究所。1965年搞“四清”，要工作队队员下去跟班劳动，与当地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去了一汽，搞了一年半，当时工作组组长是段君毅。
我跟一汽很有渊源，大学搞毕业设计就在一汽。“四清”回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邹家华（时任机床研究所所长）派我到清华大学工作组。这段历史很多人都知道，后来周总理四次去清华大学才把工作组撤出来。文革中两派武斗，我是出名的铁杆保皇派。
1972年工业步入正轨，我到了机械工业部，在部长办公室当秘书，前后共7年。1984年任国家外事局副局长，一年后任国家经委机电局副局长。
1988年国家计委和经委合并，邹家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同年，国家计委工业综合二司成立，我任副司长，正式抓汽车，陈建国、陈斌都是我的同事。
我很关注汽车业，可以说长期以来我都没离开过这个行业。
闯出一条路
通过桑塔纳、捷达、高尔夫、奥迪100可以看出一个问题，要干还得靠自己。
经过30年的摸索，我们自己应该闯出一条路来
2009年7月15日，我去了趟长春，徐建一（一汽集团总经理）主事后，我认为一汽有了个很好的开端。他的思想很明确，就是要自己干。后来我去一汽轿车厂看红旗，结果看到生产线上是马自达产品。
“老红旗呢？”我问工人。
“今天他们休息，没上班。”工人们回答。
我转身就走了。我要看红旗，看什么马自达？
但我还是想上老厂去看看，因为老厂有老一汽人的拼搏精神。我在老厂干过一年多，那时吃的虽然是高梁饭和窝窝头，但却干得热火朝天。我印象深刻的是，那时候没有计算机，设计人员都用手画图，有好几个老设计师累得趴在图板上去世了。结果我到老厂一看，里面却冷冷清清。
“老厂区怎么变成这样了？”我有些吃惊。
“这里有的车间已经卖给别人了。”他们回答。
“工人也很少啊。”
“都是临时工。”
老厂区是生产解放牌汽车的地方，某种程度上，它是我国汽车工业的象征。但这些现在都看不到了。
总结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历程，就是引进技术，消化吸收，逐步国产化，这是当时定的原则。国产化要化到哪里去？要化到我们国产车的水平上来，这是我们的目的。
但我们现在搞了1300多万辆汽车，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汽车只有近30%左右，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个事实使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引进了这么多年，通过引进也学到了一些东西，解决了汽车市场的实际需要，但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不多。在合资品牌的挤压下，自主品牌的总体水平跟人家比差距还很大。
所以，我认为，现在和今后如何搞汽车，到了一个关键时刻。我们不要再忽悠了，我们号称是汽车生产大国，汽车光从数量上看能行吗？你再分析它的构成，1300万辆中有多少属于我们自己的？核心技术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
外国人绝对不会给你真东西。我们引进的桑塔纳，它是德国在巴西生产的车，不是最新产品。捷达不是，高尔夫不是，奥迪生产线也不是。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出一个问题，要干还得通过我们自己。通过30年的摸索，我们自己应该闯出一条路来。
现在提出的振兴汽车产业发展规划和新能源汽车，这是方向性问题，这是对的。新能源汽车绝对是好事，外国人在搞，中国人也在搞，这种情况下我们究竟怎么搞？实施执行过程中我们要采取哪些具体步骤？我们能不能闯出一条路？这些都需要研究。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把传统汽车技术丢掉。传统技术要改进排放量，改进技术。我们应该两条路同时并重。
还有零部件，其核心技术也在国外。我们吃亏就在零部件这块，基础很关键，工艺很关键，以发动机水平为例，日本发动机体积小，重量轻，马力大，制造精度高，但我们干不出来。
八五期间我们搞过横向配套基金来发展零部件，但最后还是被外国人控制了，零部件95%都是合资或者独资企业。这样还谈什么汽车？不要自己说自己好，要干出来，得到别人认可才行。还没干出来就去宣传，那是给别人做嫁衣。
