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元帅：被埋没的军事天才！
动员民众 创造“人山”
所谓军事谋略，是指在军事斗争中，为达成一定目的而构想并运用的计谋与策略。徐向前在各个革命时期运筹军事、思谋定策时，都首先着眼政治，认为军事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军事一刻也离不开政治。正是从政治角度考虑军事斗争，他在军事实践中自觉地运用了“动员民众，创造‘人山’”的制胜谋略。
十年内战，“徐向前从戎十余载，多在山区转战，莲花山、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太行山，差不多都踏遍了”。因此，他对山地的作战指挥可以说已经纯熟自如。可1938年春天，他遇到了一个新问题：作为副师长，他奉命率领八路军一二九师一部，到冀南平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冀南平原，除了孤独的尧山之外，平沙无垠，林木稀疏，既无险可守，又无地形依托。当时有人断言：从战术上的眼光看来，在平原地开展游击战争，游击队无山地依托与隐蔽，游击队员的两条腿又哪能跑得过敌人的骑兵或坦克呢？因此，平原地区是不可能开展游击战争的。
徐向前却不信这个邪。5月21日，他在中共中央长江局机关刊物《群众》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的文章，他明确提出了在平原建造“人山”的思想，深刻阐述了人民战争的伟力。
徐向前认为，游击队活动的依托，一面是地形上的便利条件，如山地森林等等；另一面是与广大人民的结合。游击队要自己能巩固和发展，并进行机敏的灵活的动作，其主要条件是取得广大人民的拥护与帮助。
据此，他提出了著名的创建“人山”的思想：
河北是人口较稠密的区域，假如我们能在河北平原地上，把广大的人民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人民的力量是最伟大的力量，也只有这伟大无比的活动的人的力量，是日寇无法战胜的力量。
如何能把散处的人民造成团结的“人山”呢？徐向前给出了科学的答案：
那就必须在人民中进行广泛的深入的教育说服和宣传组织等艰苦工作，提高人民的民族意识与政治觉悟，使人民本身的利益，与抗日的利益联系起来，使每个人民认识到要想自己不受日本的蹂躏，那就只有为中华民族的自卫战争而牺牲一切，为民族的生存而奋斗到底，这是每个人民的天职，是每个人民应担负起的责任。凡是苟安贪生，把个人利益看得比国家民族利益高的观念，是极端有害的，殊不知，“皮之不存，毛将安附？”整个民族亡了，个人还有什么？
最后，他得出结论：
真正站在保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上，才能造成“人山”，这是政治上最主要的工作。
为了实现上述战略思想，徐向前提出了一整套具体的战术要求和详尽的组织计划，其要点是：一、利用村庄，只能作为袭击的掩护，不能作为固守的据点。二、组织骑兵支队，但不应过大，过大即有笨重之累。三、一般游击队的组织也不应过大，但在许多游击队中必须要有基干游击队，其周围组成若干小游击队，配合基干部队作战。四、游击队的主力应位于可以四面周转的地区，其根据地或休整场所应多取几个。五、组成小的脚踏车游击小组，向远距离的行程上活动。
在徐向前创造平原“人山”思想的指导下，河北各地游击战争的火焰很快熊熊燃烧起来了。
胸中有数 不变应变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能够不为纷繁复杂的表象所迷惑，准确把握敌情、我情，做到“胸中有数，以不变应（万）变”，这是一个指挥员成熟的标志。在这方面，徐向前堪称一代大家。
1930年7月下旬，时任鄂豫皖苏区红一军副军长兼红一师师长的徐向前，率红一师两个团及师直特务大队出击平汉路。当部队活动到青山口一带时，得悉敌钱大钧部一个团驻守在距该地20公里的花园镇。该团刚从武汉开来，没有和红军作战的经验，非常惧怕红军袭击，白天挖壕，夜晚坐更。徐向前分析认为，对手虽然装备较好，但属于训练部队，战斗力较弱，红一师指战员则斗志昂扬、求战心切，决定出敌不意，夜袭花园。
