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崇温：国外近期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动向
自从改革开放把我国经济引上平稳较快发展的轨道以来，中国模式问题就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对象。进入21世纪，特别是我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率先复苏以来，中国模式问题更是受到广泛热议。在国外近期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的研讨中，有若干值得注意的动向。一、关于中国模式是否客观存在的问题
早在几年以前，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就以“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将伴随有急剧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为由，否认中国模式的客观实在性。他说：“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因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其后，英国学者里奥·霍恩2008年7月29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中国模式背后的真相》一文，说中国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为没有什么“模式”，“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反而掩盖了中国经验中最重要的因素：把握机会。 2009年6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又以中国与东南亚四小虎的成功“有相似之处”为由，说它应“属于亚洲后期快速发展的一种模式”，而否认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
针对种种否认中国模式客观存在的议论，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在2010年5月4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为什么要提“中国模式”?》一文，声称“西方很多人并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这些人大都看到中国发展所包含的种种问题和制约因素，不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一种可称之为‘模式’的东西，也不相信中国的发展模式可以持续，也有一些人是在意识形态上敌视中国，他们希望中国解体和崩溃。在这些人看来，中国根本不配产生一种模式”。而他认为，“理性而言，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就像是盖房子，房子盖好了，肯定有个模式。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和评价这所房子?”是用科学的客观的方法，还是用“审美”的方法?“如果是后者，那么政治化和道德化等倾向就变得不可避免”，“很显然，这种局面的持续，并不能对人们认识中国模式有很大的帮助”。
二、关于中国模式的发展证伪了“历史终结论”
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时候，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著书立说鼓吹“历史终结论”。在那以后几十年的全球发展否定了福山的这种“历史终结论”。新加坡学者基肖尔·马赫布巴尼在2009年11月1曰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历史的终结》一书的基本假定是，西方仍将是民主和**的世界‘灯塔’。在l989年，如果有人胆敢预言，在15年内，最重要的**‘灯塔’将成为第一个重新使用酷刑的西方发达国家，那么所有的人都会大叫‘不可能’。然而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而中国模式的发展更有力地证伪了福山的这种“历史终结论”。因为根据这种理论，当时西方人较普遍地认为中国的经济不会真正繁荣起来，除非它采用西方式的民主。然而，中国模式却使中国走出了一条高速度的经济发展伴随着社会主义政治社会结构的平衡稳定的现代化道路。这就证伪了福山的把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奉为普遍主义发展路径的“历史终结论”。甚至连福山本人在2009年1月初接受日本《中央公论》的记者专访时，也不得不承认“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不是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的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世界需要在多元基础上实现新的融合”。
三、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的研讨重点逐渐转向政治层面问题
多年来，西方舆论对中国模式内涵和特征的评述，大都把它归结为经济自由加政治专制和压制，把研讨的重点放在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上面，而给中国的政治体制扣上“专制”、“独裁”、“威权”等帽子。例如，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在2007年底《美国人月刊》上就发表文章把中国模式分为两个组成部分：一是仿效自由经济政策的成功要素；二是“允许执政党保持对政府、法院、军队、国家安全机构以及信息自由流通的牢牢控制”，文章称之为“政治压制”。然而，在国外近期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的研讨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以政治层面为重点，深入探讨中国的政治体制的现象。
