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寻找现代中国
http://img1.gtimg.com/news/pics/hv1/112/24/538/34989682.jpg今天，我们纪念抗战的胜利，不仅仅是因为先辈们的浴血奋战换来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自由，更是因为：那场艰苦卓绝的抗争催生出了一个现代中国——
一个现代国家的存在，必然包含两方面的要素：实体形式存在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非实体形式存在的文化、心理基础。前者催生国家机器；后者催生国家认同，也就是赋予国家机器以合法性。验之历史，日军侵华，摧毁了前者；全民抗战，则诞育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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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14日，上海。淞沪会战期间,上海闸北损失最巨，日军共进攻136 次,炮轰48 次,飞机轰炸98 次。经过80余天的狂轰烂炸，破坏之惨状,已无法用笔墨形容。闸北延续至今的“棚户区传统”正是拜日军破坏所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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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钱穆。钱穆是抗战时期文化界“民族文化优越论”的代表人物，试图从传统中国寻找现代民主的遗传因子。钱穆认为：民主政治既然在中国古代业已存在,工业化及抗战非常时期就不能成为实现民主政治的障碍。
[*][上篇]日军侵华：自晚清开始的现代化既定进程被粗暴打断
[*]·经济:数十年现代化积累被摧毁
日本侵华战争摧残了中国的现代化积累。中国的现代化从空间布局上来讲大体上呈现出从沿海港口到腹地呈递减的格局,而抗日战争重大战役的发生正好与此吻合,即主要战事发生在现代化程度较高的沿海沿江地区,这就使中国现代化积累遭受的损失极大。
进而,战争打乱了中国正常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现代化的发展自有其内在的规律,但在战争状态下,现代化的走向便不可能按照通常的经济发展规律运行,由于中国大部分在战前较为发达的地区多处于日军的占领之下,被纳入了日本占领当局“以战养战”的战时轨道;在那些尚未沦陷的地区,不管是工业还是农业都被迫以应对战争的特殊需要为第一要务,整个经济建设完全纳入了服务于抗日的特殊要求,根本谈不上以改善人民生计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被完全打乱了。…[详细]
[*]·政治：由战前民主体制迅速向战时独裁体制转折
抗战爆发前,国民党无论是对党内的各派系还是对地方实力派总的来说还是以妥协为主,蒋介石个人在国民党内还根本无法达到独裁的地步,国民党也不得不允许地方实力派的存在。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在形式上比以前有了更多的民主,但实际上,因为对日战争本身的需要,集权成为完成抗击日本的必不可少的组织形式。这种战时体制的建立有助于调动全国各方面的力量完成抗日大业,但另一方面,必然也会加大在野政治力量争取政治民主的成本和困难,要一个拥有集权的政党让别的党派分享其政治资源,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几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家里难以想像。…[详细]
[*]·文化：抛却五四传统，高倡“民族文化优越论”
异族入侵时,最要之事就是保住民族精神,复兴民族文化,坚持对外抵抗的不妥协主义即民族主义。在这一背景下,抗战时期中国思想界在重建民族自信心的同时,也多少有意无意地夸大了民族文化的优越性,不同程度地造成文化复古主义的复活。
……这种民族文化优越性的看法,实际上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动,是文化复古主义在抗战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复活。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理论上存在漏洞是事实,然而从历史的观点看,五四对旧文化的冲击是必要的,且基本正确。抗战时期的民族文化优越论不论有多少言之凿凿的借口,但他们试图就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命题提出反命题,显然是不可能的。…[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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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容《革命军》。孙中山曾称赞：“《革命军》一书为推满（反清）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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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高倡“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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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清明节河南公祭轩辕黄帝活动现场。
[*][下篇]全民抗战：追寻近代中国转向民族国家的历史线索
[*]·“民族主义救中国”路径由梁启超发端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提出这一概念的缘由，梁启超说：“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换言之，即“民族主义救中国”。
在梁启超创立中华民族一词之前，中国人基本上没有现代的民族观念。习惯上所说的“华夏”、“汉人”、“唐人”、“炎黄子孙”，乃至外国人将中国称之为“大秦”、“震旦”、“支那”等，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称谓。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集中反映的也是一种相对狭隘的朴素的种族意识。
[*]·由于“排满革命”和近代中西文化的分裂，中国始终未能成为民族国家
辛亥革命的成功并没有将中国带入现代国家——其重要标志就是，中国在脱离传统文化国家的同时，却没能顺利转变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曾总结过辛亥革命成功的两条主要经验：其一是策反新军为“成功革命之重要因素”，其二即为“排满宣传战胜一时之思想者，实为根本之成功”。辛亥革命的“排满”理念，在上层知识分子中间，接近民族主义；而在底层民众当中，既有种族主义的色彩，更夹杂着中国传统政治观当中的“华夷之辨”。这种复杂性，显然无法给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提供现代民族主义的政治基础。
另一方面，民族国家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民族文化共同体，在辛亥之后，同样未能形成。相反，随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狂飙，摧毁传统文化与全盘西化一度成为思想界和知识界的主流。这也正是辛亥后的中国无法成为民族国家的另一重要原因。
[*]·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在他国成为福音，在中国则成了灾难
顾颉刚曾指出“第一次欧战以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喊出‘民族自决’的口号，原要使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者的羁绊而得着她们的独立自由。哪知这个口号传到中国，反而成为引进帝国主义者的方便法门。”
“民族自决” 观念传人中国以后，引起了持续的争论，更对中国政局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早在1924年，徐剑缘就曾痛心疾首地说道：“亲俄派要想把外蒙卖给苏俄，不敢明目张胆地说出来，所以找到了一个‘民族自决’的理由以自护”，“此风一开，将来亲日派亦可主张满洲民族自决，亲英派亦可主张西藏民族自决。”…[详细]
[*]·国家陷入分裂危机，塑造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成为救亡图存的最紧要之事