28日晚，部队从青山口出发了。由于各级干部缺乏组织大部队夜行军的经验，致使部队进到花园车站东南7。5公里处时，天已经破晓了！徐向前心里琢磨开了：失去了夜袭时机，还打不打呢？打吧，违反红军尽量夜袭的传统，不一定有把握占到便宜；不打吧，又觉得失去了一次大好的歼敌机会。
就在这时，地方党组织来人报告说，昨夜镇内敌仓库着火，敌人为灭火折腾了大半夜，官兵刚刚安顿下来，没有特别的戒备。得知这个情况，徐向前当机立断：按原定部署--打！于是，部队轻装疾进，由师特务队化装成赶集的群众，首先清除了敌人外围的岗哨，随后部队主力分路跟进。
29日早上5时，太阳刚刚露头，敌人正在洗漱，红军主力突然从四面八方冲进花园街。战斗不到3小时，全部敌人被歼。这一仗全歼敌1个团1400余人，缴获重机枪8挺、迫击炮5门、枪800余支和大量物资、弹药。战后，徐向前组建了一个机炮混成团，从此鄂豫皖红军开始有了自己的炮兵。
1938年3月下旬，为了进一步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决定：在邯（郸）长（治）大道上适当地点，对敌人的运输部队进行一次较大的伏击战。由于刘伯承要到八路军总部开会，他便提议这一仗由徐向前指挥。根据情报侦察，徐向前决定：在邯长大道上黎城、涉县之间的响堂铺设伏，理由是：“这是一个理想的设伏地，在路北设伏，便于隐蔽，又便于出击；而敌人退无路，守无凭藉，且此地居中，是东阳关和涉县两个敌人据点增援的最远距离。”31日凌晨，部队进入伏击地域。
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使指挥所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电话里传来陈赓的声音：“七七二团报告，东阳关之敌200余人进到马家峪；另外，发现敌骑兵正向我侧后运动。”陈赓判断，可能是敌人发现了我设伏企图，欲从右翼侧击，截断我军后路。这突如其来的情况，给徐向前提出了难题：如果是敌人发现了设伏企图而将计就计，包抄后路，那就应该撤出阵地，放弃这次战斗或别作他图；但如果不是这样，盲目撤出，失掉胜利的机会，那是没打败仗的败仗。徐向前在紧张地思索、判断着。
“撤不撤？”陈赓又打来电话催问。指挥部里，大家都注视着徐向前。“料敌计险，必察远近……将之道也。”徐向前两眼盯着地图，斩钉截铁地说：“情报不可靠！如果敌人发现设伏企图，决不会只派这么点兵力前来‘打草惊蛇’。速派人核实情况！”他拿起电话对陈赓说：“没有我的命令，原计划不得变更。部队不能动，要严密埋伏，不得暴露。情况先不要向下传。”
约两个小时后，得到的情报完全如徐向前分析的那样：东阳关方向，敌人没有异常动静；陈赓报告的“敌骑兵”，是几头驮驴，由老百姓赶着向北去了。听完报告，徐向前毫无得意之色，只是淡淡地说：“仗是可以打的！”
早上8点半钟，日军180多辆汽车由黎城经东阳关向响堂铺路段开来。9点左右，完全进入设伏地域。徐向前一声令下，顿时，步枪、机枪、迫击炮，一齐开火，经两个多小时激战，毙伤敌400多人，180多辆汽车全部被摧毁。
围点打援 两面开花
“围点打援”--围攻敌人驻守、设防的要点（堡垒、城市）以求歼敌人的援兵，这是人民军队许多将领都擅长的本领。徐向前更是“围点打援”的高手，并常常能在成功打援之后一鼓作气再夺取要点，是谓“两面开花”。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三省，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反蒋浪潮，国民党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的斗争也在加剧，这使得蒋介石集团内外交困，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终因兵力不足，迟迟没能部署就绪。11月，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决定：鄂豫皖红军采取进攻策略，扩大和巩固鄂豫皖苏区，第一个目标是黄安城。
