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康桥日记》今犹在？
徐志摩在英国剑桥留学期间所记《康桥日记》的下落已经明晰。我近读胡适日记，便知道了这争来要去的三册日记的下落。胡适日记曰：“读志摩(1921年)的《康桥日记》有一段云(其为英文现译如下)：
七十多年前，麦考利在他的日记里评论道：
现在，研究把意义弄得清楚明白的这种重要的艺术是如此之少！除了我本人，别的有名的作家很少思考这一点，许多人似乎把问题弄得越来越难理解。就某一方面而言，他们的确是对的；因为大多数读者非常信任那些晦涩难解的作家，而把那些表达清楚明了的作家看作是肤浅的。但是请大胆些吧！想想2850年吧，到那时，爱默生的著作不知道会在哪里？但是，人们仍然喜欢阅读希罗多德的著作。我们也必须尽最大努力做到这一点。
这一条我最同意。可惜志摩不能回来和我重提这个我们不常常同意的问题了！
……为了志摩的半册日记，北京闹的满城风雨，闹的我在南方也不能安宁。今天日记到了我的手中，我匆匆读了，才知道此中果有文章。
我查此半册后幅仍有截去的四页。我真有点生气了，勉强忍下去，写信去讨这些脱页，不知有效否。后面是今早还日记的原书。这位小姐到今天还不认错！”
这是胡适先生1932年元月22日的日记。日记下是凌叔华还日记时留给胡适的一封信，全信如下：适之：外本璧还，包纸及绳仍旧样，望查收。此事以后希望能如一朵乌云飞过清溪，彼此不留影子才好，否则怎样对得住那个爱和谐的长眠人！
你说我记忆不好，我也承认，不过不是这一次。这一次明确是一个像平常毫不用准备的人，说出话(即偶然说一二句前后不相呼应的话，也为见好于人而已)，行出事，也如平常一样，却不知旁人是有立意的观摩指摘(责)。这备与未备分别大得很呢。算了，只当我今年流年不利了吧。我永远未想到北京风是这样刺脸，土是这样迷眼，你不留神，就许害一场病。这样也好，省得总依恋北京，即问你们大家好。
即日。这封信是凌叔华接到胡适1931年12月28日写给她的信后写给胡适的。胡适在致凌叔华的信中说：“昨始知你送徽音处的志摩日记只有半册，我想你一定是把那一册半留下作传记或小说材料了。但我细想，这个办法不很好。其中流弊正多。第一，材料分散，不便研究。第二，一人所藏成为私有秘密。第三，朋友之中会因此发生意见，实为最大不幸，决非死友所乐意。第四，你藏有此两册日记，一般朋友都知道。我是知道的，公超与孟和夫妇皆知道，徽音是你亲自告诉她的。所以我上星期编的遗著略目，就注明你处存两册日记。昨天有人问我，我就说，‘叔华送来了一大包，大概小曼和志摩的日记都在那里，我还没有打开看。’所以我今天写这封信给你，请你把那两册日记交给我，我把这几册英文日记全付打字人打成三个副本，将来我可以把一份全的留给你做传记材料。如此则一切遗留材料都有副本，不怕散失，不怕藏秘，做传记的人就容易了。
请你给我一个回信。倘能把日记交来人带回，那就更好了。我知道你能谅解我的直言的用意，所以不会怪我。祝你好。
廿。十二。廿八”
而就在胡适给她写信前，林徽音曾与凌叔华约定派人取徐志摩存放凌处的“康桥日记”，1931年12月9日11点30分，林徽音亲往叔华处，凌叔华不在家，只留下一封信：“昨归遍找志摩日记不得，后捡自己当年日记，乃知志摩交我乃三本：两小，一大，小者即在君处箱内，阅完放入的。大的一本(满写的)未阅完，想来在字画箱内(因友人物多，加意保全)，因三四年中四方奔走，家中书物皆堆叠成山，甚少机缘重为整理，日间得闲当细捡一下，必可找出来阅。此两日内，人事烦扰，大约须此星期底才有空翻寻也。”凌叔华于1931年12月14日就把徐志摩“康桥日记”的半本共一百二十八页送到了林宅。可林徽音想要的是全部，于是就在1932年元旦致信胡适，很痛苦地说：“志摩刚刚离开我们，遗集事尚觉毫无头绪，为他的文件就有了些纠纷真是不幸到万分，令人想着难过之极。