为了应对“民族自决”这一世界政治新潮流对中国产生的巨大负面影响，“中华民族”概念在民国思想界急骤升温。譬如蓝孕欧说：“要谈民族自决就应该以中华民族为单位，换言之就是‘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的一句话”；革命领袖孙中山也开始主张把汉、满、蒙、回、藏五族同化成一个中华民族，组织成一个民族的国家。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随即在“民族自决” 的幌子下成立伪满洲国，“中华民族” 的问题又再次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担忧。1932年，察哈尔的德王假借“民族自决”的名义宣言内蒙自治。1935年底，“华北自治运动” 展开，傅斯年特别撰文指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1937年，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的团结》一文,主张：“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在这个民族里的种族,他们的利害荣辱是一致的，离之则兼伤，合之则并茂。” …[详细]
[*]·为抗日救亡转向民族主义：1937年中共中央第一次参加公祭黄帝仪式
1937年4月5日，中共中央派代表林伯渠参加国共两党的公祭黄帝仪式，参加黄帝陵扫墓礼，这在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国**中央的名义祭祖。毛泽东亲写祭文，远绍先祖功绩。…[祭文全文]
中共早期带有强烈的莫斯科色彩，高举国际主义旗帜，30年代其最响亮的口号一度是“武装保卫苏联”。此次抗战前夕参与公祭黄帝，意味着中共在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到了一起，或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高调论述《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展》
蒋开篇即称：我中华民族建国于亚洲大陆，已经有五千年之久了。蒋介石主张“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 ，汉满蒙回藏五族不是“民族” ，而是“宗族” 。…[《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展》全文]
至此，伴随着全民抗战的展开，“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浮沉之后，终于走向了民间，获得了民众广泛的认可，成为所有国人的重要精神坐标——尽管围绕这一概念的学术争论迄今都未曾停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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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照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卞修跃博士在2005年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说法,日军侵华给中国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高达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高达5000亿美元，明显推迟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抗战之前江浙等沿海地区一度成型的现代金融信贷体系，也在战争爆发之后近乎被摧毁殆尽。战后，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经济结构，都经历了漫长的恢复期。
（2）战争对资源调配的高效率的客观需求将当时的执政者国民政府迅速推向了独裁。战前一度相对宽松的民主环境，在战后始终难以回复。
（3）抗战将中国刺激成了一个全新的现代民族国家。自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以来，民族主义作为拯救国家危亡的一种路径，一直受到中国知识界的青睐；但在学术层面却始终未能达成共识，更遑论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推广给全国民众。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后，形势才出现彻底扭转，“中华民族”终于成为全民共同认可的精神坐标。这一精神坐标，迄今仍是构成中国当代国家认同的核心因
涅槃：抗战与中共的蜕变
本帖最后由 徐卫 于 2010-8-15 14:20 编辑http://img1.gtimg.com/news/pics/hv1/112/24/538/34989682.jpg
涅槃：抗战与中共的蜕变
涅槃：抗战与中共的蜕变
中国**在抗战结束之后迅速取代国民党成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一直执政至今，成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一重要地位的取得，正是中共抗战时期在思想路线领域顺时应势的成果——
近代以来，生存危机将中国挤压到了学习西方与固守传统的十字路口；生存危机的大小则直接决定这两种倾向的极端程度。中国**不可避免地也经历了这样的西方与传统的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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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纱帐里的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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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装成《建国真旨》在国统区发行的毛泽东《论新阶段》。在升起的太阳下，一名国民党士兵举着青天白日旗站在中国版图上。翻开扉页,则可看到印有头戴红军八角帽的“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黑白木刻头像。
[*][上篇]融入世界体系：中共在抗战期间摆脱共产国际附庸身份
[*]·中共在成立之初即带有强烈的国际主义色彩
中国**的成立固然有它的干部条件和思想基础，但是它是在列宁的直接指导下，按列宁的政党学说和组织原则，为实现列宁的国际战略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目标而建立的。
……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完全被限制在共产国际的范围之内。中共也不例外，他可以按照共产国际的理论方针策略对国际问题发表意见，但不能直接参与国际事务。多年来，中共是在与大部分世界隔绝的状态下存在和活动的。…[详细]
[*]·受共产国际的制约，中共一度以“武装保卫苏联”为斗争目标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随后占领了大片中国领土，中国遇到空前的危机。但是中国**受到共产国际的制约，一度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重要口号。
中共的上述状况，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特别是在苏德战争爆发以后，发生了变化。彼时，中国大势，世界大势，苏联和共产国际策略上的需要，中共自身策略上的需要，驱使中共一步一步地改变了自己的认识和政策，冲破了共产国际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世界大局之中。…[详细]
[*]·抗战爆发，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提出中共有限地融入世界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有一个小题目是“中国与世界不可分”。他说：“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连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起来。
但在融入世界这个问题上，中共还有很大的保留。譬如争取外援的政策里，一个被强调必须坚持的基本点即是：要从阶级分析出发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分开，联合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主要是联合那些国家的人民。…[详细]
[*]·1939年毛泽东发表《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放弃“与世界连成一体”