搞汽车，资金、技术和市场这三块，市场最关键，但我们的现状令人担忧。我们执行的《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办法》，规定境内外企业都可以授权总代理或者总经销。也就是说，外国品牌如奔驰、宝马都可以直接在中国设立独资总经销公司，自己卖车。这就相当于把汽车总经销权拱手让给了外方，从生产、制造、开发到销售，他们全都控制了。外国人现在是偷着乐。
为这个事情，我专门写了三次报告，去年两会期间还做了提案。这个管理办法必须修改。2005年我给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写过报告，但没有下落。第二次、第三次我又给薄熙来同志（时任商务部部长）写，薄熙来两次批复，让商务部进行研究。
后来商务部找我汇报情况，我说，中国没有别的资源，就是市场资源，如果把市场丢了，你的话语权没了，你的自主发展、自主创新甚至引进技术，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中国最关键的就是市场，这个政策不调整，就等于我们把市场拱手让给外国人了，说不好听，就真是卖国了。
我还说，WTO中没有这一条，国外也没有这个先例。像沙特阿拉伯、阿联酋这些不发达国家，汽车经销权都控制在本国人手里，中国人为什么不这么做？
你看看，中国汽车有哪个是自己的？桑塔纳早就国产化了，但要到外面去，人家不同意，因为知识产权不是你的，一下子就把你封死了。国家花了那么多钱，来扶持我们的大中型企业，但现在都成了外国企业的加工厂，回想起来不痛心吗？我们过去做了那么多工作，就是想把自己的汽车搞出来，结果自主品牌也没上来，但跟外国企业却搞得热火朝天，一女三嫁，娶了好几个媳妇。 你必须支持上海
**说，一汽干的品种太杂太多，分散的精力太多，不如上海集中力量抓桑塔纳，所以优势还在上海，今后的优势也在上海
1988年国家机构改革，国家计委下设两个司，一司管原材料，二司管机械、电子、轻工、纺织。
我主管机械。邹家华同志主持工作，工业综合二司要成立汽车处，得到他和计委其他领导的支持，在编制非常紧张的情况下，给了7个编制名额。
我们在前几年工作的基础上，整理形成了《关于我国轿车工业的发展战略》初稿，在当时算机密文件。（1988年）11月，在征求有关部门和委内有关司的意见基础上，做了第一次修改。
这个战略稿前后修改了6次，之后一汽项目、二汽项目和上海项目怎么上，“三小”项目怎么上，就按照这个指导文件来执行。
为解决一汽合资问题，1991年3月21日到23日，在我的提议下，郝建秀同志在长春召开一汽轿车现场协调办公会，省市领导都参加，会议请大家参观现场，听取耿昭杰的汇报，并对一汽轿车合资项目需要解决的问题分组讨论。经过大家研究协调，捷达和高尔夫有13个问题已明确解决，还有7个问题待进一步研究解决。
同时，一汽汇同省市各有关部门提出，一汽轿车合资项目关键在于今明两年，一汽二厂区的建设，只有在今明两年集中力量做到资金到位，政策配套落实，就一定能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来做。
后来我写了报告，邹家华同志批示：深入现场解决问题，这个事办得好。这个工作做得非常扎实，这份报告就把一汽项目给拍板定案了。
当时机械部和中汽公司计划让一汽和二汽的轿车项目同时上马。中汽公司提的方案是，批准这两个项目打包。项目被批准了。但国家计委认为投资太大，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国务院就根据“三大三小”原则订出重点：先保一汽，二汽适当拖后，桑塔纳保持现有3万辆规模，确保一汽把轿车项目建起来。
重新做这个方案时，我把陈斌、陈建国、李刚叫过来，在位于六里桥的二汽驻北京办事处开了几间房，关起门来搞了三天三夜，做了四张大表，包括资金、技术、工厂和运输方案，做出来后写了一个报告，送给领导。大意是，按照机械部和中汽公司的方案，两个项目如果没有140～150亿（元）下不来，建议先花40～50亿（元）上一汽轿车项目，两年后再上二汽轿车项目，上海大众维持现状。
邹家华后来批示，这个报告可行。
这样投资就变成了40多个亿。要真干15万辆的规模，我们必须投这些钱。这样总算把坏事变成了好事。
当时**还在上海当市长，他到北京开全国人大会，让我去机电办，要找我谈话。
我带着陈建国到上海驻京办事处去找他。我一进门，他就说：徐秉金，你为什么支持一汽，不支持上海桑塔纳？
我说，一汽和桑塔纳都是按照您在国家经委定的原则执行的，我们有前有后，在“三大三小”中，重点支持一汽，二汽延后，上海维持现状，把奥迪拿过来。
**说，你必须得支持上海。
一汽确实是老工业基地，培养了一大批人，没有一汽就没有二汽。上海呢，桑塔纳先走了一步，积累了搞小汽车的经验，但是从总体技术力量来看，它和一汽还是有差距。