我觉得甚对不起您为我受了许多麻烦，还累了许多朋友也受了些许牵扰更是不应该。”
在胡适、林徽音的追要下，凌叔华从家中找到了徐志摩另一册半“康桥日记”，但这一册半中却有四页被裁去。林徽音得到后又于1932年正月初一(春节)这天致信胡适责怪凌叔华：“现在无论日记是谁裁去的，当中一段缺了的事实，她没有坦白的说明以前，对那几句瞎话没有相当解释以前她永有嫌疑的。”由此可见，徐志摩的“康桥日记”除裁去的四页，其余全部落到林徽音手中，这已是不争的史实。
凌叔华在1982年10月15日和1983年5月7日致徐志摩表妹夫陈从周的两封信中也回忆了她将徐志摩的“八宝箱”交给胡适的这一事实。前信说：“不意在他飞行丧生的后几日，在胡适家有一些他的朋友，闹着要求把他的箱子取出来公开，我说可以交给小曼保管，但胡帮着林徽音一群人要求我交出来(大约是林和他的友人怕志摩恋爱日记公开了，对她不便，故格外逼胡适向我要求交出来)，我说我应交小曼，但胡适说不必。他们人多势众，我没法拒绝，只好原封交与胡适。”后信曰：“至于志摩坠机后，由适之出面要我把志摩箱子交出，他说要为志摩整理出书纪念。我因想到箱内有小曼私人日记二本，也有志摩英文日记二三本，他既然说过不要随便给人看，他信托我，所以交我代存，并且重托过我为他写‘传记’，为了这些原因。(里面当然也有褒贬徽音的日记)我回信给胡适，说我只能把八宝箱交给他，要求他送给陆小曼。以后他真的拿起了……但胡不听我说，竟未交去全部。小曼只收回她的二部日记。”凌叔华已将“八宝箱”交给了胡适，胡适则把它转给了林徽音。林徽音拿到日记稍后在给胡适的信中说：“身体情形如此，心绪更不见佳，事情应着手的也复不少，甚想在最近期间能够一晤谈，将志摩几本日记事总括筹个办法。”又言：“据我意见看来，此几本日记，英文原文并不算好，年轻得利害，将来与他‘整传’大多补助处固甚多，单印出来在英文文学上价值并不太多(至少在我看到那两本中文字比他后来的作品书札差得很远)，并且关系人个个都活着，也极不方便，一时只是收储保存问题。”由此看来，此时，林徽音已下决心要将徐志摩的“康桥日记”“收储保存”起来。
卞之琳先生1982年6月24日发文曰：“他(徐志摩)的一位五十年代初期在国内病逝的朋友处所存而过去不肯拿出来的一些日记或一些文字，年来据我确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终于消失了(倒不是直接出于‘打、砸、抢’)。”而这位朋友就是林徽音，“日记”当然指“康桥日记”，“文字”则指徐志摩在英国剑桥时给林徽音的信件。林徽音1932年元旦给胡适信中说：“旧信全在天津，百分之九十为英文，怕一时拿不出来，拿出来也不能印。”这内里的蹊跷当涉及到个人隐私，否则为何“拿出来也不能印？”而这一批日记、信件的下落若是消失在“文革”期间，清华大学的林洙应知消失的原因，因为，林徽音病故后，林洙一直陪伴着梁思成。胡适1931年12月28日给凌叔华的信中虽然说，要“把这几册英文日记全付打字人打成三个副本，将来我可以把一份全的留给你做传记材料。”但由于胡适忙于其他事务，后又到武汉与蒋介石会晤，他此刻已无法顾及徐志摩英文日记打印等事宜。根据林徽音给胡适的信可知，徐志摩所有英文日记(除凌叔华转交胡适时裁去的四页)已全部移交给林徽音处理，林徽音并未打印成副本，胡适档案中已没有这些资料。“康桥日记”何时能浮出水面呢？
来源：中国新闻网 {:6_167:}徐志摩--------康桥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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