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丐徐超携经纪人来昌传“义”
徐超，何许人？安徽人氏，乞丐是也。但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他三次捐款，为世人瞩目，有“义丐”之称。2009年汶川大地震周年之际，67岁的义丐徐超被记者相晓冬接到北京，踏上了备受质疑的“以义取利”之旅（本报2009年6月4日曾以《相晓冬：徐超不是乞丐是明星》为题予以报道）。今年36岁的相晓冬，不仅辞去记者工作，还当街叩头认义丐为父，兼任义丐的经纪人。然而，直到今年5月，仍然没有一家企业主动请义丐代言。身为经纪人的相晓冬于是出版了一本《智本论》，让义丐为此书代言，并开始了云游全国的“代言活动”。
8月24日，义丐徐超站在南昌市八一起义纪念塔下，着蓝色旧中山服，头发斑白，胡子拉碴，身套纸质马甲。他的身旁，是一幅高大的写有“智富天下”的易拉宝，以及“经纪人”相晓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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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超（右二）和相晓冬（右一）在八一广场传“义”
“当明星的感觉很好”
徐超老人，虽然行头还是和当年捐款灾区时一样，但现在的他谈吐言行俨然一个有思想有“远谋”的学者，滔滔不绝。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徐超说，这次来南昌既是宣传“义”，还有一个心愿：向抚州灾区捐款。
新法制报：你打算给抚州捐多少钱？
徐超：捐105（元）吧，现在我们还没挣钱，日子也挺难的，相晓冬已经一年没工资了，老婆孩子也都顾不上了。没挣钱的时候，捐钱就是表个心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不管多少，都伸出手来帮一把，灾区老百姓和政府的负担就会轻一点。等我将来挣大钱了，我再多捐，到时候说不定捐105万呢！
新法制报：现在的生活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吗？你更喜欢哪种？
徐超：不同可大了。原来当乞丐，睡桥洞、睡大街，吃饭饥一顿饱一顿。现在当明星了，住宾馆、有空调，吃饭不愁了，而且很多人都记得我，有人给我送衣服穿，手表和手机都是别人送给我的，媒体也都关注我，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吧。当明星的感觉很好，我很喜欢。
“我愿意被炒作”
徐超告诉记者，当时南京市民政局联系到他，要帮他，被他拒绝了。出了名后，有很多人找他帮忙，除了筹钱看病的，还有找自己帮着讨债的，他表示，可惜自己也是穷明星，帮不上大忙，希望当明星能挣到更多的钱，帮助更多的人。
新法制报：你为什么拒绝南京市民政局的帮助？
徐超：当年在（南京）江宁乞讨，我养了一个患有精神病的呆子，民政局找到我，想让我进养老院，但谁管这个呆子呢，那样他不就饿死了？我提出让这个呆子进养老院，民政局不同意。不安排呆子，我也不去养老院，这样就没去成。
新法制报：除了汶川，你还捐助过哪些地方，帮助过哪些人？
徐超：去年5月，我和相晓冬去四川的时候，又给四川省慈善总会捐了1000元，去江油回访坚永实验小学的时候，又给了他们校长500元。去年7月，在山东禹城，当地一个企业老板给了我1000元，我又全部捐给了当地民政部门。去年8月，我在北京帮助患有肾衰竭的女诗人张楠乞讨救命钱近1000元，然后又和张楠一起去北京红十字会捐了480元给台湾泥石流灾区，剩余的560元给了张楠。
今年3月，在南京帮助患有白血病的小女孩李洁，分三次分别捐给她600元、200元、200元，之后，帮助她筹集医药费，在媒体的帮助下，为李洁筹够了医药费，治好了病。玉树地震、西南旱区我都捐了钱。今年4月，南京另一个患有白血病的小男孩叫陈其军，他们的家长找到我，下跪求我帮忙，我给了他1100元。前几天去济南做节目的时候，编导给我500元的劳务费，我又把这笔钱汇给了他们。
新法制报：有人觉得你被相晓冬利用炒作，你怎么想？
徐超：炒作有什么不好？如果好人、穷人都被炒作成明星了，就都富起来了，就没有穷人了，没有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的了。我愿意被他炒作，不是只炒作我，炒作其他好人和穷人，我也高兴啊。
“我把人和事分为‘义’和‘不义’两类”
一路见闻，让徐超和他的经纪人经历了很多，徐超说他们只把事分为“义”和“不义”两类。比如在成都街头摆摊卖书，被城管驱逐拆摊，“这又让我们感觉到了不义”。
新法制报：你们之前到了哪些地方？这段时间去过的地方以前去过吗？
徐超：2008年捐款出名后，新加坡老板陈永庆请我去四川的江油参加过竣工典礼，去年相晓冬带着我去过成都，这次去四川应该是第三次了，但去汶川还是第一次。济南去年去过一次，今年是第二次，重庆、长沙以前都没去过，南昌也是第一次来。我喜欢到处转转走走，看看这个社会是啥样子。