1939年9月1日，欧洲战争爆发，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9月14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报告，其重要内容是：……现在无产阶级和**的政策应该是：在各交战国，是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向人民宣传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的国内战争，建立反帝国主义战争的人民统一战线”。在各中立国内，如在美国，是揭穿资产阶级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在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是民族统一战线，或者抵抗侵略者，或者反对宗主国。中国、苏联、各国人民解放运动、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应该组成革命的统一战线。…[详细]
[*]·苏德战争爆发，中共随共产国际改变了自己的世界战争基本策略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德战争打乱了帝国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革命阵营的划分，坐待两群疯狗打架两败俱伤乘机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战略破灭。苏联人重新解释了世界大战性质，认为由于苏联参加，战争性质由帝国主义之间的非正义战争转变为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相应地共产国际对世界的战争策略做了重大修改。中国**的战略策略也做了重大修改。肯定美国等各种援华政策都是正义的，决定与英美联合，放弃了此前“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的原则。…[详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将美国等反法西斯国家定位为“战友”和“同伴”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共的机关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发表了许多对反法西斯国家友好的言论，特别是赞扬美国。例如1944年7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一篇社论，题目是《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其中有这样的话：“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这里竟把中国**人所进行的事业做为美国已经进行了的事业的继承。…[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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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早期左倾反传统的狂飙中,连鲁迅也不能幸免,成了“双重的封建余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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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庆节前，一部全新的国家形象宣传片将在国际主流媒体，面向世界观众播放，片长30秒，将由姚明等50多位中国各界名人来诠释中国形象。这一国家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延续了中国**在抗战期间“本土化”过程中成型的民族传统。
[*][下篇]重拾民族传统：抗战期间中国**完成了自己的“中国化”
[*]·早期**人大都具有强烈的反传统思想倾向
在中国最早的一批**员中，李大钊是比较稳健的一位。他在中国**发动的反基督教运动高潮中发表了一篇谈话，其中也有过“左”的言词，他说：因为基督教“流毒最广”，所以首先反对他。“随着必要也要反对佛教，或发动反对儒教和道教的运动”。看起来整个中国文化传统是要被抛弃“粉碎”的。…[详细]
[*]·“五四”传统也曾被早期**人彻底否定
在“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想行动发展到极端的地步。不仅中国古代的传统被否定，“五四”的传统也被彻底否定了。
1931年8月5日出版的《文学导报》第1卷第2期发表了一篇题为《“五四”运动的检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报告》的文章，其中说：“无产阶级运动崛起，时代走上了新的机运，‘五四’埋葬在历史的坟墓里了”。“在无产阶级争取政权的现阶段，虽然同时仍须注力于铲除封建势力，但‘五四’在现今却只能发生了反革命的作用。”…[详细]
[*]·1935年，中共《八一宣言》提出“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
1935年，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共产国际策略也随之改变。这一年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反法西斯的人民战线”，在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人民战线”。大会期间共产国际同意中共代表团起草的《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并于1935年8月1日发表(通称《八一宣言》)。宣言提出了“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的主张和口号。这对列宁的国际主义原则来说是疏离的表现，从中国来说则是贴近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详细]
[*]·1936年中共发起新启蒙运动，倡导民族主义，重新肯定五四精神
1936年下半年**人和文化界进步人士一起发起新启蒙运动，**人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周扬等都参加了。关于这个运动的任务，艾思奇说“仍是五四时代未曾完成的任务。德先生和赛先生，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个运动的性质，“第一是文化思想上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第二是思想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也可以说是民主主义”。这样，**人就重新肯定了“五四”的传统，并且认定当前的思想文化运动的性质是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这样“埋葬在历史的坟墓里”的“五四”又复活了。**的思想和文化政策同“五四”传统接上了头。这时候爱国主义成为政治口号广泛宣传。由割断传统到转向传统与传统衔接，中共党史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详细]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1937年4月5日，中共中央派代表林伯渠参加国共两党的公祭黄帝仪式，参加黄帝陵扫墓礼，这在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国**中央的名义祭祖。毛泽东亲写祭文，远绍先祖功绩。…[祭文全文]
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马克主义中国化”、“民族形式”、“中国气派”的提倡，受到**的、进步的学者和文化工作者的重视。……这些和过去**人高喊的“做一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忠实执行国际路线”的口号比较起来，已经有了天壤之别的变化。…[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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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38年，艾思奇在《共产主义者与道德》一文中说道：“如果有人说共产主义者只是国际主义者，不能同时成为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因此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也不能谈民族道德的发扬，这就完全是一种公式的、形式论理学的曲解。”正是因为在思想理论上的这一突破，中国**才真正蜕变成为了中国的**。这一转折至关重要，没有这一转折，中共就不可能在1949年取得执政地位。
（2）中国**由国际主义立场到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立场的转变，由割断民族文化传统到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转变。这二者是结合在一起在抗日战争时期实现的，正是抗战，让中共完成了这一“凤凰涅槃”。