**说，但是你要考虑上海今后的发展，我认为虽然一汽现在强一些，但是必须把它摆正，在支持一汽的时候，要把上海往前重点给予支持，而且我相信，今后的优势也在上海。因为一汽干的品种太杂太多，分散的精力太多，不如上海集中力量抓桑塔纳，所以优势还在上海，今后的优势也在上海。
现在回过头看，确确实实验证了他当时说的这句话。
1990年，**从上海调回北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时，有次他又找我谈话，当时我正要从国家计委调到国家机电产品进口办公室。他说：秉金，你先去上海，把上海大众规模问题解决了。因此，我到国务院机电产品进口办公室报到时间比原计划晚了一年。
上海大众原有规模3万辆，他们希望能扩大到15万辆。我就带着国家计委投资司、外资司、计划司等9人工作组到了上海。吴邦国同志（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和黄菊同志（时任上海市市长）接待了我们，我们去了6天，相当于现场办公。
实际上在国家计委内部，意见也很不统一。投资司没意见，外资司意见最大，规划司直接说，一汽和二汽还没有完成建设投产，现在给上海15万辆规模不合适。这几个司长互相吵架，往往争得脸红脖子粗。
我跟他们讲，上海的条件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不要老给它框死。
但反对意见太大，我是谁也说服不了。我就给时任上海经委主任的蒋以任出主意，让他提个6万辆的方案，要把理由写充分，把可行性报告做好。
在工作组讨论时，我直接报6万辆。我想，你15万辆不行，6万辆总可以吧——上海生产线不闲置，市场也有需求，而且这些钱也基本上由上海出。这样总算让工作组达成一致意见：6万辆可以写。
我对蒋以任说，你在6万辆后面再打个括号，写上单班两个字。单班6万辆，双班不就是12万辆吗？再发展一下，就是15万辆了，这样打了个马虎眼。
结果谁也没看出这一点。国家计委的几个司长也不知道这是我的主意。上汽把方案报上来后，我写了一份报告，上报给邹家华同志，总算把事情办好了。现在我去上海，蒋以任还说：秉金，你当时单班这两个字可起了关键作用。
后来我单独找时任上汽董事长的陆吉安谈话。我说，老陆，你要想把桑塔纳搞起来，就必须把发动机搞起来，把技术拿过来，这样30万辆就干出来了。上海起步时，国产化并没有抓发动机，现在倒应验了**的话，上汽已经排到了一汽前面。
八五期间，“三大三小”的定点和执行都是我们在做。但你得注意一个前提，这些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能做到这种程度已经不容易了，不能脱离计划经济这个大筐子来看问题。
并非过度保护
跟美国谈判之初，他们就要求中国开放汽车市场，取消所有的非关税措施。
我说办不到，我们的汽车工业才刚刚起步
从1990年12月起，在近10年时间里，我参加了中美市场准入谈判、关贸总协定及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双边及多边谈判。在谈判中，汽车自始至终都是焦点，原因就是中国市场大，而汽车是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关联度高，带动系数大。
谈判时间最长的，是过渡期内中国每年要进口多少辆汽车？每年递增多少？过渡期到底有多长？这些问题每年都谈。我主要跟美国、日本、欧盟谈非关税措施。
跟美国谈判之初，他们就要求中国开放汽车市场，取消所有的非关税措施。我说办不到，我们的汽车工业才刚刚起步，GATT都有规定，要对幼稚工业给予保护期，我们不放开市场，也是符合GATT规定的。
国务院机电办当时对一些机电产品采用登记办法，后来其他有关部委也用这个办法重新搞了其他产品的登记办法，这是属于自动许可的范畴，世贸组织规则允许这么做。但美国代表团却提出质疑，你这是变相的保护主义。取消（登记）不就完了，为什么还搞登记？
“搞登记，是为了统计，我们要掌握信息。”我说。
“掌握信息，海关的信息不就可以了吗？”
美国人说得对，进口多少，出口多少，海关都有信息。我马上说，对啊，海关是事后统计，登记是事前统计，最后我们要对事前统计和事前统计进行分析。
他们还问:“登记有没有条件？”
“没有。”我回答。实际上有没有条件我自己掌握，但是我能告诉你吗？
他们又问，“徐先生，你能不能举个例子，告诉我们登记程序怎么做？比如我要进口汽车，我到底要去哪个部门，找谁，怎么办，登记表上怎么填？”他们问得很细。
