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宗汉与民国第一所贫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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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儿教养院的出现，让许多儿童免于流离失所。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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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徐宗汉（中坐者）任广东北伐炸弹队队长时，与队员合影于南京留守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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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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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白下路的贫儿教养院旧址，这里还存有贫儿教养院记事小石碑一块。胡剑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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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中山大学内的黄兴铜像。黄兴，湖南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与孙中山常被时人以“孙黄”并称。
CFP 供图
赵子云
据南京日报报道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人们会不断地提到孙中山和黄兴，而黄兴夫人徐宗汉也是位德高望重的辛亥元老，她不仅致力于反清革命，还十分热心慈善事业，建于南京的民国第一所贫儿教养院就是她力倡创办的。
冒名妻子到革命伴侣
徐宗汉（1876—1944）原名佩萱，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人。她出生于一个茶商家庭，少时随父在上海读书，18岁时，由父母做主，嫁给两广总督署洋务委员李庆春之子李晋一为妻，数年后李病故，遗有一子一女。
1907年，徐宗汉应执教于南洋槟榔屿的二姊函邀，赴槟榔屿。她为人豪爽，有强烈正义感，在那里她参加了反清革命组织同盟会，从此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
在当地她积极协助同盟会当地负责人吴世荣等发展党务，返回国内后，又与高剑父等人组织成立了广州同盟会机关，秘密从事革命活动。1910年2月和4月，她两次参加了广州起义，第二次起义（黄花岗之役）失败后，徐宗汉冒死护送负伤的总指挥黄兴至香港，住进了雅丽医院治疗。照例动手术前，必须得有亲属签名负责，徐宗汉就冒充黄兴之妻签了名。在黄兴疗伤期间，徐宗汉对他关怀备至，等到黄兴伤愈出院后，他们便结成为革命伴侣。后徐宗汉又参加了武昌起义。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在徐宗汉努力下，南京贫儿教养院诞生，从此，徐宗汉把贫儿教养当作毕生的一项重要事业。
为收养难童黄兴带头捐款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当时南京城内外许多儿童无家可归，而广东北伐军姚雨平部在转战皖北苏北后，收留的200多名孤儿，也带回了南京。
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黄兴的夫人徐宗汉见此情景，心急如焚，向临时政府进言，认为这些难童都是国民后裔，其中还有不少是烈士遗孤，应当尽快建立一所机构，将这些难童收养起来。
为此，她周旋于社会各界，呼吁海内外同胞、侨胞，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经她努力奔走呼号，黄兴带头捐出巨款，海内外许多仁慈之士纷纷鼎力资助。由此，“开国纪念第一贫儿教养院”得以创办，孙中山还亲笔题写了院名。
贫儿教养院以当时升平桥原上元县衙房屋为院址（今白下路101号大院内），其章程明确写道：抚育孤儿，使他们就学就业，报效社会。