（3）作为共产国际下的一个分支，中共在建立之初本不具备完整的独立性，尤其是在制定路线方针和外交政策方面，受到听命于苏联的共产国际的巨大制约。抗战改变了一切，中共在抗战中逐步从共产国际的附庸中脱离出来，深度融入了国际社会。可惜的是，抗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和中国形势都发生了极大变化，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又中断了好多年。
苍黄：抗战与国民党的命运
http://img1.gtimg.com/news/pics/hv1/112/24/538/34989682.jpg在抗战胜利65周年之际回顾现代中国之路，其涵义显然必须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新的国家认同的出现，即一个民族国家的成型；另一层面则是国家机器的新陈代谢——
正如中国**是在抗战过程中完成了对本党命运生死攸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样,为抗战做出巨大牺牲的国民党,也正是在抗战过程中埋下了日后从巅峰状态迅速溃败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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凇沪会战：1937年8月---11月。图为处于淞沪战场轴心地位的闸北我军，在堡垒内抗击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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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保卫战:1937年11月-12月。图为日军攻陷南京后拿中国人当活靶子练习（《南京大屠杀史料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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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口、太原会战：1937年8月—11月。图为忻口会战时期中国抗日军队开上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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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会战:1938年1月到5月。图为牺牲在徐州会战战场的国民党川军小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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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封会战:1938年5月到6月。图为1938年5月29日日军攻占商丘后，兰封一带中国军队奉命西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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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会战:1938年6月-10月。图为在武汉保卫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我国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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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枣会战:1939年5月。图为我第189师在高城 、塔儿湾一线痛击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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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长沙会战:1939年9月-1942年1月。图为第二次长沙会战中，中国军队指挥员在观察敌军阵地。
[*][上篇]扩张: 抗战时期国民党党势尤其是党员数量迅速膨胀
[*]·数量急骤上升：抗战期间国民党大规模吸纳新党员
抗战头两年，军事溃退使国民党在长江下游地区的基层组织和权力基础几近解体。武汉大撤退后，国民党清理党籍，要求全体党员重新注册登记，结果各省市注册党员人数仅及战前原有人数的一半。在战争的冲击下，原本涣散的国民党组织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党员因脱党、投敌以及其他因素而大量流失。到1939年，战前入党的52万普通党员仅余下28万多人。
……1939年开始，国民党采取大量吸收新党员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除了补充流失党员的空缺外，主要基于两个背景：一是对外面临中共的组织竞争；二是对内面临三青团的压力和挑战。抗战初期，中共党员人数由1937年的4万人，猛增到1940年的80万人，几乎与同期国民党普通党员人数相等。这激起了国民党的警觉和恐慌。另一方面，三青团势力在1939年以后迅速崛起，并与国民党党机器分庭抗礼。…[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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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引自王奇生《战时国民党党员与基层党组织》，《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4期，下同。
[*]·渗透深入基层：蒋介石再三强调国民党组织要向县以下基层社会渗透
就组织形式而言，40年代国民党的组织扩张和渗透程度也比战前大为强化。战前国民党的组织基础十分脆弱，省一级党部尚不健全，县以下基层社会很难觅到国民党的组织踪影。
……蒋介石训示，不仅各省各县党部必须普遍设置，而且县以下每一区须有一个区党部，每一乡镇(联保)须有一个区分部，每一保甲须成立一个党小组。1939年开始实行“新县制”后，要求乡镇一级设立区党部，保一级设立区分部，甲一级设立党小组。鉴于战前“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的缺馅，蒋一再强调要国民党组织向县以下基层社会渗透。…[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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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地域布局：抗战内迁导致国民党党员分布发生巨大变化
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内迁，国民党党员在地域分布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动。战前长江下游数省的国民党组织基础虽然并不深厚，但相对而言是国民党控制较好的地区。抗战爆发后，这一地区首当其冲……战前国民党原有的党务地域基盘遭到严重摧折。国民党的组织发展重心由东南沿海转移到西南内地。…[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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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构成变化：国民党党员的整体教育程度明显下降
……教师、学生、自由职业者等都市知识阶层所占比例有所下降，政府机关公务员所占比例急剧窜升。这与战时国民党强制公务员一律入党有关。全员皆党，其效应等于全员非党。党籍变得无足轻重，甚至一钱不值。值得注意的是，战时国民党党员职业统计中，“农业”类党员比例占居第2位。这些“农业”党员显然不能视作农民党员。
