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亚平：寻求稳定通胀与经济增长之间平衡
通胀预期是公众对未来通货膨胀变动方向和幅度的事前估计和判断，公众通胀预期的稳定对于通胀水平进而经济运行有着重要意义。如果人们普遍存在通胀预期，消费者就愿意用较高的价格购买产品和服务，因为他们担心价格还会继续上涨；劳动者则要求给他们增加工资，因为通货膨胀会导致他们实际收入的减少；厂商也会以较高的价格出售产品，因为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都已经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实际产出没有发生变化，但实际物价水平会上升。如果实际物价水平由于通胀预期而上升，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增强人们的通胀预期，由此就会形成一个正反馈循环，导致通胀预期自我强化。因此，一旦公众通胀预期上升并采取相应行动后，中央银行将处于两难的境地：如果采取紧缩性政策则有可能导致经济衰退；反之若采取“包容性”货币政策，实际通胀率就会上升。由于偏好于经济增长目标，中央银行的最优选择将可能是“包容”公众的通胀预期。此时，公众通胀预期的产生和发展便有着自我实现的机制，经济就可能因此跌入“预期陷阱”(Expectation Trap)。这时，即使没有来自基本面的冲击，也可能会发生通货膨胀和产出水平的持续性波动。对于通胀水平的决定和变动，概括地说，一方面取决于经济运行的态势和变化，另一方面则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密切相关。由于各国普遍将稳定通胀水平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因此通胀趋势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货币政策目标及调控政策的预期，是公众在作出通胀预期时所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甚至是主要因素。正因为如此，自上个世纪90年代，很多国家相继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质就是一国中央银行针对通货膨胀目标所作出的公开事先承诺，公众会根据这种事先承诺和信号来调整他们的通胀预期和决策行为；这样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稳定公众的通胀预期，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当通胀预期能够较好锚定时，任何对通货膨胀的意外冲击对通胀预期和通胀趋势都将只有较小的影响，形不成对实际通胀水平的持久影响。例如，能源价格的上涨影响短期通胀，因为能源产品是消费品之一，同时能源成本在一些产品和服务中占比不小。但是，一次性的能源价格变化只有在它导致了更高的通胀预期，并随之出现“工资价格螺旋上升”时才会变成持续的通胀；当通胀预期稳固锚定时，一次性的能源价格上涨就不会导致通胀水平的持久上升，或者说对“核心”通胀水平只产生较小的影响。因此，明确、可信的通胀目标对于增强货币政策的可信度，稳定和引导公众的通胀预期，进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胀目标的确定和通胀预期
通胀目标的具体确定在不同的国家因宏观经济环境的差异而不尽相同。从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来看，为了给通胀预期提供清晰的指南，大部分中央银行不仅确定了点目标，而且还确定了一个目标区间。一般说来，1%～3%的通胀率是各国普遍接受的、与物价稳定的长期目标相一致的水平。实践证明，以2%左右作为通胀率中间目标的政策不仅适合于反通胀，同样也适合于反通缩，这一政策在稳定物价、为经济增长提供良好环境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果这一目标(区间)具有较强的可信度，不但通胀和通胀预期能够被有效地限制在目标范围内，而且在短期内由突发事件引起的物价波动的影响也将被大大缓和，进而避免“棘轮效应”的产生。
从近几十年的实践来看，各国都普遍以稳定币值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那么如何从货币政策的角度解释一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时常出现的较高通胀率及通胀预期呢？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指出，由于未来经济运行存在着不确定性，经济增长会低于或高于正常水平，比较而言，中央银行会更加不愿意看到经济增长低于正常水平，这使得中央银行在实际货币政策执行中，宽松的可能性要大于偏紧的可能性；而作为理性的经济主体自然会认识到这一点，进而就会形成相应的通胀预期。对于中央银行来说，产出水平负向偏离所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将远比经济扩张所造成的压力大。尤其是在一些国家，中央银行承担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任，此时中央银行会努力避免经济衰退，相比于经济扩张，态度要谨慎得多。因此，作为“衰退厌恶”(Recession Aversion)的中央银行，在面对负向冲击时，政策调控力度往往会超出正常水平，从而容易造成系统性的通货膨胀。
就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经过上个世纪几次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后，政府也充分认识到高通胀对于社会经济的巨大危害。有鉴于此，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为稳定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从字面上来理解，稳定币值似乎应放在首位；但在实践当中，几乎人人都能感觉出来，政府赋予经济增长的权重还是很大的。如年末的时候会公布下一年度实际GDP的增长目标，且完成GDP增长目标成为各级政府的首要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使我国事实上成为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目标制。由于政府可能更期待经济增长而愿意承担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经济成本，公众的通胀预期也就容易相应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我国的通胀压力一旦显现，一般都具有较长的持续性。虽然法律上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为稳定币值，但对稳定币值并没有非常明确的具有一定约束力的数量目标。中央银行一般都是根据各年度通货膨胀的实际情况相机抉择下一年度的通货膨胀目标，而不是通过明确的通胀数量目标来稳定和引导公众的通胀预期。且公布的通胀目标在实践中也没有太大的约束力，难以对公众的通胀预期起到较好的稳定和引导作用。