贫儿教养院创建之初，收容了700多名难童（有说1000名），具体事务由徐宗汉、周其永二位女士负责，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副官处协办，收养的难童一般在10岁左右，最大的也不过十四五岁，院内开设了小学、初中和高中班，设文理课程，兼授专业技能知识。
初创时，孙中山先生一次拨给开办费8000元，并规定今后由江苏省长公署每月拨发2000元；另向南京、上海两地教会与慈善单位募捐。由于南京上新河木材商捐出一大批木材，江苏省长公署又拨给大城砖1万多块，院方得以在后院复建了一幢四层大楼（抗战时毁于兵火），一、二层为女生教室，三层为女生宿舍，四层为阁楼。男生教室与宿舍则在前院平房内，董事室、院长室、教师预备室、教职员宿舍、食堂、医务室、浴室、电机室等，均在原县衙内的旧屋里。
主张学艺与读书并重
徐宗汉强调，贫儿教养院学生要学艺与读书并重，要自食其力，宗旨是：“幼而学之，壮而行之，无不读书的艺徒；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无不做工的学生。”这一宗旨，继承了“五四”时期“工读主义”传统，顺应了当时黄炎培、陶行知等倡导的职业技术教育和生活教育潮流，同时也部分地解决了贫儿教养院经费。
贫儿教养院在教育方面，实施七年义务教育，即初小4年，高小3年。同时实施初级职业教育，如缝纫、刺绣、烹调、制毯、乐队、木工、商业、会计等，院生读完七年制的教育，具有一定的就业技能后，或留用于院部附属相关部门，或被推荐到社会各单位，使其能自食其力，安家立业。学业特优者，则保送升入师范、职校等处就学深造。年满18岁者，可由亲属领回自由择配。无处可归者，则由院方负责指导自由择配。
为了促使贫儿教养院进一步发展，徐宗汉于1932年通过黄兴的学生、当时任安徽宣城县县长周君南的斡旋协助，在安徽宣城北乡茆市办起了一个大农场，专供贫儿院孩子们从事农林牧副渔专业的实习。
贫儿院内还设有地毯厂、花边厂、纽扣厂、军乐队等，这些也都是安排孩子们学习、实践的课堂，其营业利润收入，除付给从事劳动的孩子们作为酬劳外，其余全部充实院务经费。有了工场、农场的依托，贫儿教养院越办越好。
贫儿院还是一所进步学校。1931年2月至10月，时任中共南京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李耘生化名李涤尘，进入贫儿院任历史教员，并在院内创建了中共党支部，恢复和发展了大革命失败后受到破坏的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
1937年，抗战爆发，贫儿教养院先迁往安徽宣城，后来又移至重庆，院部工作停顿，师生各自分散。这个机构从此解体。
把贫儿教养
当作毕生事业
南京贫儿教养院收养的大部分是失去亲人的难童，但他们在教养院里却过着胜似亲人照顾的生活，一日三餐有饭有菜，身上穿着教养院为他们添置的衣服，到了严冬也能及时穿上保暖的棉衣。他们不但在生活上得到照料，还能学习文化、技艺，而这些都离不开徐宗汉精心安排和亲自过问。晚间，难童们入睡后，徐宗汉还常常如慈母般来回细心巡视。
1913年7月，“二次革命”失败后，徐宗汉被迫放弃了贫儿教养院工作，随黄兴离开南京，亡命日本、美国，继续从事反袁革命。1916年黄兴病逝后，徐宗汉虽然牵挂着南京的贫儿教养院和那里的孩子，但由于当时南京处于北洋军阀势力的统治下，她无法亲自回来主持大局。1927年，北伐军攻占南京后，徐宗汉很快从上海赶往南京，在黄兴旧部陈方度、蔡乾九等人协助下，再度接办了她于1912年创建的贫儿教养院，竭尽全力，为数百贫苦儿童的温饱和教育问题而操劳。
黄兴的旧部，当时的司法院副院长覃振也十分关心贫儿教养院，曾建议将该院改名“强儿院”，一以纪念黄兴，一以激励各贫儿自强。但是，徐宗汉鉴于黄兴“笃实”、“无我”的性格，同时也担心蒋介石政权对辛亥革命元老的忌讳，没有采纳这一意见。
为了筹措贫儿教养院的经费，徐宗汉不顾自己体弱多病，远涉重洋，赴美国向华侨募捐。“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她把为贫儿募捐扩大到为东北义勇军募捐，先后去墨西哥、巴西、古巴、秘鲁等国向各地华侨募捐。南京沦陷前夕，徐宗汉带领一部分贫儿流亡安徽、重庆等地。1938年初，徐宗汉不顾自己年事已高，还患有严重心脏病，亲自带领部分贫儿赶到暹罗（今泰国），一面为贫儿募捐，一面宣传抗日救国，呼吁侨胞支持抗战事业。后来她又在云南大理鸡山创设贫儿院，但因经费困难，不久即停办了。
1944年3月8日，在做好了贫儿院各项工作的安排之后，68岁的徐宗汉病逝于重庆。 {:6_167:}为了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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