与战前相比，战时国民党党员教育程度发生了明显变化。战前国民党基本上是一个以城市中上阶层为党员主体的政党。党员大多具有良好教育背景。而战时国民党党员的整体教育程度明显下降。但中央和省级领导人仍主要来自长江中下游省区并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教育程度的上下悬隔，有可能加剧国民党上层精英与基层党员的脱节。…[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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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南会战:1939年11月-1940年10月。图为参加昆仑关战役的中国装甲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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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宜会战：1940年5月-6月。图为此役殉国于南瓜店的国军上将张自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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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南会战：1941年1月-2月。图为会战期间，中国军队指挥官在查阅地图，指挥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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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高会战:1941年3月-4月。图为棠浦战斗胜利后我第七十四军指挥员在官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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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南（中条山）会战：1941年5月 。图为中条山中国抗日军队待命出击。
[*][中篇]溃败：国民党基层党组织的非正常扩张背后存在巨大隐患
[*]·抗战前国民党吸纳新党员的方式和途径
国民党是1924年仿照俄共组织模式改组而来。俄共吸收新党员，一是必须通过基层支部，不能由中央和省县党部直接吸收；二是必须有预备期。1929年以前，加入国民党无预备党员阶段。1929年1月，国民党“三大”开始推行预备党员制度。1938年国民党临全大会后，预备党员制度被废止。…[详细]
[*]·战时国民党吸纳党员的几种主要途径
[*]（一）通过基层区分部介绍、吸收：制度规范下吸纳党员的正途
这是国民党吸纳党员的正途。但战时基层党组织在征求党员时，大多敷衍形式，多数情况下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征求指标。…[详细]
[*]（二）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与各省市党部直接征求入党
这是沿袭战前的“特许入党”办法，通过这条路径入党的多为各阶层精英。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要求中央委员此后每人每月至少须介绍一人入党。
据一位战时入党者回忆：“国民党吸收新党员，有两种入党申请书：甲种，需要一个中央委员作介绍人；乙种，需要两个党员作介绍人。我于1940年夏在立煌(金寨)入党时，就是填的甲种申请书。我有一个同乡认识省党部负责人，从他那里拿来几张甲种申请书，要我填一张，由李品仙作入党介绍人(李本人当然根本不知道)。表送上前后，没有任何人同我谈过话，问过什么情况，不几天党证就发下来，我就是一个国民党了。”…[详细]
[*]（三）集体登记入党：战后国民党吸纳党员的主要途径
抗战时期加入国民党者，大部分是走的这条捷径。1939年3月，蒋介石通饬全国各军事长官，全体官兵均须集体宣誓入党。抗战时期国民党400多万军队党员都是集体入党的产物。
集体入党方式随后由军队进一步推广到普通党员征收等其他方面。譬如：1939年，蒋介石训令全国各机关公务人员于1年内一律加入国民党，届期如无党籍者，有官者免官，有职者免职。…[详细]
[*]·国民党征收党员犹如征收税粮，到了强制摊派的程度
以上征收党员的方式，在当时还算比较正规合法。实际上，国民党基层党部在征收党员过程中所采取的方式五花八门。从抗战中期开始，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扩大征求新党员运动，曾提出要创1000万党员的目标。……为此，中央组织部训令各省党部，将党员征求作为各级地方党部的中心工作，每年都向各省下达具体的征收指标，最后摊派到各县党部。县党部人手少，经费缺，县以下基层组织有名无实，下层农民又毫无入党热情，在这种情况下，若按正常途径和手续征收，势难完成征收任务。于是，各种征收方式，或强制，或欺骗，或利诱，或假造，花样百出。
譬如：在河北邢台，县党部以入“好人团”为旗号发展党员。为引诱穷人入党，报名时发给几升粮食，致使好些等米下锅的农民参加了国民党，有的为领粮食还替自己儿女、亲友报了名。有的村几乎全村参加了国民党；河南陕县有一位党部书记兼任中学校长，他利用职务之便，将全校学生名册上每人年龄加大10岁，全部造册吸收为党员。…[详细]
[*]·党员质量急骤恶化，民众耻于承认自己是国民党党员
执政党征收党员到了摊派强制的地步，足见当时民众对入党之冷淡。征收资格漫无标准，征收方式如同儿戏，党员信仰有无不问，几乎来者不拒，党员质量随着数量的增长而急骤恶化。
《三民主义半月刊》在战后举行的一次有关党团问题的座谈会上，代表们亦慨叹“现在一般青年对党、团很不满意，甚至以做一个党员或团员为可耻。”尽管如此，国民党中央仍一味地追求党员数量的扩张。…[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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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赣会战：1942年4月-7月。图为战役中轰炸我衢州机场的日军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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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西会战:1943年5月-6月。图为陈诚（背立者）视察鄂西抗日部队，官兵们振臂高呼：“血战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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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会战：1943年11月-12月。图为国军74军在常德会战中顽强阻击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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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湘桂战役：1944年4月-12月。包括豫中会战、长衡会战和桂柳会战三大会战。图为1944年4月19日，日军第110师团由邙山霸王城桥头堡阵地越过鸿沟进攻汉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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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会战：1945年4月-6月。图为参加“湘西会战”的中美混合航空兵第一团的美国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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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征滇缅抗击日军的中国远征军。
[*][下篇]反思：战时国民党基层党组织形同虚设
[*]·抗战期间国民党基层党组织四大弊症：空、穷、弱、散
基层党组织是列宁式政党最终的生命力所在。1945年，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党务检讨报告》中，用三句话概括各级党组织的特征：“上层臃肿，中层隔阂，下层虚弱。”据当时国民党人的自我检讨，“下层虚弱”主要表现在“空”、“穷”、“弱”、“散”等几个方面。
[*]（一）空：基层组织空虚，县以下组织大多徒具形式
1942年湖南省党部书记长在检讨全省党务工作时指出：“根据各方面报告，好些县份党的所属机构几乎都是空的，如县民众动员委员会、县宣传委员会、县妇女运动委员会等，无一不是徒具形式，空无内容，有的县份甚至下级党部都是空的，或虽有数字，而无此机构，或有此机构，而毫无工作……”…[详细]
[*]（二）穷：基层党部经费太少，长期处于休克和瘫痪状态。
战时一些县市党部每月的办公费仅够支付邮费一项开支，而一般区分部每月的经费仅相当于两块烧饼的价钱。经费缺乏使一些基层党组织长期处于休克和瘫痪状态。一些基层党工人员口出怨言，声称“一个为党工作多年的同志，死了都买不起棺材。”…[详细]
[*]（三）弱：基层党组织软弱无力，对外不能指导政府，对内不能约束党员
1946年贺岳僧分析国民党基层组织软弱瘫痪的原因时说：这十年以来，县以下的各级党部，可以说在事实上完全陷于睡眠状态，致党员不能与闻党事，也没有对党贡献意见与能力的机会。其所以成为此种状态者，并不是命令要它停止，而是这些党部一点也没有权力，毫不解决问题，同时在事实上也没有建议与弹劾之权。它的一切决议呈送到上级党部去之后，照例的是石沉大海，消息全无，因此遂毫不能引起党员的开会兴趣，以致党的活动就完全停止了。 …[详细]
[*]（四）散：基层组织“区分部”对下面的党员毫无凝聚力
1939年11月新上任的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承认：“区分部是党的基本组织……党的政策的推行，大部分要靠区分部的力量，但在事实上，本党区分部的组织，等于虚设。”据一位40年代曾在安徽省政府机关工作过的国民党员回忆说：“我自1940年入党后，除在安徽省政府秘书处的区党部参加过两次党员大会外，就从来没有过什么组织生活。”…[详细]
