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李满天下 北外日研中心主任徐一平教授专访
1956年出生，20世纪80年代初就到日本留学的徐一平教授算是我的老前辈了，但从外表来说，徐教授没有一点“老前辈”的感觉。来到日研中心的会议室坐下来，谈起当年的留学生活，谈起中日关系，徐教授总有说不完的话，并且深入浅出地谈到目前中日交流中面临的诸多问题。——您是什么时候去日本留学的？当时中日两国间的交流处于一种什么状态？
我是1983年—1989年到日本留学，应该算是比较早的。第一次去日本是1982年，当时我在北京语言学院（现在的北京语言大学）的大平班学习进修。一年学期当中有一个月的研修时间。82年初，我记得当时是放寒假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去日本。虽然我日语学得比较早，但是我在这之前还一次没有去过日本。在日本进行了一个月的短期研修。83年我又再一次来到日本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
自72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以后，虽然有互相派遣留学生这样的交流，但还是少数。我前几天刚去了日本的创价大学，现驻日大使程永华就毕业于这所学校。当时外交部想派6名留学生到日本深造，但日本的国立大学不接收中国的留学生。虽然已恢复邦交，但日本方面还是不承认中国的学历。结果还是池田大作比较有远见，他说既然国立大学不接收，那就由我们私立大学来接收。正是出于他的魄力和远见，才有了今天活跃在众多场合中的优秀外交官们的身影。据说程永华大使在上任后，还专门回到母校创价大学拜访。
后来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尤其是在中国恢复高考以后，中国有大批的正式学生赴日交换留学，但人数还相对较少。当时还交换过一批本科留学生，我去日本的时候，那些本科的学生已经快要毕业了，基本上与我上大学院是同期的。后来国家认为本科生的年龄过小，之后又将交换留学生提高到了硕士。我去日本留学的时候，中国教育部已经与日本的文部省建立了正式的奖学金留学生制度。当时是仅限于公派，所以我是以这种形式到日本留学的。84年的时候日本开放了自费留学生，但数量也是相当少。我留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
——初到日本，您有什么感受？
当时大平班整个团是120人，大平班的老师在出发前会为我们讲一些注意事项。除了一些基本事项以外，还要讲一些生活方面的注意事项。其中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老师甚至会在黑板上画图教我们如何在日本上厕所。因为当时中国的厕所还是非常简陋的，多以蹲便为主。而日本则大多都是坐便。我们当中有些老师是农村出身，从来没有用过坐便。因为上厕所的事情跟日本饭店的相关负责人还发生过许多不愉快，这对中国的形象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老师们为了方便讲解，还特意在黑板上画图。这件事令我印象深刻，现在回想起来这些都已经成为笑话了，主要是当时两国之间的经济生活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有没有发生过因两国文化、风俗的差异而让您感觉尴尬的事情呢？
与日本人交往的时候有些事情是需要注意的。刚与日本人接触的时候，给你的感觉是他们彬彬有礼、客气。当然现在也有些日本人对中国人，一开始就不客气的也大有人在。当时我们的人数也比较少，给日本人的印象就是我们是经过中国国内挑选的、刻苦学习的人。主动接触我们这些留学生的人，包括老师、同学、街坊邻居一些朋友都是对中国比较友善的。所以给你感觉就是非常热情、彬彬有礼。但接触时间长了，也会感觉日本人这种客套会让双方之间产生一道墙，（他们）总是把你作为一个外人来对待，很难将心比心地交流。令我记忆犹新的是，当时神户大学的国际交流科经常召集留学生开一些研讨会、交流会，也让日本市民一起参加。那时的日本正值提倡“国际化”的年代，希望通过各种活动来增强其国际影响力。我们当时设立的一个研讨会主题就是“请日本人不要把我们当外人”，意思就是说日本人在各个方面表现的很客气，但在留学生看来总有一种被当作外人来看待的感觉。所以想要与日本人成为真正交心的朋友，实际上还需要很多的磨合。
——您到日本后，对日本和日本人的看法与在日本之前相比发生了哪些转变呢？
应该说颠覆性的变化没有，只是对原来的了解、认识更加深刻了。原来只知道日本人不崇尚华丽的事物，而是更加喜好一些恬静、朴素、优雅的事物，但却不能体会到其中的韵味与奥妙。当我们来到京都这样典型的传统文化城市，导游会热情地带你游览清水寺等各种寺庙。这些木制建筑大多使用的是原木，没有故宫的华丽雄伟、富丽堂皇。除了樱花盛开的季节以外，平常放眼望去都是郁郁葱葱的树林。虽然寺庙外形没有太多差别，但深入了解后就会发现每座寺庙都有其独特的历史与文化。中国人喜欢讲究大气、宏伟壮观，而日本人则崇尚小巧精致。而且日本人非常敬业，即使再小的工作也会全心全意地、负责任地去完成。可能就是这种精神使得日本在七八十年代创下了辉煌的成绩。
——回国后，您一直从事着日语教师的工作吗？
我的专业就是日语语言学，所以回国之后就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担任日语教师。1985年，在中日双方的合作下，成立了现在的日本学研究中心。我从94年开始在日本学研究中心任教。在日本学研究中心攻读硕士的学生在在学期间都有半年的赴日研修机会，博士的研修期则为一年。专业分为语言、文学、社会文化、经济等。从这些角度来研究日本，所以学生必须要有一个亲身了解日本的过程。赴日留学的经历对他们完成硕士课程及论文、博士课程及论文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之后您又出差去过日本吗？感觉中国和日本社会有什么变化？