我说，我们各省市都有进口管理部门，凡是进口的，领个登记表填上以后，报上去就行了。我们主要是为了掌握进口情况，不是随便登记，是为了管理，看执行情况如何，根据外汇和企业本身的承载能力来确定这个事。
这样,他们就没办法反驳了。美国和欧盟都曾在大会上指名道姓地说，中国是变相的保护。后来我们把登记管理办法拿到世贸组织总部去操作，他们一看，OK！搞得还不错，登记就通过了。
还有特定产品管理办法。所谓特定产品管理办法，就是取消配额以后，还有一些重要的产品，用招标办法解决，招标是采购方式。他们说，你们国家规定的招标法，本身就是违法的。
我说，我们刚刚实行招标，招标法是在国家试行的一种规定，我们刚采用，为了让用户知道，我们给他规定这个程序要怎么做。这并没有构成贸易壁垒。这个问题谈了很长时间，后来通过了。
汽车产业政策谈的时间就更长了。对于合资企业的股比，他们想突破50对50的限制。当时有些参与谈判的部门就想答应，还说，给60也没关系。都说到这个数了。但我一直坚持，最低限制也要51对49，必须要保证这一条。
我说，这个政策对企业是指导性作用，不是强制性，是引导汽车工业今后根据中国情况如何发展的一个政策。在这方面，我们没有体现数量控制和进口管制等强制性条款。然后，我把产业政策修改后，拿给他们看，后来也通过了。
汽车虽然坚持下来了，但其他行业，如零部件和手机却没这么幸运，现在都成了洋品牌的天下。
还有一次，他们请了个知名的汽车专家跟我谈，这个专家讲了一个多小时，翻译了一个多小时，谈完后他请我发表意见。我说，我没听懂，你能不能把谈的一个小时的东西归纳一下，有什么问题,我来给你解答？
这位汽车专家归纳不出来。我就说，你这个专家还不如我，你对美国汽车的了解也不如我。你现在可以打电话问问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中国没有对汽车进行控制，相反是美国在对中国进行控制，中国要从美国进口700辆子弹头汽车，你们美国不给。中国对你们放开了市场，你们却拒绝进来，你能说我们对汽车是保护过度吗？
“这是真的吗？”这位专家问。
“你可以打电话给通用公司的负责人。”我说，“你们完全从自己利益出发，却置我们承诺的原则而不顾。”
然后，我又讲了中国进口汽车的情况以及实施控制进口汽车的办法。讲完后，这位专家拿出名片，交给我：“徐先生，我非常敬重你，希望我们以后个别交流。我今天不谈了，这是我的名片，请你留下。”说完他就离开了。
他一离开，美国首席谈判代表莱尔就说，徐先生，今天我们不跟你谈了，因为我的小孩在肚子里面踹了我一脚。
莱尔当时怀孕了，她带着20多人的一个代表团跟我们谈。一层坐得满满的。一开始我还跟她开玩笑，我今天跟你谈判有点负担，我的负担是，我们过去吵来吵去，可能会惹你生气，你一生气就会影响下一代，所以今天我想缓和地跟你谈。
她说，徐先生，没关系，咱们可以谈。后来她回去给巴尔舍夫斯基汇报时说，我今天跟徐先生谈得很愉快，问题都解决了。因为我的儿子在肚子里踹了我一脚，我就不谈了。很幽默地结束了。
莱尔当时提的3个问题——汽车、照相机和CT核磁共振，都被我挡回去了。 不怕你报复
“我们已经走了将近50多年的历史，你制裁报复，我就要反制裁报复，中国有一句老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不怕你报复”
我们就这么一步步谈过来。
我记得在中美市场准入议定书中，我们在进口管制的透明度和取消进口管制方面做了些承诺。美国要求我们答应在3年内取消2/3的非关税措施，3年内每年都有一个取消数量的时间表。
实际上，取消了哪些措施，我是有谋略的。当时我所在的国务院机电办管着57大类机电产品，如果3年内取消2/3，保留1/3的话，到最后就只剩下十几类，就会对电子、汽车、建筑、工程设备、医疗器械等这些行业带来很大冲击。
美国人跟我们在外经贸部谈判时，就跟我叫板，“请徐先生把非关税措施的清单交出来，我们已经掌握了这个清单。”
我说，既然你们掌握了，你把单子拿来，我核实一下。你们不是讲透明度吗？你们掌握的信息也要跟我们透明，我们的清单我肯定会给你。
这个事情僵持了一天。有些部长就说，这个清单，你给他不就得了？向国家政治局常委汇报时，也有领导同志说，人家要个清单，你为什么不给呢？给他得了吧。我说，他都有了，我还给他干什么？
第二天接着谈，他们还要清单。我说，我不能给你。你有，你要跟我们透明，请你把清单给我看。
美国代表团气得够呛。最后他说，好吧。结果一看，根本不是我们机电办控制的那些产品，全是他们从报纸或者广告上抄下来的。
我说，你这不正确，我给你一份正确的，等我整理一下，下午或者明天给你。我马上出来，借上厕所的机会给国务院机电办打了个电话。我们过去管过100多类产品，后来陆续取消了一些产品的管制。我让他们赶快把真正控制的产品种类砍掉2/3，再把过去取消掉的产品重新加上，最后加到100多类，拉了一个大单子，让美国人在这个基础上3年内减少2/3，实际上我后来剩下的57个产品类别一个都没减少。