[*]·数百万党员大多挂名而已，从不与组织发生关系，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党员
1947年，程思远在检讨国民党组织现状时指出：号称数百万党员……大多数是挂名党员，平日绝不发生任何组织上的关系。因此，党不能在农村、工厂、矿山、作坊、铁路以及其他交通部门中建立深厚的组织基础，也不能在任何群众组织、社会组织中建立健全的政治领导。这样的党，不会有任何战斗力量。所以今天的政权不是建立在党的基础之上，而是靠武力来支持。…[详细]
[*]·党员贪污腐化日趋严重，党纪监管反而日趋弱化
抗战时期，国民党党员腐化劣化的现象日趋严重，而党纪的执行力度反趋弱化。战时为了加强党纪而增设了“党员监察网”，负责监督所在地国民党党员的言行，将违法乱纪者密报县监察委员会办理。但实际收效甚微。抗战8年间，数百万党员中，受惩戒的总计不过3400多人，其中永远开除党籍和开除党籍者1600多人。被开除党籍者中，90％以上是因为叛国附逆。换言之，战时只要不公开投敌充当汉奸，就基本上不会受到被开除出党的惩罚。事实上，即使充当汉奸亦未必被开除出党。…[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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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民党在抗战时期承受了巨大的责任和压力。自1937年至1945年，国民革命军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21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2468架，海军舰艇损失殆尽。仅少将以上军官阵亡95人。
（2）在这种压力下，国民党的党组织规模开始急骤畸形膨胀。然而，与国民党高层的愿望背道而驰，党势的迅速扩张，并不意味着国民党组织力量的真正壮大；相反，由于滥征滥收的结果，国民党的组织更趋涣散和衰颓，甚至已丧失掉了一个现代政党最起码的机能和活力。
（3）这是一组鲜明的对比：抗战中后期，**在延安和各根据地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整党整风运动，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而国民党却只是一味地在大后方追求党员数量的扩充。作为总裁的蒋介石，战时除了一如既往地对国民党毫不留情地作一些道德训戒式的痛责外，并没有任何积极性的整党和清党举措。也许在蒋看来，国民党早已病入膏肓，积重难返，不堪救治。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才痛下决心对国民党进行一番彻底的改造。
记忆：65年抗战纪念史
http://img1.gtimg.com/news/pics/hv1/112/24/538/34989682.jpg在抗战胜利65周年的时候，我们不但纪念65年前的那场艰难的伟大胜利，同样值得我们铭记的，还有65年曲折起伏的抗战纪念史——
从1945年9月3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至今的65年里，抗战胜利日纪念屡经变迁，在各式各样的政治环境中屡遭异化，现在，是让记忆回归，让荣耀回归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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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重庆。中国军民欢庆抗战胜利，日军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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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9月3日，国民政府《中央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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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9月3日，国民政府《中央日报》刊登纪念抗战胜利日的文章，带有浓烈的内战色彩。
[*][尴尬]1946年-1949年：国共内战背景下的抗战胜利日纪念
[*]·1946：国民政府决议以每年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颁布停战诏书；15日，日本广播天皇诏书，宣布停战。9月2日，日本向盟国投降的签字仪式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日本政府、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军方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美国陆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以盟军最高司令官的身份签字，接受日本投降。然后是包括美中英苏在内的9个盟国代表分别代表本国依次签字，接受日本投降。至此，日本战败投降，二战及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次日，国民政府下令举国庆祝三天，以纪念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45年的9月3日，也就成为了当时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全国人民放假三天、欢庆抗战胜利的假日——早在9月2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就已经决定9月3、4、5日放假三天。随后又在9月5日举行庆祝抗战胜利群众大会。
在重庆，9月3日的上午8时30分，蒋介石率领国民政府诸党、政要员，在国民政府礼堂举行庆祝会和纪念周会。重庆市电力公司拉响解除防空警报的长音，是为“和平之声”。重庆各工厂、轮船亦同时鸣响汽笛，持续10分钟之久。嘉陵江上，早已准备好的军舰鸣放了101响礼炮。同日，在重庆的诸多民主人士组织的“民主科学座谈会”举行扩大座谈会，座谈会决定以9月3日这个日子给组织命名，民主党派“九三学社”即由此而来。
殆至1946年，国民政府正式形成决议，以每年的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之所以将抗战胜利纪念日定在9月3日，而不是日本天皇宣布停战的8月15日，有两个重要原因：
其一，8月15日，日本仅仅是宣布停战，而非投降，更未签署投降书。《停战诏书》更是通篇没有“投降”二字，而且只字未提侵华战争。
其二，以战败国签署投降书的次日为胜利纪念日，是当时的国际惯例。例如，1945年5月7日，德国向盟军投降并签署投降书，于是5月8日就成了“欧洲胜利日”；1945年5月8日，德国在柏林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向苏美等国正式投降，因此，俄罗斯及独联体各国将5月9日视为“卫国战争胜利日”。
[*]·1947、1948：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后的抗战胜利日纪念
1946年夏，国共全面内战爆发。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国民党军队的攻势逐日衰退，至1947年夏天，已经基本丧失了对**军队发动全面进攻的能力。所以，这年9月3日的抗战纪念日，自然而然地也就打上了浓厚的内战烙印——
国民政府《中央日报》9月3日刊发了一篇名为《胜利日致全国军民》社论。社论里面说：
“抗日战争胜利，倏忽已届两载。这个胜利是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的，经过这一次底胜利，洗刷了鸦片战争百余年来的民族耻辱，扭转了甲午之役五十余年来日本欺凌中国的形势，而且振奋了全国爱国军民酒精压抑的心情。……面临这历史的重大转捩点，我们全国底军民，都渴望着把握这千载一时的良机，奋起翻身，勇往直前，在这破碎的山河上，重新建筑期和平统一民主的新中国。”
在战争的硝烟下，中国**领导下的《人民日报》，这一天没有提及抗战胜利纪念日。
1948年，内战继续，抗战胜利纪念日的尴尬处境仍然没有变化。和上年一样，中国**领导下的《人民日报》在这一天没有刊登纪念文章，大量篇幅用在了号召民众起来反对国民党政权上面；国民政府的《中央日报》，与上一年相比，则似乎增加了“纪念力度”，刊发了何应钦的讲话。只不过，这种力度的增加，是伴随着国军在内战战场上的形势的扭转而来的。很显然，抗战纪念日已不再是纯粹的抗战纪念日，纪念早已完全沦落成为内战服务。
[*]·1949：国民党告别大陆前夕凄然纪念抗战胜利日
1949年9月3日，《中央日报》刊登社论纪念抗战胜利日文章《胜利四周年》，满纸凄然之感。社论说：
“胜利日是一个光荣的节日。但今年，我们不得不以沉痛的心情，来纪念这个光荣的节日。抗战胜利才四年。我们回想四年前今日陪都重庆及全国各地举行庆祝时的热烈狂欢情况，历历如在眼前。当时全国人民，满以为八年苦难的日子，已经告一结束，从此就能收获胜利的果实，埋头建设，使国家走上富强康乐的道路。……”