例如，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网站2009年7月31日发表西班牙驻华使馆前商务参赞恩·凡胡尔的文章说，中国的政治体制常被不加修饰地简单描述为**独裁。然而，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源自该国传统的强烈的民族特色。新中国的成立不是割断了与历史和中国传统的联系，而是以非常杰出的方式结合了这些因素。因此，中国**具有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特性，而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少数人为了多数人的福祉管理国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这就是中国**全体党员。中国**合法性的依托是道德威望，而不是某些事先制定的规则或选举等获得权力的手段。
四、关于中国模式能够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问题
在美国次贷危机于2008年引发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模式应对危机的方式能否奏效，在国际上曾经被打上过问号。例如，方展文在2009年4月号香港《镜报月刊》上发表的《举世关注中国模式》一文中，曾列举了若干这样的怀疑：里昂亚洲证券经济研究部主管斐思伟说，中国当前的数据还不足以保证复苏就在眼前的乐观情绪；德意志银行经济学家马佳说，中国将经历一个“双底复苏”，尽管中国经济在近期呈现了一些活力现象，但是当前的好转将会结束，将在2010年上半年时最后一次触底；高盛公司经济学家海伦·乔和宋雨表示，鉴于此次经济衰退来势迅猛、破坏力强，复苏之路可能会反复，因此坚持认为中国在2009年的GDP增长将低于6％……。
然而，过了一年多，国际舆论界对于中国模式应对危机能力的评价却呈现出另一番情景：2010年5月26日《今日美国报》网站发表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信奉自由市场的民主国家奋力挣扎，中国却取得罕见的“成功”》一文。这篇文章鲜明对比了在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在中国的不同情况。比如，在经过总统选举期间的经济和政治混乱之后，美国选民非常排斥政府和任何与它有关的人；英国选民把首相戈登·布朗从唐宁街扫地出门；《巴黎人报》民调显示，60％的受访者对萨科齐总统表示不信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只有32％的支持率，仅有17％的人认为政府能够解决德国的各种问题……。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30年来经济的两位数增长可以为政府从民众那里贏得很多好感。每年中国都会发生许多抗议事件，但它们很少是直接针对**的，很多抗议是请求**帮助解决地方部门的问题”。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模式能够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呢?2010年6月15日，海因茨·迪特里希在西班牙《起义报》上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的奇迹得益于中国**领导。他说：“中国之所以创造出天朝帝国的奇迹，就是由于中国**的统治及其干部培养制。党校以中国**的方针政策为依据，使他们对国家重大问题具有统一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英国《金融时报》前驻北京记者里查德·麦格雷戈则在其近作《中国共产主义统治者的秘密世界》一书中说：“在现代中国，共产主义体系主要依靠诱导而非镇压来运作，它旨在拉拢而非强迫。”“在每次灾难之后，中国**都站起来重振盔甲并加强它的势力，不知怎地它经受住了批评家的指责，从智力或行动上超越他们，或简单地宣布他们的行为为非法，从而让在无数危急关头预言其消亡的专家学者窘迫无措。”正因为这样，中国就拥有强大的控制风险的能力。2010年5月23日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发表胡里奥·里奥斯的《从中国的角度看危机》一文说，“面对全球危机，中国已经向世人展现了它强大的应对能力，显示这个亚洲巨人似乎生活在另一个星球，置身于西方富国遭受的全球危机严重影响之外。”“危机证明了中国具备足够的应对在不利的国际环境中进行发展模式转变的手段和能力。中国东南地区大批以出口加工为主的工厂原本会因为西方订单的持续下降而倒闭，但迄今这一现象并没有在这些地区转化为更大的震动。中小城市和乡村吸纳了因南方工厂倒闭而失业回乡的劳动力。而且随着有可能出现的人民币升值，在很快会到来的危机第二阶段中，农村地区就再次成为中国经济的缓冲垫。危机在证明了中国经济与外部环境息息相关的同时，也表明中国拥有强大的控制风险的能力，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坚实强大的国家实力，它把触角伸向了各个角落。这种国家的干预能力与西方的国家地位缺乏形成鲜明的对照，并让中国拥有了更强的经济预见能力。当然，中国也有自己的问题，中国也在利用危机改变着自己的发展模式。”
五、关于如何理解中国模式的国际意义问题
在中国模式的国际意义问题上，一方面是有许多发展中国家提出要以中国模式作为自己发展经济、脱贫致富的榜样，另一方面则是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一国的发展模式可供别国借鉴参考，但绝不能照抄照搬。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应该怎样理解中国模式的国际意义呢?对此，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作了探讨和阐述。他在2009年9月16日《光明日报》上刊登的《中国找到了一条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一文中说，中国的成功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让人们有信心去解决本国的问题。许多人说：“应该以中国为榜样!”“中国能办到的事，我们为什么办不到?”说中国经验具有国际意义，并不是要简单地重复中国的经验，而是为其他国家的人民提供思索的源泉。他指出，中国的实践证明，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解决了本国的问题，也为全世界树立了榜样。许多不赞成社会主义学说的西方学者也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给予充分的肯定。他们说：“中国取得了理论和实践的双突破，中国**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使无限美好的‘乌托邦’变成了现实的科学”，在这方面，中国**对新形势下的理论创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6_167:}贪污腐败，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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