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策：政策应由短期调控转向中长期管理
当前，在刺激政策的作用下，短期内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初步得到缓解，但从中长期看，扩大内需仍然是核心战略。而总供给由于受到多重冲击，正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矛盾。下一步要切实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妥善解决中长期内扩大内需和来自供给面的冲击问题，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
⊙徐策
短期需求不足问题得到缓解，但扩大内需仍是中长期核心问题
总需求不足既是一个短期问题，又是一个中长期的问题。短期需求不足是指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外需大幅下滑，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和居民消费需求萎缩。中长期总需求不足是指，一方面改革开放30余年的发展，生产力得到了较大程度上的解放和发展，供给能力有了巨大的提升，然而另一方面，由于收入分配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诸多因素影响，居民消费水平远远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水平。
从目前看，通过一揽子刺激计划的实施，我国国民经济继续呈现企稳向好的态势，其中在政策刺激下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均保持了较高的水平，与此同时，近月来，出口出现了连续超预期的增长。
总体而言，短期内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得到了初步缓解。然而从中长期而言，总需求不足应该说仍将长期存在。长期以来，消费率低、投资率高的经济发展格局给经济带来诸多影响，我们必须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着力扩大居民消费，使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协调拉动经济发展。因此，在中长期内扩大总需求仍然是核心战略之一。
总供给受到多重冲击，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矛盾。经济系统中供给面受到冲击的微观基础是，由于各种价格的上升，导致企业成本上升，缺乏增加供给的动力，导致总供给不足，最终将呈现出经济下滑并伴随着严重的通货膨胀。来自供给面的冲击，从根本上讲，是中国经济升级换代的过程，也是中国从下中等收入国家上升为中等收入国家这一发展过程中不能回避的重大难题。
许多国家之所以在经济起飞一段时间以后就难以持续升级，如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前的东南亚国家，就是没有妥善处理好这一问题，由此陷入了“中等收入水平陷阱”而不能自拔。所以，合理解决总供给的冲击是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战略课题。
1、劳动成本显著上升。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月报，今年1-5月劳动用工工资的平均上涨幅度为18%。需要说明的是，工资上升不是因为通胀带来工人加薪的要求所致，中国劳动力的谈判能力整体来说还比较低，因此，工资上涨并不是工人为应对通货膨胀而提出适应性的工资上升。导致劳动用工成本出现显著上升的原因：
第一，过去十几年来中国高达两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打工、由农业就业转变为非农业就业的进程开始出现了质的变化。中国社科院劳动与人口研究所经过反复调查发现，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状况已经和十多年前完全不同——剩余的劳动力已经基本上转移出去了。
第二，由于劳动力供给充裕，导致劳动力工资长期较低、多年不变，难以弥补在城镇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而农业优惠和补贴政策使得农民工“进城打工”的机会成本提高，如果在沿海打工的工资不够高，或许在家门口打工更加划得来。
第三，随着“二代”农民工的出现，其维权意识以及对工资要求不断提高，而且由于其生活条件不断改善，那些对身体有害环境下的工作，“二代”农民工可能不会选择。
第四，面对企业“订单”阶段性增加带来的不稳定就业机会，如果工资和福利没有显著的增加以补偿其风险溢价，农民工或许更希望在家务农来得稳定。诸多因素表明，劳动力供需结构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刘易斯转折点”正在逐步到来，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逐步弱化。
2、国际市场上原材料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不断上升。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不能完全归因于国际投机资本的炒作。以铁矿石为代表，铁矿石的价格在过去5年内不断上升，年平均复合涨幅在30%以上，其上涨与金融炒作无关。因为铁矿石的价格是供需双方，即矿山企业和钢铁生产企业直接谈判的结果，并没有金融资本炒作的空间和可能。
再以石油为例，过去5年石油年均消费量的增长率为每年1.7%，而产能的增长率仅为每年0.7%，这意味着富余产能在持续减少。而短期内，国际原油需求的价格弹性很低，也就是说，非常高的价格上涨才能带来需求量的一个很小的降低。与此同时，石油替代能源开发在技术上尚未成熟，所以，石油价格的高企很可能还将持续较长的时间，这直接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
3、地价和房价的过快上涨。近年来，我国土地价格和房地产价格出现过快上涨的态势。尽管今年4月份的新政发挥了对房地产价格遏制作用，但房地产市场的基本面仍然没有改变，房地产价格中长期内仍然看涨，只不过涨幅或许放缓。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实际上也是对经济供给面的冲击。
第一，对于企业而言，任何项目投资都需要门面、厂房、办公楼等基础设施，由于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使之大大提高了投资、尤其是中小企业投资的门槛；第二，由于房地产价格过快上升而带来的行业利润远远高于其他行业，导致很多企业放弃主营业务并转向投资房地产，长此以往，势必使得经济系统的供给面发生扭曲和结构失衡。