此时此刻，蒋经国早已飞抵台湾为国民政府筹备安排最后的退路；而在一个月之后，毛泽东就将要登上见惯了沧海桑田的天安门城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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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9月3日台湾《中央日报》。与大陆相反，《中央日报》的这篇社论极力陈述了苏俄的“罪恶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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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9月3日台湾《中央日报》。自败退台湾之后，其每年的纪念主题都带有浓烈的悲情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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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9月3日台湾《中央日报》。为了“反攻大陆”，这一年，蒋介石将抗战胜利日改作了“军人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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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9月3日台湾《中央日报》。带有激励雪耻性质的“军人节”或许反而起到了弱化国军抗战荣耀的作用。
[*][扭曲]1949年-1975年：冷战背景下的抗战胜利日纪念
[*]·1949：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确定以8月15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人民日报》1949年12月24日刊登报道《政务院举行十二次会议通过节日放假办法》：
【新华社北京二十三日电】政务院今日举行的第十二次政务会议，通过了统一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并已通令全国遵行。通令称：为统一全国之年节及纪念日放假起见，规定下列各项办法。甲、属于全体者一、新年 放假一日 一月一日二、春节 放假三日 夏历正月初一日、初二日、初三日三、劳动节 放假一日 五月一日四、国庆纪念日 放假二日 十月一日、二日乙、属于部分人民之节日，为了便于部分人民的群众活动，得放假半天，或只其中一部分人放假，其他一部分人得推代表参加庆祝。一、妇女节（限于妇女） 三月八日二、青年节（限于中等学校以上的学生） 五月四日三、儿童节 六月一日四、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限于军队及军事机关） 八月一日丙、其他一、凡属少数民族习惯之假日，由各民族集居地区之地方人民政府，斟酌各该民族习惯，规定放假日期。二、其他各种纪念节日如二七纪念、五卅纪念、七七抗战纪念、八一五抗战胜利纪念、九一八纪念、护士节、教师节、记者节等，均不必放假。丁、凡属于全体之假日，如适逢星期日应在次日补假。凡属于部分人民之假日如适逢星期日，则不补假。
[*]·1951：抗战胜利日改回9月3日，并规定了宣传基调
《人民日报》1951年8月14日刊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告《抗日战争胜利日改定为九月三日》，通告全文如下：
【新华社十三日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为规定九月三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发出通告如下： “本院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所公布的统一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中，曾以八月十五日为抗日战争胜利日。查日本实行投降，系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政府签字于投降条约以后。故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应改定为九月三日。每年九月三日，全国人民应对我国军民经过伟大的八年抗日战争和苏军出兵解放东北的援助而取得对日胜利的光荣历史举行纪念。九月三日不放假。
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三日。”
《人民日报》同时刊登“今年九月三日抗日战争胜利日的宣传要点”，规定：1、抗日战争以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而结束，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由失败走向胜利的伟大转变；2、打败日本主要是中国人民和苏联的功劳；3、美帝国主义是今天中国人民的死敌。
[*]·50年代-60年代中期：中苏互致问候，共同庆祝抗战胜利日
中苏同盟及稍后冷战格局的形成，给49年后的新中国的抗战胜利日纪念抹上了浓厚的时代色彩。早在1950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就曾刊登过一组文章：《谁使日本强盗屈膝投降？——战胜日寇五周年纪念》、《纪念“八一五”，我们感谢苏联红军》，为此后十余年中苏共同捆绑纪念抗战胜利，定下了基调。
1952年9月3日《人民日报》刊文：《毛主席电斯大林大元帅贺抗日战争胜利七周年》；9月4日刊文《答谢对抗日战争胜利七周年的祝贺 斯大林大元帅复电毛主席》。
1953年9月3日《人民日报》刊文：《祝贺抗日战争胜利八周年 毛主席周总理致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电》；9月4日刊文《祝贺抗日战争胜利八周年 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致毛主席周总理电》。
……
1955年9月3日，是抗战胜利10周年，《人民日报》刊登了多篇文化界名人如老舍等人的纪念文章，并有专栏文章《苏联击溃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意义》。4日，中苏共同为旅大市“胜利纪念塔”揭幕。塔身刻着“光荣归于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捍卫了远东和平的苏联人民及其武装部队力量”。
此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新中国进入一段运动频繁的动荡期，抗战胜利日纪念也随之愈来愈趋向边缘化，但中苏共同纪念的传统，以及向旅大苏军烈士纪念塔献花等常规纪念活动，则一直延续了下来，直至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
[*]·1965：抗战胜利二十周年，林彪撰文纪念，苏联色彩被完全抹掉
这一年新中国的关键词包括“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援越南人民”、“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等等。这一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苏联色彩从纪念中迅速淡去，被刻意突出的纪念主题词变成了“人民战争万岁”。将这一主题词推上巅峰的，则是9月3日，《人民日报》所刊发的林彪的纪念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文章对苏联的出兵和援助只字未提。
与美国、苏联同时交恶，意味着中国的外交环境大幅度恶化——抗战二十周年庆祝纪念规模超越了此前历年，或许正有这方面的原因。本年庆祝规模甚大：
在北京和中央：9月3日下午，首都各界人民一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集会，庆祝抗战胜利二十周年。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出席了大会。大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主持。
在地方：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所在的城市，9月3日和4日都先后举行了纪念伟大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的庆祝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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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9月3日台湾《中央日报》。抗战胜利四十周年之际，95岁高龄的何应钦作了以“发扬抗战精神 完成复国大业”为主题的讲话。“反攻”口号虽然依旧，时代却无情地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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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9月3日，台湾《中央日报》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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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27日,国民党主席连战率领大陆访问团拜谒了南京中山陵。
