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梵澄与鲁迅:由密切到疏远
徐梵澄与鲁迅:由密切到疏远
徐梵澄(1909-2000),著名的精神哲学家、印度学专家、宗教学家、翻译家和诗人。原名琥,谱名诗荃,年轻时求学于鲁迅,留德回国后,受鲁迅之嘱翻译尼采著作。1945年底参加中印文化交流,先后任教于泰戈尔国际大学和室利阿罗频多学院。1978年底回国,就职于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译有《五十奥义书》、《薄伽梵歌》、《孔学古微》等。《徐梵澄传》(孙波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让我们走近徐梵澄先生,体会他毕生追求“超越与会通”的学术意义和人生境界。
鲁迅为徐梵澄《尼采自传》译稿作校对
《鲁迅日记》1934年4月14日载:
晴。上午得烈文信并诗荃原稿六篇,午后复,附诗荃稿一篇。下午诗荃来并持示《泥沙杂拾》一本……
《泥沙杂拾》共19节短论,笔名用闲斋,分别登在《人世间》第3、4、5、6、18期上。
《尼采自传》的译者序,徐琥写成于8月1日。他讲到第一个介绍尼采的名字到中国的,是王国维先生。其后鲁迅译过一部分苏鲁支,登在《新潮》杂志上。再后又有郭沫若,译过一本察拉图斯屈纳,即苏鲁支四部之一。外此则很寂寥。徐琥道出译事的苦衷,尼采之文辞滂沛,意态丰饶,往往使追慕者叹息。为了保持原作的风姿,句子每每倒装、冗长或晦涩,凡遇到原文字句过于激昂的地方,直达反伤本意,则稍与曲折,可能有损于原作鲜明的色彩了。
11月下旬,鲁迅在内山书店会见了郑伯奇和赵家璧,二人请他担任《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编选者。那次谈话,鲁迅向二人介绍了徐琥,说他手头正有一部《尼采自传》的译稿,是否可由良友公司替他出版。二人非常重视,回去商量后,11月28日共同署名给鲁迅复信,要求把译稿寄来。12月12日,鲁迅寄稿并附信。
赵家璧告之鲁迅,是书决定采用,编入“良友文库”。12月25日鲁迅复信说:
《尼采自传》,良友公司可以接收,好极。但我看最好是能够给他独立出版,因为此公颇有点尼采气,不喜欢混入任何“丛”中,销路多少,倒在所不问。但如良友公司一定要归入丛书,则我当于见面时与之商洽,不过回信迟早不定。
《尼采自传》清样出来以后,赵家璧在1935年3月6日寄给鲁迅,并希望鲁迅代转译者自校。9日鲁迅复信说:
六日信收到。梵澄的来,很不一定,所以那《尼采自传》,至今还搁在我的寓里。我本来可以代校一下,但这几天绝无功夫,须得十五以后才可以有一点余暇。假如在这之前,他终于没有来,那么,当代校一遍送上,只得请印刷所略等一下。但即使他今天就来,我相信也不会比从十五以后校起来更快的。
可是在3月16日,鲁迅就把二百页清样全部校完,寄还赵家璧。
是书于5月上旬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从德文迻译的尼采原著,其中凝结了师生二人共同的心血。鲁迅向出版界推荐青年梵澄,并包揽了校对和提供尼采像等辅助性的工作,被友人称之为“耶稣替门徒洗脚”,成为后来学术界和出版界的一段佳话。同时,“梵澄”这个名字也为学人所知了。
研究尼采,单有一本《尼采自传》是不够的,还得“乘胜追击”。有一天,鲁迅问徐琥:“你为什么不翻译苏鲁支呢?”徐琥回答:“郭沫若已有译本了。”鲁迅说那不全,要全部译出。徐琥问可在哪里出版呢?鲁迅说可介绍给郑振铎出版。《苏鲁支语录》是尼采的代表作,另译是《察拉斯屈拉图如是说》,鲁迅说“苏鲁支”是唐时的译名。
翻译《苏鲁支语录》,这事儿不在话下。徐琥从由德国带回的一套《尼采全集》中抽出来译便是。然而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在翻译这部书时——一般当然是翻译比创作更难——我也曾着实费了一番心力。”年轻人工作拼命,大有“笔所未到气已吞”的气概。每天从早到晚,徐琥坐在窗下,用毛笔佳纸写正楷小字,慢慢一字一字译出,很少涂改,不再誊抄。一般一天译若干小时,也常常通宵达旦,那时等放下笔一照镜子,自己都被吓了一跳,脸色苍白,没有血色,像一个刚刚值完夜班的护士。
如是,一卷一卷的译稿交给郑振铎。郑氏把它们分载在《世界文库》第8、9、10、11辑上。在8月17日,鲁迅给徐琥写了一封信:诗荃兄:
前几天遇见郑振铎先生,他说《世界文库》愿登《苏鲁支如是说》。兄如有意投稿,请直接与之接洽。徐琥接到信以后,便去找郑振铎并提出要求,即译完一卷登一卷,登完一卷付一卷的钱。出于对鲁迅的信任,郑振铎同意了。转年是书收入《世界文库》丛书。
与鲁迅的联系趋于冷淡