4、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压力。近年来，由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峻，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大幅提高。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不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和实际情况，过多地要求其承担在“减少排放”方面的责任，并且提出了“碳关税”等贸易保护的新形式。
今年“两会”再度提出，大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未来发展的主题，经济发展过程中来自环境的约束日益增强。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举措，但这种要求也必然在短期内带来企业运营成本的上升。
5、中国企业税负成本的上升。过去几年，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一直远远高于经济的整体增长速度。如今年上半年，GDP实际增长10.4%，而财政收入名义增长33%，即使扣除价格因素，两者的增长差距仍很大，这明确表明企业税负成本的上升。当宏观税负较高的条件下，投资环境将持续出现恶化，使投资者投资意愿不足，进而冲击供给面。
深化体制改革，由短期调控转向中长期管理
扩大中长期内需的办法主要是调整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促进民生建设。针对来自供给方面的冲击，政府要想方设法帮助企业对冲和缓解主要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帮助企业提高生产水平，扩大总供给水平。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不仅能保证企业的总产出不下降，而且总体价格水平也能得到有效控制。
1、围绕收入分配制度等改革，扩大中长期总需求。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改革，使土地所有者特别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者公正分享土地收益。推进就业和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包括住房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失业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城乡居民长期收入水平随着经济发展得到相应提高。适度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有利于提高消费率，降低储蓄率和投资率。改善投资和消费不合理的结构。
2、围绕打破垄断，切实鼓励民间资本扩大投资。切实贯彻《新非公36条》及其细则，允许更多企业的进入垄断行业，这也是有效增加供给的方法。具体而言，进一步拓展民间融资渠道，在间接融资方面，应鼓励发展面向中小企业融资的民间银行，同时鼓励大型商业银行增加对民营业务的服务。在直接融资方面，支持企业定期向社会募集股份和发行债券，支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规范民营企业税法，使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相同待遇。将一些贷款担保机构转为中小企业银行，以创业型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进而增加总供给。
3、围绕户籍管理，化解劳动用工成本上涨带来的成本推动型通胀。给地方政府松绑，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让地方政府探索适合本地区的、以打破城乡界限为目标的新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更加自由地进城工作，降低进城以后的生活成本，由此进一步提高农民务工的积极性，化解劳动用工成本上升的压力。
与此同时，侧重对农民工各种福利保障投入，向农民工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和工作福利，如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职业培训等，一方面降低人力资本收益中的风险溢价，提高农民工在城镇工作的综合回报率；另一方面，使农民工能够享受与市民相同的公共福利待遇。
4、适时推动大宗商品价格改革。原材料、能源和粮食等大宗商品的价格改革，如果能够在总体价格水平略有下降的有利时机逐步推出，将不仅能提高农民和企业的生产积极性，还可以同时增加农民收入、降低能耗，这是能提高效率和改善公平的改革。
5、鼓励绿色经济发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资源与环境价格上涨应该说既是长期以来我国粗放式发展的一个结果，同时也是大势所趋。资源环境价格的大幅上涨使我国城镇化过程与发达国家早期城镇化所处的条件有很大差异，因此，我们城镇化的路径和轨迹势必要有所不同。在技术上没有完全突破的条件下，我们再不能像发达国家以往那般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化路径，而必须采取一种新兴的工业化道路。
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绿色经济，节约能源和资源的利用，降低环境污染，减少排放，走一条投入少、效益高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绿色经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意味着生产方式的转换，生产能力的全面升级，同时新能源、新材料以及环保产业的发展作为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这两个渠道必将拓宽未来的就业空间，进而在资源环境“高成本”条件下实现新型工业化带动新一轮反融和长期可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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