黄安城，是南线敌人伸进鄂豫皖根据地的重要据点，守敌是第六十九师，师长赵冠英。该师于1931年9月从豫西移驻黄安后，修筑了许多工事，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防御体系。其侧后及后方，尚有敌4个师作援应。黄安以东的麻城，为三十一师驻守；东南方向的宋埠，为三十师驻守；南面的黄陂，为三十三师驻守；西南方向的孝感，为四十四师驻守。敌人的一线兵力部署，呈‘山’字形。当时，红军火力不强，也没有炸药及其他爆破器材，以劣势武器装备去强攻敌坚固设防的据点，只能增加无谓的伤亡。经过一番运筹，徐向前决定从“山”字头上的黄安开刀，采用“围点打援，两面开花”之策，求“围点”、“打援”双丰收：第一步，以两个师兵力扫清黄安城外围，切断守敌对外联系，切实“围城”；第二步，准备打击最有可能从宋埠、黄陂方向来援之敌；第三步，条件成熟时，发起攻城，歼灭守敌。
11月10日晚开始，徐向前指挥红军经过10天战斗，很快拔掉了黄安守敌的外围据点，切断了守敌与外地的联系，并打退了守敌企图打通与宋埠联系的两次反扑，迫使守敌龟缩回城。第一步计划顺利完成。接着，徐向前调整作战部署，进入打援阶段。
12月上旬，宋埠敌人第三十师率先出动增援，徐向前指挥部队节节抵抗，诱敌两个团深入预设的“口袋”，结果将敌一个团大部歼灭，余敌连夜逃回宋埠。12月中旬，黄陂敌人第三十三师和宋埠敌人第三十师，分两路大举北援。至20日，援敌在优势火力掩护下，逼近负责打援的红十一师指挥所。此时，被围的赵冠英认为突围时机已到，立即组织突围。下午4时许，红四方面军指挥部驻地已经能听到两面敌人的枪声。很明显，若不把增援的敌人击退，让他们与城内守敌会合，围攻黄安战役就要功亏一篑。“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徐向前一面命总部手枪营做好战斗准备，一面带着参谋和警卫人员，骑马飞快奔向阵地前沿。他来到障山主阵地一个山包的后面，站在一棵马尾松树下，不时地用望远镜向前方观察。”前线指挥员来请示，他一声令下：“坚决把敌人压下去！”在他亲自指挥下，红军打援部队全力反击，援敌丢下尸体1000多具，800余人缴枪投降。红军乘胜追击，直追宋埠。企图突围的黄安守敌，也被打了回去。两次打援，红军歼敌近3000人，附近敌人再也不敢出援了。
这时，担任围城的红十二师和黄安独立团，结合军事打击，对守敌开展强有力的政治瓦解工作。黄安守敌经红军20多天的围困，已是弹尽粮绝，又待援无望，军心更加动摇，不少人黑夜潜出城外投诚。12月23日夜，总攻黄安城的战斗开始，红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全歼守敌，敌师长赵冠英被俘。黄安战役历时43天，共歼敌1。5万余人，俘敌师长赵冠英以下官兵近万人，缴枪7000余支、迫击炮10余门、电台1部，这是徐向前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后攻下的敌整师设防的第一个坚固据点，也是他最早运用“围点打援，两面开花”之计的成功战例。
骄敌纵敌 张网以待
在从事革命战争的绝大多数岁月里，徐向前所部都是居于战略劣势，因此他非常重视《孙子兵法》中的格言“卑而骄之”（要设法使谨慎的敌人骄纵起来）， 常常教导前线指挥员：“要使敌人顺理成章地狂起来，让他们得意忘形而处于不意、不备，同时要张好大网准备把敌人一网打尽。”一言以蔽之，他强调“骄敌纵敌，张网以待”谋略的运用。
1932年3月下旬，徐向前指挥红四方面军主力全部东渡淠河，从侧后包围安徽六安、霍山之间的韩摆渡、苏家埠、青山店三地的敌据点，吸打六安、霍山来援之敌。3月底，红军成功吸打六安、霍山援敌，歼敌近两个团并攻下青山店。这时，韩摆渡、苏家埠之敌哀叹：“被围达二十余日，外绝援军，内乏粮秣，马匹食尽，皮制之马鞍与皮鞋等，亦都视为珍品。共军则白饭大肉，隔壕举碗相呼，军心沮丧。”苏家埠、韩摆渡守敌眼看日益危殆，连连向安徽省主席陈调元呼救。陈调元也是智穷力竭，无能为力，只能向蒋介石频频告急。4月下旬，蒋介石委派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率3个多师15个团约2万人从合肥等地前来增援。