查1936年《鲁迅日记》,“诗荃”的名字,仅出现过三次。第一次,1月29日,“午前得诗荃诗稿”;第二次,4月8日,“上午得诗荃信并稿”;第三次,7月2日,“下午诗荃来,未见”。师徒两人的联系何以趋于稀疏乃至有点冷淡了呢?我们不妨稍加讨论。
1月29日鲁迅所收到的诗,为徐琥春节第一天所作,开篇八句:
夜起千门战,风飘一旦开。散花惊献岁,飞蕊积瑶台。欲访山阴戴,同挥梁苑杯。泥涂困曳尾,粉絮畏欺腮。
末两句有注:“时余出门,暗中总有人尾随。”诗中还有这样的句子:“惧流羌笛怨,易结楚琴哀。”有自注云:“此乃廋辞,意先生解之”。
4月8日的“信并稿”:豫才先生:
奉上《宗教论》一本,请先生转致《译文》杂志。无论刊登与否,我将来要这原稿。
奉上我深沉底祝福。
诗荃上四月七日于爱麦虞限路四十五号7月2日的见面,许广平先生有回忆:
文稿尽在为他介绍,但他来访的次数渐渐减少了,因为先生不大和他多所谈论。即有所谈,也觉到微妙地相左,如此陪客,确也很苦。况且后来先生身体多病,又没有许多时候接见。……最后一次,“此公”来了,我告以先生病不见客,他一句不说就走了。一刹那买了束鲜花直冲到楼上……先生似理不理地躺在藤椅上……谁知这又是最后一次相见呢。他敬爱先生,先生是晓得的。见面时无话可谈,原是思想的距离太远。
可想当时的情景:徐琥献上花束,并深深地鞠下躬去,然后转身又冲到楼下出门了。他的心被刺痛了,他弄不清楚先生为什么不理睬他,他哭了,并感到委曲。
关于意见的产生,许广平先生谈到过两点:一是徐琥曾劝说鲁迅不妨参一下禅,悟一下道,那样可以少争些闲气,于健康大有好处,为此他还手抄《悉怛多般怛罗咒》赠与鲁迅;二是他要求鲁迅转稿时再作誊抄,以便收回原稿(这要求确实有些过分!)。我们今天来看这两事,似可作同情的理解:于前事,徐琥无恶意,鲁迅不爱听。其时非如现在,那当儿黑暗之气“如磐”,重重地压在人民身上,鲁迅犹一“大力神”,赫剌克勒斯,肩鼎闸门,放光明进来,让青年出去,哪里有瞬间腾挪的工夫?正如他自己所言:“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于是徐琥之诚意的“讽劝”,一转而成“风凉话”乃至“退堂鼓”了。于后事,徐琥出于个人安全的考虑,多加小心,采取自以为必要的措施,无可厚非,毕竟柔石牺牲了,杨杏佛、史量才又相继遇害。只是常常这么“搅扰”,谁都会起不适的反应,况且鲁迅那么忙,身体又那么不好,即便是权宜之计,也要不理睬一下,否则,真是吃不消了。还有一点,即许广平先生提到的“思想亦不一致”,这是鲁迅给黎烈文的信中谈到的:
“此公”盖甚雄于文,今日送来短评十篇,今先寄二分之一,余当续寄;但颇善虑,必欲我索回原稿,故希先生于排印后,陆续见还,俾我得以交代为幸。
又说到:
其实“此公”文体,与我殊不同,思想亦不一致,而×公××,又疑是拙作……(许广平:《欣慰的纪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那时的徐琥正在翻译尼采,之后又译叔本华和歌德(《葛德自著之浮士德》,商务印书馆,1939年)。在思想上,亦处于兼收并蓄的时期,并且精力充沛,随想随发,出之便是五光十色。鲁迅则不同,目标坚定,主旨一贯,譬如战士上战场,“端起枪来打他一个正着”。或许鲁迅所说的“思想”,正与“想法”同?“想法”不同,问题则没有那么严重。许广平先生说徐琥“……而自处复老气横秋,殊少青年凌厉之态”。这话殊与另外一句话“他天赋极高,旧学甚博,能作古诗,短评,能翻译,钦慕尼采,颇效其风度”有别了。或许鲁迅的话较为允当,说他“年未‘而立’,看文章,虽若世故颇深,实则多从书本或推想而得,于实际上各种困难,亲历者不多”。这话,实际上也是一般读书青年的通相。也许徐琥身上这种隐隐的倾向与鲁迅的确“不一致”?因为鲁迅对彼时的学术状况颇有微词,指出那些“光怪陆离”的学问,似是而非的“大言”,如操刀进毒,斫伤我们的“自心”。在鲁迅本人,仍是坚持以文学为武器进行韧性的战斗。其实,这“不一致”又可谓殊途同归,因为师徒二人都是精神上的独行侠,虽取方式不同——一文学,一学术,但前进目标不二——民族精神的进步!
1936年10月18日,鲁迅在日记上只写下了两个字:星期。是日,鲁迅旧病复发,喘息不止。第二天5时25分,巨星陨落,鲁迅逝世。22日下午二时出殡,一大清早,徐琥独自一人来到殡仪馆凭吊鲁迅,并谒见了许广平先生,当时他悲怆万分,对师母说,先生给他的许多信,可以集成厚厚的一本,希望将来能够印出来。
鲁迅未再能打开日记了。“诗荃”这个名字,保存在其中,而走出来的,是尼采的翻译者——梵澄。
回复 徐卫 的帖子
你以为鲁迅的知名度好高啊,比他历害的同代人多着呢,只不过是有人推荐而已,他的理论是上代的结晶,被他抄袭了而已. {:6_134:}志同道不合的悲剧结果呀! {:6_167:}真够猛的,不是一般人能做到
我一天不来徐氏宗亲网就不爽~~~~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