再后来，美国代表团知道了这个事，但知道也晚了。
关于制裁，还有段故事。有次我们跟美国代表团在北京谈判，谈了一整天，从头到尾都是美国人在指责我们，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他们说，搞进口管制是最封闭的一种经济模式，中国的这种做法完全违反了美国市场规范，影响美国利益，你们（中国）再这样做，再不取消，我们制裁你，报复你。
美国人一天都是这种语气，把我们的翻译都给气坏了。佟志广（当时的中国代表团团长）跟他们谈得很僵。他说：“你没有资格对中国的政策挑三挑四，我们以协商的办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承认有很多东西跟国际没有接轨，没有挂上钩，我们在逐步完善，跟你谈就是要逐步完善，因此你不能要求中国一下到位，这不可能办到。”
美国人一听，就说，这三天在中国谈判不成功，我们要向国会报告情况，对中国提出制裁，今天晚上7点30分在大使馆举行记者招待会就宣布。
当时我们已经谈到了下午5点钟。作为代表团成员，我刚参加谈判不久，还没有多大经验，佟志广最后让我谈谈。
我说，我在这一天中，听到美国代表团的立场，一直是要对中国进行制裁和报复，你们一直用这个口吻来威胁我们，压制我们，这不是谈判的基础。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以来，就是在美国封锁、禁运、报复之下走过来的，我们已经走了将近50多年的历史，我们不怕你制裁报复，你制裁报复，我必须反报复，中国有一句老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不怕你报复。
我说得很重，很狠，没有外交辞令。后来翻译给我说，他照原文翻了，实在是太解恨了。美国代表团反应也很快，他说，徐先生，我们的制裁报复有过渡期，要3个月以后才实施。这实际上是美国人的谈判策略。
“准发达国家”
美国和欧盟既希望中国加入（WTO），又害怕中国加入。
中国潜在市场能给他们带来相当大的机会，但他们又担心自己在WTO中的影响力会受到威胁
为解决WTO谈判的进程问题，1994年龙永图曾经找过我。他说，秉金，我们谈世贸组织，都谈这么长时间了，一点成果没有。咱们组一个团，到韩国和日本去谈谈看，如何？
为什么找我？因为要结束非关税措施谈判，当时我还在国务院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
我们俩先去韩国，主要解决双边谈判中的遗留问题，哪些取消？哪些保留？取消以后过渡期多长？在这之前，我们跟韩国人谈判时，他们提出了20多项最关心的问题，被我们一个个地解决了。这次再跟韩国人谈，他们变卦了，把以前解决了的20个问题找出来，再加上7个最关心的新问题，重新跟我们谈。
这种情况下，我们跟韩国人进行了艰苦的谈判。我说，你们这样做不对，你们说话要算数，我们谈了这么长时间，都有记录，20个问题我们不用再谈，按照原来谈好的执行，新加的7项可以考虑。
这7项中的主要一条是进入WTO后的过渡期问题。原来我们提出8到10年，韩国人要求是3到5年，最后达成协议5年，每年递增15%。我们跟韩国很顺利地签下了协议。
谈完后，我和龙永图马上飞到日本去。日本搞了一个非常强大的阵营（大约20人）跟我们谈。他们的观点跟美国人一样，10年过渡期不能接受，要求谈的品种超过了我们的预期，基数是80亿到100亿美元。当时就谈得很不愉快。
我说，跟你们谈判，我们是抱着诚意来的，你们对我们提出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不同意，我们就不能谈判。我们不能再往后退了，不能超出答应韩国的条件——15亿美元的基数、年递增15%。
后来双方停止谈判。我跟龙永图说，日本的条件，我们接受不了，那就不谈了，反正韩国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们准备第二天就坐飞机回国。当天晚上半夜时，日本通过大使馆打来电话，要求我们留下，要继续跟我们谈。龙永图找我商量，要不要继续谈？我说，不谈了，要谈就上北京去谈，不在这里谈。我心里想，你让我们留下我们就留下，要是再跟我们掰扯好几天，扯来扯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怎么办？
另一个，这也是一种谈判技巧——如果同意我们的方案，那就签字；不同意，就免谈。跟美国人谈，我也是这个态度。这些数字，我们是根据国家实际情况算出来的，而且算得有根有据，不是胡编乱造。