敌人从合肥来援，也大出徐向前意料。“围点打援”，对于援敌的数量是有讲究的：最好是不多不少--少了，作战失去意义；多了，打援不成可能反被敌打！徐向前后来回忆说：“敌人来了那么多，打不打，是个难下决心的事。如果打不垮他们，附近只有韩摆渡一个渡口，又逢河水猛涨，我军没有退路，弄不好要被压下淠河‘放鸭子’。……敌众我寡，背水作战，决心不大好下。”敌军人多势众，徐向前的担心，敌总指挥厉式鼎也看到了，他想当然地认为：红军已经和六安、霍山援敌较量过，锐气必定有所下降，自己此来正好是“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徐向前部现正处于背水作战之势，如果硬碰硬，有可能会被自己压下淠河“放鸭子”！因此，他放胆挥师逼近红军。根据敌人的心理，徐向前决定：留下两个团，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分别继续围困苏家埠、韩摆渡；以小部兵力节节抗击、步步后退，示以不敌进攻准备后撤之势，这是“骄敌纵敌”；同时集中主力共7个团的兵力，在六安以西的戚家桥、樊道桥一线“张网以待”：该地丘陵起伏，林木茂密，中有陡拔河纵贯南北，一旦敌人进入这里就将处于“侧水侧敌”、“背水一战”的被动地位。
5月2日，敌先头部队第七师第十九旅“轻我锐进”，与我诱伏部队接触后，即不顾一切，冒险冲过陡拔河，向红七十三师阵地猛攻。我军利用工事予敌以重大杀伤后，向敌发起猛烈反击，敌军大乱。适逢连日大雨，河水猛涨，遭受重创的敌第十九旅处于名副其实的“背水一战”境地，被迫仓皇后撤。而敌后续部队因不明情况继续前拥，导致陡拔河两岸敌之人马自相践踏。红军乘胜冲杀，敌中弹落水者不计其数，第十九旅大部被歼。随即，徐向前一鼓作气：红十一师主力由六安城南迅速向敌右侧后迂回，红十师主力和红七十三师一部由戚家桥一带向敌左侧后包抄过去。至5月8日，徐向前的“骄敌纵敌，张网以待”之计，网到了大鱼：俘虏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以下官兵2万余人，缴步枪1。2万余支、机枪171挺、炮43门、电台4部，击落敌机1架。这时，困守苏家埠、韩摆渡的敌军，在内无粮草、救兵覆灭的处境下，被迫全部投降。
不忌“攻城” 以硬碰硬
《孙子兵法》有言：“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大意是说，“伐谋”、“伐交”、“伐兵”、“攻城”都是用兵之道，但“伐谋”水平最高，“攻城”则是“不得已”，是兵家大忌！不过，徐向前认为：在特定军事形势下，出敌不意，“不忌‘攻城’，以硬碰硬”，培养和锻炼军队过硬的战斗作风，也是高明的用兵之法。指挥临汾攻坚战，就是他这一谋略思想的范例。
1948年春天，山西解放战场形势喜人，整个晋南只剩临汾一座孤城为敌人盘踞。临汾素有“卧牛城”之称，为历史上著名的军事重镇。这座古城内高外低，坚厚的城墙依自然地形砌成，远远望去宛如伏在汾河东岸的一条黄牛，地形易守难攻。再加上敌人依托村庄、高地、碉堡、壕沟，组成了四道环形防线，周围布置有碉堡、集团工事、铁丝网、暗道、鹿砦、地雷等多种防御设施。另外，城里与城外还有暗道相通，直至防御前沿。守敌共有2。5万人，包括胡宗南部第三十旅两个团及一个炮兵营，守城总指挥为阎锡山的亲信、晋军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晋南总指挥梁培璜。
拔除这个据点，对当时配合西北战场的作战，孤立晋中、太原的守敌，有着重要意义。于是，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的徐向前提出部队先在翼城地区集中整训，待开春后攻坚临汾的计划，报请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批准。2月18日，中央军委复示：“完全赞成先作攻坚战术训练待解冻后再打临汾，只要攻克临汾就是对彭（德怀）张（宗逊）的大帮助。”