我们把第一站定在四川成都，之后又专程去了汶川，在成都呆了大概两个月，期间又去过一次重庆。还应山东电视台邀请，坐飞机去了一次济南，在济南做完节目后直接飞到了长沙，来南昌也是我们全国云游计划中的一站，下一站打算去杭州，由于经济压力，我们打算从杭州直接返回南京，然后再计划下一步的事情。
新法制报：一路上你们遇到了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吗？
徐超：我们遇到的人和事很多，但我喜欢把他们分为“义”和“不义”两类。在成都街头摆摊卖书，很多人不让我们找零钱，这让我们感觉到了义，但遭到城管驱逐，甚至拆了摊子，这又让我们感觉到了不义。成都的媒体对义丐的报道让我们感到了义，但不好好报道又让我们感受到了不义。成都的热心市民给我们免费提供三轮车让我们感到了义，汶川的民政局长安排我们食宿让我们感到了义。
其中，有两件不义的事情给我们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在成都犀浦开发区，见我们问路，一个骑摩托车主动上来要给我们带路，但收费要的人10元钱，而我们要找的地方就在附近，这让我们感到了不义。另外一件事情简直有点可恨，在成都团结镇，我去一家餐馆吃面，老板在盛了一碗后却把多余的面条倒进垃圾桶，我好奇地问缘由，那个老板回答说“下多了”，我又问为什么不一起装到我碗里，老板说如果想要，就必须再加钱。
一年多的“经纪人”生涯，相晓冬感觉到了“困难”。有人说他的策划是一场闹剧，他的回应是：闹剧也比悲剧强。他说希望能帮到徐超，希望看到他挣钱捐，而不是要钱捐。
对话相晓冬：希望他挣钱捐而不是要钱捐
“他们分不清悲喜，所以感到闹心”
新法制报：在帮“义丐”当明星的过程中，你都遇到了哪些质疑？
相晓冬：质疑的声音太多了。首先是说我利用他，炒作自己，为了实现自己的名利。对此，我的回应是，我就是在利用他，利用他才能对他有利，我是拿他当明星而非乞丐利用，我们平时反对的“被利用”，是被白白利用和廉价利用。
我不否认我策划义丐当明星能有名有利，但这不恰好证明了义丐这位“精神富翁”的价值么？他能让人有名有利啊，这种特殊价值有哪个有钱人能比得上他？所以我认为，在他面前，我才是个真正的穷光蛋，如今他缺乏的只是钱，而我缺乏的却不只是钱。
还有人说我的策划是一场闹剧，我觉得闹剧也比悲剧强，如果将来某一天，徐超老人像卖火柴的小女孩那样冻死街头，那不单是整个社会的悲剧，更是整个民族的道德灾难。闹剧是悲剧向喜剧的过渡，很多人之所以觉得是闹剧，那是因为他们分不清悲喜，所以感到闹心。
“如果理解我的用心就理解我了”
新法制报：你担任义丐徐超的经纪人已经一年多了，有什么感触吗？
相晓冬：有，越来越觉得自己是正确的，越来越欣赏徐超老人。
新法制报：到目前为止收获如何？有没有挣到钱？
相晓冬：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收获主要是脑袋里的，口袋的收获几乎没有。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企业主动请义丐做代言，我们也没时间主动联系，脑袋的收获是指我们对这个社会的世道人心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新法制报：你们打算云游全国？主要是出于什么目的？
相晓冬：在四川成都，我们在一位好心人免费提供的三轮车上挂出了一句口号“义行天下，智富四方”，这可以概括此次云游的核心目的——我用义丐代言的事实告诉老百姓好人有好报的道理。另外，我也用《智本论》告诉老百姓如何用脑力劳动致富的道理，并学会打造品牌。很多人指责我炒作，如果他们理解我的良苦用心，我想就会理解我了。
“希望他挣钱捐而不是要钱捐”
新法制报：你觉得徐超给汶川带来了什么？
相晓冬：义丐捐款产生的效果尽管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我相信老百姓都能看得到，一个乞丐在国难面前都能倾囊而出，这种道德示范作用不仅给穷人带了个头，也给很多富人增加了压力，促进了灾后重建工作的进展。
但我觉得义丐捐款更重要的价值不在于促进募捐，而是这种穷而大义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整个社会的稀缺品，我现在就是想证明一个反过来的道理，即有义就可以不穷，即有精神就能有物质。如果能成功，义丐的教育价值才能得到真正的体现。
新法制报：如果成功不了怎么办？
相晓冬：义丐徐超也是一个受灾者，是整个社会贫富差距的受灾者。就像他成名后仍在乞讨不只是他个人的原因一样，我们的成功和失败也不只是我们个人的事情，现在最大的阻力是人们对我的误解，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会逐渐理解我的。
在人们理解我之前，我是不会放弃这件事情的，当然，我希望能早点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那样，人们也都将知道如何以义致富和以智致富，而我也就可以早日给徐超老人明星代言费了。我希望看到他挣钱捐，而不是要钱捐。 {:6_167:}当明星的机会，当明星的感觉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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