没想到，我们回国的第二天，日本人就坐飞机跟过来了，当场就在原来的方案上签了字。
跟欧盟谈的过程就更复杂些。欧盟跟美国在经贸这块既互相利用，又相互协调利益。美国人争取不到，欧盟争取，欧盟争取后美国同样享受，反之也是。因此，往往美国承诺后，欧盟要的价钱肯定比美国高，就看你能不能顶住，顶不住那就完了。
有次到欧盟总部谈汽车配额基数问题，他们提出，如果中国进口汽车配额每年以100亿美元计，30%给日本，30%给欧盟，30%给美国，10%留着。
这个建议被我顶回去了。我说，汽车问题我们有统一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不管是对美国，还是对谁，我们都一视同仁。你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不能接受。而且我们是主权国家，是全球配额，哪一块需要分给谁由中国人说了算。至于配额具体多少辆，要根据国家实际需要计算，但还得把灰色市场刨除。
我算出的配额基数是15亿美元，加入世贸组织后，保证每年递增15%，直到最终取消。
他们叫我拿出根据来。
当时中国走私车很多，从1991年到1998年期间，我们进口小汽车量最多的一年是37500辆，平均每年1万多辆，这是国务院集中报批方案批准后进口的，我们审查控制，但灰色市场不能算，这块我们要治理整顿。
他们问，每年的进口量是多少？
我说，有的年份多，有的年份少。他们就选了进口量最多的3年，算了个平均数。而我选的是进口量最低的3年的平均数。
为什么这样做？他们又问。
我说，你们选的数量大，超过了我们的承受能力，就是外汇支出能力。你们选择的那3年，正是我们治理整顿时期，在这之前，市场比较混乱，为了打击走私车的冲击，我们适当地放宽了进口量，治理整顿之后，就应该找一个市场平稳的阶段计算，这3年计算下来正好是平均每年15亿美元。
此外，他们对中国是不是发展中国家也有争议。发展中国家是根据人均收入计算的，世行和国际货币组织都有规定。实际上，当他们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的时候，我们该享受的权利他们又不给，但要执行最高的义务。
我很不客气地说，你们要求我们做的那些事情，是你们目前都没有做到的，所以我们不能答应。我们跟你们不一样，你们搞自由贸易，搞市场经济，搞了200多年，而中国才改革开放不久，才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同日而语。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你们搞了200多年（市场经济），还存在大量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非关税措施。我就举了个美国的例子，美国对几大类产品还在实行进口管制和进口控制，比如它的纺织品配额就一直保留了很多年，并且还延期3次，延了15年，而中国这么点配额，你就说不合理，这不是双重标准吗？
最后，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含糊的词：准发达国家。这里面是有政治因素的，在加入世贸组织谈判进程中，美国和欧盟是既希望中国加入，又害怕中国加入。中国潜在市场能给他们带来相当大的机会，但他们又害怕中国加入后，发展中国家占大多数，要是举手表决，他们是少数，担心在WTO中的影响力会受到威胁。 二等公民
“一个特保条款，一个15年过渡期，这两个问题对我们制约最大，一般进入国都没有这两个条款，只有中国有，所以我们只能算WTO中的二等公民”
我们在宣传上有些误区。
龙永图讲过两句话，改革开放和遵守规则。表面看没错，但怎么判断？我认为美国人没有遵守规则，当他不遵守规则时，你还要照样遵守吗？遵守规要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170多个成员国，每个国家都有不同情况，都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妥善规避和保护自己，我们不研究这个问题，就会把自己陷入十分被动的地位。
在讨论加入WTO五周年座谈会时，我提了这个意见。我说这种提法不全面。美国人不遵守规则怎么办？现在外国人一叫，中国人就软，那能行吗？现在又是轮胎问题，又是零部件的反包销问题，还有构成整车特征问题。这些早就谈完了，现在欧盟又拿来说事，我们用规则对付规则能行吗？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最主要的就是体现一个大国参与国际经济的精神，同时也要尽应该尽的义务，在世贸组织里，没有中国就不完整，因为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13亿人口，有这么大的市场，你把它排除在外，那就不正常。所以，我们参加的目的，不是为了加入而加入，而是体现大国的参与精神。