1948年3月7日，临汾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开始，历时22天之久，我军虽基本扫清临汾周围的敌据点，但攻城计划未能实现。共杀伤敌近3000人，自身伤亡也超过3000人，弹药消耗也很大。第一阶段攻城受阻，伤亡又大，士气颇受影响。上层领导干部中，有人对能不能打下临汾，亦发生动摇，甚至建议撤兵。这个时候，可以说是系胜负于一念之差的关键时刻。徐向前冷静分析，权衡利弊，认为取胜的把握甚大，绝不能被暂时的困难和失利吓破了胆。横下一条心：不拿下临汾，誓不收兵！徐向前说：“一定要拿下临汾，打不下来我们围困也要把它围下来！”“新的作战部署要求，集中兵力，突击一点，拿下东关，用‘土行孙战术’，打破敌人的‘铜墙铁壁’。”所谓“土行孙战术”，就是挖掘坑道。到5月上旬，共挖出破城坑道15条，掩护坑道40余条。除被敌发现破坏者外，攻城前夕，有3条主坑道完好无损，通过城壕下面，直抵城墙墙基。
5月17日，徐向前挥师发起总攻。在我炮火轰击和坑道爆破声中，临汾东城被炸开两个30米左右宽的缺口。突击队首先登城，部队相继攻入展开巷战，终于粉碎敌人的顽抗，当夜将守敌全部解决。这次战役历时72天，我军共歼敌2。4万余人，其中俘敌总指挥梁培璜以下近2万人。
收紧阵地 后发制人
为打破强敌的围攻，徐向前习惯的做法就是“收紧阵地，后发制人”。开拓川陕苏区时，徐向前指导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都是运用“收紧阵地”之计。反“三路围攻”，是徐向前初试此计牛刀！
1933年2月中旬，坐镇四川阆中的川陕“剿匪”督办田颂尧，命令前敌总指挥孙震率主力38个团共6万余人，分左中右3路向由鄂豫皖转战到通（江）南（江）巴（中）的红四方面军进击，这就是田颂尧的“三路围攻”。
敌人的战役企图是：以前敌总指挥孙震亲自率领的左纵队17个团为主攻力量，直扑南江，进而沿巴山南麓猛插猛进，切断红军西突的道路；以中纵队的10个团和右纵队的11个团为助攻力量，分别进击巴中、通江；以南面的杨森部和东面的刘存厚部相机配合，作为战役预备队。这是田颂尧、孙震根据蒋介石“着重左翼，防匪西窜”的指令制定的计划，目的是将红军消灭在大巴山下。敌人来势汹汹，如何应付，徐向前说了8个字：“收紧阵地，后发制人”：命令两个师扼守南江至巴中一线，抗击敌左纵队；一个师屏障于巴中至通江以南，对付敌之中、右纵队和杨森部；一个师置于通江以东，抵御刘存厚部，形成扇形运动防御阵势。鉴于敌军来势凶猛，兵力雄厚，他要求各部队充分利用有利地形，依托工事，发扬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硬着头皮顶住，在战役的第一阶段争取以少量兵力，大量消耗敌人。仅10天时间，红军就在敌人的主攻方向南江的木门、长池、三江坝一线歼敌左纵队5000余人。
3月上旬，因敌攻势越来越猛，徐向前命令全线部队边打边撤，逐次“收紧阵地”，先后放弃了南江、巴中两县城，将防线向心收缩，与敌成对峙状态。
4月下旬，敌人再次发起全线进攻，徐向前指挥红军歼敌一部后，于4月29日又主动撤离通江县城，收紧阵地于平溪坝、鹰龙山、鸡子顶、九子坡一线。川北的地势，南低而北高，愈是向北，山势愈陡险，愈利于我军坚守。有的地方摆上几个连的兵力，就能顶住整团、整旅敌人的进攻。徐向前利用有利的地势，以少量兵力配以地方武装，坚守前沿阵地，消耗敌人，而将主力红军集中到方圆不及百里的空山坝地区，待机反攻。田颂尧被表面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竟然认为消灭红军“不过指顾间事”，一面抽回一部分兵力去成都平原继续参加军阀混战；一面令左纵队的13个团孤军冒进，进入空山坝以南的余家湾、柳林坝地区，并大举进攻空山坝地区，妄图一举消灭红军，“竟其全功”。 徐向前和他的总指挥部，此时正设在空山坝的半山腰里。他在空山坝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反攻：集中红十一师、红七十三师主力，对敌左纵队侧后进行大迂回包抄、断敌退路。5月21日上午，红军全部完成了迂回包抄任务，敌左纵队的13个团全被包围在柳林坝、余家湾地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下午4时，徐向前发出总攻击令，红军像饿虎扑羊似的向川军扑去。这里的地形本来不适于大部队运动，翻过一岭又是一岭，走出一谷又是一谷，山险隘路一旦被截断，插翅也难逃。经3昼夜激战，红军全歼敌7个团，溃敌6个团，敌左纵队被彻底摧垮。