通胀稳定与经济发展
现代经济学已广泛达成共识，维持一个低而稳定的通胀水平有利于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但同时，任何国家的中央银行都不可能在追求价格稳定的目标时置经济发展于不顾，即使是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它同样也会注重通过货币政策来支持经济增长。因此，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是否兼顾经济发展，而在于两者之间的平衡问题。在实践中，通胀稳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更多是由中央银行根据具体经济形势灵活把握。这样，在实践中就有可能出现两种不利情况：一是由于中央银行更加重视通胀水平的稳定而影响了产出稳定；二是由于更加偏好产出目标而影响了通货稳定。对于中国来说，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经济增长和就业是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因此在实践中更容易出现第二种情况。
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态势复杂多变，经济发展面临较多的不确定性，货币政策易宽松而对收紧则会保持充分的谨慎。这样在实际的货币政策操作中，就不可避免会存在一定的通胀偏好，即指望通过对通胀容忍度的提高来促进经济增长。如近年来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应该容忍4%、5%甚至7%的通胀率，通胀水平高一点对经济发展不但无害而且有益。这种通胀偏好如果转化为公众的通胀预期，无疑就会加大未来通货膨胀的潜在风险。
那么，提高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是否就能支持经济增长呢？其实经济理论和实践早已清晰阐明了这个问题。按照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的产出水平之前，扩张性货币政策不会导致价格水平的相应上涨。因此，合理的通货膨胀数量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指示器的作用，即当通胀率超出一定水平，经济就可能面临过热的危险；此时若不采取措施，反而可能会损害经济增长。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长期“相机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导致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滞胀”的局面，货币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根据适应性预期的假说，认为人们会根据实际的通胀率不断纠正自己的预期误差，以形成新的通胀预期。弗里德曼认为，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经常存在暂时性的交替关系，但这种交替关系不会持久。这种暂时性的交替关系之所以存在，并不是由于通胀本身，而是由于没有预料到的通货膨胀。这样，如果要促进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就必须不断提高通胀率，即要使那种未被预期到的通胀率经常存在。因此，弗里德曼认为，如果要依靠通货膨胀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其结果必然会使实际通胀率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不断提高，即出现所谓“加速度式”的通货膨胀。但从长期来看，人们总是会对通胀预期作出适当的调整，政府若是利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来降低失业率，其长期的效应只会使通胀率节节上升，而不能使失业率降到自然失业率以下。上个世纪7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则进一步指出，公众是理性的，他们总是尽可能最有效地利用相关信息，对经济的未来变化作出合理的预期；经济主体会注意到政策的变化，据此改变他们的决策。如果政府指望通过高通胀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那么公众的预期通胀率会立即相应提高，其结果只能导致更高的通胀和通胀预期，而与经济增长无益。
事实上，我国的实践也已证明了以上命题。1988年的高通货膨胀，导致国民经济的硬着陆；1994年严重通货膨胀所引致的宏观调控，加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我国经济长期处于通货紧缩的阴影之中，直到2003年经济运行才逐步恢复至正常水平。当前，国内CPI已明显地超过了3%的心理警戒线，加上美国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国际热钱流入等因素影响，公众普遍存在着较高的通胀预期。在这种形势之下，如果真如一些经济学家所建议的那样，政府公开宣称提高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那么通胀预期和实际通胀水平就会迅速攀高，并陷我国经济于“滞涨”的尴尬境地。其结果不仅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反而还会产生多方面的严重危害。
首先，它将使我国宏观调控处于更加艰难的局面。因为通胀水平越高、通胀预期越强，所实行的反通胀政策的代价就会越大，经济硬着陆的风险也就越高。其次，会严重影响货币政策的可信度与权威性，影响货币政策的预期管理效应。如果3%的心理警戒线可以随意突破，形同虚设，那么4%、5%、7%的通胀目标也同样不可信，不具约束力。这样公众就难以形成稳定的通胀预期，所谓货币政策的预期管理也就很难付诸实施。最后，提高通胀容忍度，会进一步加大资产价格的泡沫。在当前的中国，在实际利率为负的情况下，最好的保值资产就是房地产。如果公众的通胀预期进一步强化并长期化，涌入房地产市场的资金就会不断增加，难以调控，这种趋势如果持续下去，将会严重危及经济的稳定运行。■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金融系；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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