但我们并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享受到这种权利，虽然美国不审议了，但也给我们带了好几个紧箍咒。WTO它不是政府机构，只是一个议事协商、解决贸易纷争的场所，这个场所，每人都有一票发言权和一票否决权。
2000年，我在外经贸部当部长助理，他们说，外经贸部不能3个人去谈，所以那次谈判我没去。但最后定的进口汽车配额基数是60亿美元，每年递增15%。谈判签完字后，就有很多人打电话到外经贸部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外经贸部有些同志就讲：“这是徐（秉金）助理定的。”
我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我谈了近10年，这里面有很多我说不清楚的事情，我也不想再多说。但外国人就很奇怪，徐先生谈了这么多年，怎么不见身影？我只能说，我另有工作。
一个特保条款，一个是15年过渡期，这两个问题对我们制约最大。
所谓特保条款是指《入世议定书》的第16条。它规定，如原产于中国的产品在进口至任何WTO成员时，其增长的数量或者所出现之情势对同类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生产者造成或威胁造成市场扰乱，则受此影响的WTO成员可在防止或补救此种市场扰乱所必须的限度内对此类产品撤销减让或限制进口，该条款的适用期为中国正式加入后的12年，即2013年12月10日。
所谓15年过渡期是指《入世议定书》第15条关于反倾销的规定。它规定，如果受调查的生产者不能明确证明生产该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该WTO进口成员可使用不依据与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进行严格比较的方法，该规定在加入之后的15年内终止，即到2016年12月10日。
一般WTO进入国都没有这两个条款，只有中国有。因为这两个问题，我们在WTO中只能算是二等公民。
另外，中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但在会议翻译中没有中文翻译，为什么这个问题没有谈？
直到现在，我还认为，美国总在想方设法控制世贸组织，美国已经控制了三大经济组织中的两个——世行和国际货币组织。WTO成立的过程很复杂，为什么从GATT转到WTO用了这么多年？主要就是美国的因素——它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它就不成立；它的利益能得到保护，它就同意。
美国代表曾经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一旦WTO规则对美国利益有损害，我马上自动退出。所以我认为，我们对WTO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要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运用规则妥善地保护自己，这很重要。而不要一味地强调遵守规则，什么规则都要遵守，你遵守得了吗？哪个国家全都遵守了？
尤其是在涉及到国家利益问题、原则问题、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时，我们必须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不管从哪方面我们都可以利用WTO来解释。可惜的是，我们的主管部门并没有找其他部门一起商讨应对措施。
我们应该专门有一批人来研究问题。美国为什么做得好？它有个总统贸易代表处，这里的人都是某些问题谈判专家，他们专门研究怎么谈判，怎么对付不同国家。我们却比较松散，只有一个部门，而且跟产业并没有紧密结合起来。光用规则套规则去解决问题，你永远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6_167:}既希望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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