由于从事日语教育工作，所以经常会到日本参加一些学术研讨会。89年回国时，给我的感觉是中国变化不大，近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不得不令人感叹。现在这一代的年轻人，即便是第一次去日本，我想也不会有我们当时的那种惊讶、新奇之感了。尤其是生活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孩子们，看惯了各种现代化事物，所以也就不足为奇了。记得有一次，一个日研中心的留学生在日本街头看到资生堂的化妆品，连连感叹日本的化妆品好便宜。这和二三十年前我们去日本的时候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当时去日本看到什么东西都觉得很贵，可见这几年中国人的经济状况变化有多大。现在我们的一些老师、同学去日本的目的之一就是购物。日本的许多衣服、生活用品、电子产品等商品卖得比中国便宜很多。
——您如何看待当年的留学经历？
留学经历对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本身我就是日语专业出身，又是一名日语教师，除了单纯地教授学生们一门语言，还要对日本这个国家的文化历史背景有一定的了解。如果你不了解这个国家，那么你所讲授课程的可信度就不高，也就不会得到学生的认可。所以这次留学在我一生工作当中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经历。
——您如何看待中日之间的差异与相同之处？
回顾中日两国多年交往的历史，我认为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两国实力是如此接近的这样一个时代。日本人常谦虚的说，日本从古代开始就积极吸取中国的优秀文化。但日本人非常聪明，他们在向中国学习后，自己进行积累和消化。江户时代以后，日本的发展非常迅速。通过看到中国大陆饱受列强欺凌，他们就在明治维新时积极转向西方国家学习，于是就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在亚洲开始称霸进而反过来侵略中国。后来日本在二战中落败，但在日本人的心里，他并不认为自己是被中国打败的，而是败在了美国的脚下。在中日邦交恢复正常化的七十年代，中日之间曾经有一段“蜜月期”，日本也非常慷慨地为中国提供日元贷款，体现出大国风范。但他没想到中国在短短二三十年间就即将赶超日本。日本亚洲第一的地位也摇摇欲坠。而中国也是一样的，自古以来就把日本看成是“小日本”，当时清朝的海军力量是远远大于日本的，在这种情况下败给日本，除了清政府的腐败以外，轻敌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中日恢复邦交后，经济落后的中国主张向日本学习，但随着近几年中国的迅猛发展，中国人认为中国强大了，所以从心理上也存在看不起日本的情绪。我认为这两种心理都不利于中日两国今后的发展。从整体来看，中国与日本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总理曾说过：“多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得很大；多么大的经济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得很小。”中国确实应该认清其中的关系，与日本进行合作。反过来日本则不需要担心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应该学会心平气和地去看待对方的发展。以“等身大”的视角看待问题。
再一点就是，中日两国政府总是在大力倡导两国在政治与经济方面的交流。但我认为文化方面的交流也是必不可少的。政治与经济就好比是两个车轮，如果在加上文化这个车轮，势必会跑得更快更稳。文化的相互理解、相互渗透、相互合作定会在中日两国交流间起到润滑剂的作用。
第三点我想讲的就是媒体的作用。我希望两国的媒体能够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尽量从多方位多角度，为民众展现一个全面的中国、一个全面的日本。
徐教授一直工作在中日交流的第一线。当我问起对于准备或者即将赴日留学的学生们有些什么建议时，徐教授表示：要以一种平常的心态去留学。在当今国际化、经济全球化下，无论你选择出国留学也好，还是在国内读书也好，无非都是众多选择当中的一个。虽然两者各有利弊，但最终是你在权衡以后做出的留学决定。不能想当然地以为留学就意味着成功，如果抱着这种心态去留学，你会有很多失望。所以在留学期间也要不断努力，踏实肯干，一步一个脚印。既然选择去日本留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完成学业是第一目的，但除此之外应该充分利用留学机会，好好了解日本。通过亲身与日本人接触来加深对日本这个国家的认识。同时这也是一个重新审视自己国家的好机会。只有做到这些，才能使自己的留学生活变得更加有意义。
(本文来源：人民网 ) http://img1.cache.netease.com/cnews/img07/end_i.gif {:6_167:}徐一平教授-----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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