[*][回归]1975年-2010年：让记忆归来，让荣耀归来
[*]·1975：抗战胜利三十周年，对苏联的描述开始一分为二
从《人民日报》刊文与否、刊文权重大小这一视角来看，文革期间，抗战胜利纪念日几乎处于一种被彻底遗忘的状态。直到1975年9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三十周年》，抗战胜利日纪念，其重要性才再次恢复到了文革以前。
本年抗战胜利纪念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苏联的存在感的重回。各地革命委员会和中苏友好协会分会，大都先后向苏军烈士墓和纪念碑献了鲜花。但和之前一面倒地赞美或者彻底批判有所不同，本年对苏联在中国抗战胜利中的贡献采取了一分为二的描述方式：既肯定苏联当年在战斗中的“巨大功勋”，又批判其近年来“在亚洲推行霸权主义的狼子野心”。
[*]·1985：抗战胜利四十周年，国民党抗日贡献获得承认
本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纪念文章《伟大的全民抗战》和《中国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国民党的抗日贡献得到了承认，通过抗战纪念来宣传两岸统一，成了这一年抗战胜利日纪念最重要的主题。
在《中国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一文中如此表述：“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倡导的、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
此外，这年8月，中央党校、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全国党史研究会还召开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学术讨论会。《人民日报》的报道称，与会同志认为，以**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为主体的敌后抗日战场，同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承担的正面战场互相配合，构成了中国各族人民抗战的整体，两个战场都为抗日做出了贡献。《人民日报》还提到，与会人士在抗战领导权归谁的问题上，存在分歧。
[*]·1995：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同志发表重要讲话
1995年9月3日，首都北京隆重举办“各界纪念抗日战胜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大会”，首次将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放到了一起同时纪念。
9月4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说，抗战“在中国**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实现了空前的大团结。”
讲话还说到：“中国抗日战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我这里要特别提到苏联、美国、英国等反法西斯盟国对中国抗战给予的人力、物力支持。……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红旗上，凝结着各国友人的血迹。”
[*]·2005：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建国以来最高规格纪念
随着时代的前进，抗战胜利纪念日的政治色彩日趋淡化，相反，其承载民族情感的功能则变得日益强烈。2005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早在3月份，香港的人大代表朱幼麟就递交了一份名为《我国国家级、国际化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议案，建议每年举行国家级的纪念大会。
新华社5月7日则发布了中共中央的通知，对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作出具体的安排部署：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将举行纪念大会。有关部门还将举办一系列的大型主题展览、文艺晚会和学术研讨会。纪念规格为建国以来最高。
9月3日，**同志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中说到：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中国**领导的敌后战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奋勇作战。”(此前，卢沟桥畔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馆也增加了国民党军队抗战的内容。)
……
“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一批抗日将领，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就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杰出代表。
……
我们不会忘记给予中国抗日战争道义和物质等方面支持的国家和国际友人，不会忘记在南京大屠杀和其他惨案中为中国难民提供帮助的外国朋友；不会忘记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并为中国运送战略物资而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不会忘记不远万里前来中国救死扶伤的外国医护人员；不会忘记真实报导和宣传中国抗战业绩的外国记者；不会忘记为中国抗战胜利付出过心血的外国军事顾问及其他方面人士；我们更不会忘记在中国东北战场上英勇献身的苏军烈士！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世界各国人民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的宝贵贡献！”
在**同志这一重要讲话的基础上，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呈现出一种井喷的态势。各地、各部门、各种民间机构均热烈地置身其中。单以媒体而论，类似“抗战纪念特刊”等重头策划在全国遍地开花，而且分量尤重。譬如《南方都市报》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特刊多达84个版；《三联生活周刊》推出的“抗战胜利60周年系列纪念特辑”，前后5辑，第二辑《中国人的血与火》即多达70页。
最突出的变化，还是体现在纪念主题上。与以往不同，这一年大部分的媒体都用相当大的篇幅报道了国民党军队主导的正面战场。人性化、故事化的叙事方式被广泛使用，意识形态色彩则随之大幅淡化。虽然报道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几乎所有的媒体纪念策划都离不开“牢记历史”、“抢救抗战记忆”这一主题。时代已经变了，时代需要让抗战的记忆归来，让抗战的荣耀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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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年抗战胜利纪念史的变迁，是中国曲折复杂的近现代史的一个典型缩影。但是，在经历了漫长的政治异化和扭曲之后，对这场艰苦卓绝的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的纪念，最终走向了正常化。
（2）香港人大代表朱幼麟2005年递交的《我国国家级、国际化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议案，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我们还没有像俄罗斯无名烈士墓、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那般的国家级的纪念抗战的场所。我们的抗战纪念，还没有成为民众日常化的精神祭祀。 {:6_167:}慢慢、细细看来。 回复 5# 徐玉杰
{:6_134:} 这次与以往的评价有所不同！ 回复 6# 徐卫
{:6_167:} 这方面文字没细看呢，不知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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