敌中纵队、右纵队见左纵队溃败，吓得抱头鼠窜。徐向前令部队沿南江方向和通江、巴中方向猛打穷追，扩大战果。至6月中旬，反“三路围攻”战役胜利结束，历时4个月的战役战斗，红军先后毙伤敌1。4万余人，俘敌旅参谋长李汉城以下1万余人，把田颂尧多年积蓄起来的兵力搞掉近二分之一。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扩展到3万平方公里，人口逾200万，进入巩固和发展的新阶段。
政治攻心 瓦解敌军
徐向前常常引用毛泽东的名言：“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因此，他非常重视“政治攻心，瓦解敌军”谋略的运用，在各个斗争时期都有成功战例。解放太原之战时，他将“政治攻心，瓦解敌军”谋略运用到了极致。
1948年10月5日，徐向前指挥部队打响解放太原之战，“政治攻心，瓦解敌军”随即和军事打击交错展开。在指挥部队夺取太原四大要塞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的同时，徐向前又一手指挥着“攻心战”。当时，“各旅都成立了政治攻势委员会，团、营设政治攻势领导小组，连队也成立政治攻势工作小组。群众性的‘攻心战’，全面展开。徐向前还将被俘虏的阎锡山部野战军司令赵承绶和阎军三十三军军长沈瑞等找来谈话，要他们为和平解放太原做有益的事，立功赎罪。让他们给阎锡山等人写信，宣传他们自己亲身感受到的我党的宽大政策，促使阎锡山认清形势，派代表出城谈判。在此期间，中共中央把赵承绶的女儿、女婿从上海接到华北解放区，并派人专程陪送到太原前线与赵承绶团聚。赵承绶和所有解放过来的官员都深受感动。赵承绶表示将打消以前的顾虑，找机会进城劝说。之后，他确有较好的表现。梁培璜得知阎军在四大要塞施放毒气，即以书面反省方式，承认自己在临汾施放毒气的罪行，并劝告阎军“勿再罪上加罪，成为人类无可饶恕的公敌”。这个认罪书，经徐向前报请中央批准，予以公开发表。沈瑞等人也对大同方面拒绝空运部队来援太原和后来促成该城和平解放起了作用。一些被俘的将领和地方官员，也利用同乡、僚属、亲友等旧关系，积极同城里进行联络。
10月31日，在徐向前的多方工作下，第三十军军长黄樵松夜里派随身参谋兼谍报队长王正中，出城与解放军接洽起义。黄樵松，出身于河南尉氏县一个贫苦家庭，是在西北军由排长任职到师长的爱国军人。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在台儿庄、娘子关等前线与日寇奋战，晋升为军长。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排斥异己的政策和行为，使他逐渐滋长了不满情绪。他从西安调到太原后，虽然阎锡山倚重他这支部队能打仗，极力拉拢他。不过，作为“客军”，他深知困守孤城，外援无望。徐向前剖析这一切后，曾请高树勋给黄樵松写信，希望他能以太原3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为重，寻求一条光明的出路。黄樵松经过反复权衡，在解放军随后派去的人员帮助下，终于决定顺应潮流，率部起义。不幸的是，由于被自己一手提拔为师长的戴炳南出卖，黄樵松被阎锡山捕送南京，就义在雨花台下。第三十军的起义行动，虽然没能成功，但它像一颗无声炸弹，震动了整个太原城，守城各军纷纷找出路且行事更为慎重。
1948年11月11日夜，阎军暂编第八总队司令赵瑞在解放军占领淖马大部阵地后，拒绝阎锡山叫他亲率残部作孤注一掷的命令，率500余人火线起义。此外，在解放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阎军中一些下级军官和士兵纷纷动摇，整班、整排、整连乃至整个营投降，纷纷派代表向解放军接洽投诚。至11月底，就有阎军5470多人投诚和起义。由于太原军心涣散，兵无斗志，太原于1949年4月24日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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