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星把文革中的农民记入历史
作家徐星变成了导演徐星。
22张37年前的“犯人登记表”让徐星拿起了摄像机。去记录文革中农民的烙印。
寻找用了一整年，拍摄一年多，又花了一年多剪辑成片。135分钟的纪录片，里面的14张面孔，最年轻的也已年过古稀，时隔50年，他们说出最多的词还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而他们的罪名，在当年被冠之以“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冒名借刀杀人书写反革命信件”、“吹捧刘少奇”等。
在杭州放映会的展板上，印着徐星的一句话，“我期望以后的年轻人，不再生活在谎言中，这就是我拍下去的动力”。
人物简介
徐星
58岁，作家、纪录片导演，曾为北京全聚德烤鸭店服务员、清洁工。1985年发表中篇小说《无主题变奏》，被称为中国现代派小说的开山作品之一。近年来独立拍摄纪录片，作品有《我的文革编年史》、《崖畔上画下你眉眼》等。
今年，徐星完成了最新纪录片《罪行摘要》，讲述文革期间浙江地区十余个“现行反革命”农民因言获罪的故事。
冲动
这里有命运的必然性
新京报：你为什么想到拍成纪录片？
徐星：看到那些登记表后就被它吸引，当时特别冲动，觉得应第一时间就去找这些人。
新京报：登记表上的什么内容吸引你？
徐星：那是22张1977年的“犯人登记表”。已经发黄的登记表背面，一张张人脸与油墨混在一起，透过纸张都可以看得清楚。2010年，我在画家朋友家发现了它们：早已变成了临摹人物的草稿。这些人都是农民，这是命运的东西。
新京报：为何上升到“命运”的高度？
徐星：这是历史态度问题，到今天还有好多人在美化文革，我经历过那个时代，那时只要出门去找，大街小巷，准能找到打人的，准能听到皮带抽到人身上那个特殊的声音，你看到那些很血淋淋的事儿，终生难忘。
新京报：经历过文革，看到登记表，拍成纪录片，这就是命里的必然？
徐星：80年代末我出国后，发现很多书和资料是我从没接触过的东西，再对照我从小长大的环境，受的这些教育，我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我觉得必然性是在这儿。
新京报：当初为什么想拍成纪录片，有没有想过写成小说？
徐星：有想过，写小说可能会有点儿难，但可能会有本书，“nonfiction”，非虚构写作。这个得等一等，在我有体力时，时间还是应该用来去拍，使劲儿拍。写靠一支笔一张纸就行了，但是拍的话，要是不赶快去做，这些老人就没了，特别可惜。
寻找
“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新京报：时隔多年，单靠这些表格，你是怎么找到这些当事人的？
徐星：到处问，大的地方没变，但具体到乡、生产队这些地址都变了，以前都是意识形态色彩很重的地名，比如红旗什么的。我先问岁数大的人，以前红旗那个地儿在哪儿，再去找人，反正在农村，都还知道。
新京报：最后找到了多少人？
徐星：我拿到了22个“现行反革命”的资料，有些人是一八九几年出生的，可能不在人世了。初步筛选了15个人作为采访对象，有的人后来没找到，有的不愿意接受采访，最后选了12个。另外有个叫胡俊录的老人，还有两个同案犯不在名单里，但我也采访了，所以片子里实际出现的是14人。
新京报：他们的“反革命罪行”主要是哪些？
徐星：片子里的人当年的罪名看起来很可笑，比如“写反革命信件”、“吹捧刘少奇”、“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像”等等。当时，任何事任何罪名都可以加上反革命。
新京报：最重的判了多少年？
徐星：一个叫林品新的人对文革有疑问，写了封信，就为了一封信，判了20年，罪名是恶毒攻击文革和社会主义制度；当事人周明夫，罪名是“用气枪污蔑伟大领袖画像”。当时生产队有一杆民兵训练用的气枪，枪把已经沤烂了，第二天就来人把他给绑了，说他玩枪时瞄了毛主席像一下。房间里就三个人，他知道谁举报的，但他不说。
新京报：找到他们时，他们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徐星：大部分人都生活孤苦。他们中，当年只有两个人的妻子没要求离婚。这十几个人里，如今还有好几个是老光棍。林品新家父母都八十多了，还种地、挑红薯，住着风雨飘摇的木房子，连窗户都没有。
新京报：他们在回忆时，用得最多的词是什么？
徐星：“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八个字，几乎每个人都说过。
感受
50年，恐惧还在心里
新京报：他们为什么愿意对着你的镜头回忆这些？
徐星：我自己就是底层的人，无车、无房、无工作、无保险，很容易和他们亲近。
另外，我是第一个专门去和他们聊文革的人。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没和别人说起过，有的是自己都没想过。有的也可能是没人可说。
新京报：采访中，面对那些老人，你哭过吗？
徐星：哭过，但我要克制自己，不能用我自己的情绪感染他们，影响他们。我没有嚎啕大哭，眼眶湿了。那是当我拍完，拿着机器往回走，离开他们的时候。
新京报：是什么让你眼眶湿了？
徐星：哭是因为我觉得好多人的恐惧到今天还有，这已不能用可怜来形容了，这是多大的悲剧？50年了，心里的恐惧到底是哪儿来的？为什么让它持续到今天？
新京报：挥之不去的恐惧注定会影响他们的生活。
徐星：有个徐兴林，当年被朋友告发，说他参加反革命集团。从监狱里面出来快50年了，他一直不敢交朋友，他家离县城很近，但他几十年都不去县城。
除了恐惧，还有控诉。谈到政治两个字时，徐兴林说，“你要是说我偷东西，你拿出证据来，政治这东西，说你是你就是。”到今天他还这么想。
思考
没人关注文革中的农民
新京报：纪录片出来后，他们的生活有什么改善吗？
徐星：我觉得没有，他们还是在农村里生活，能有什么改善呢？
片子在他们村子里放映时，当年迫害他们的人也去看了。我尝试过采访他们，但是没成功。
新京报：那受迫害者现在有什么诉求吗？浙江放映会上，我知道他们还在提补偿的事？
徐星：他们出来之后没有得到补偿，就抱怨为什么工人、知识分子都有补偿，就我们农民没有？其实越没有反抗能力的人，承受的压力最大。西方有句谚语，穷人的税是最高的。
新京报：农民好像也一直是文革研究中的空白？
徐星：对，大部分相关的纪录片都是拍知识分子、官员，我没见过有拍农民的。我确实觉得文革研究在农民这块儿有巨大缺陷。
我很同情这些最底层的人，你没办法用现今“正能量”的这套价值观来影响他们，他们的生活完全不是那回事。
新京报：片子里翁志渝说自己听到一边在放“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另一边在放“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他怀疑这是个人崇拜。像他这样的人，在当时农村算是少数的独立思想者吧？
徐星：对，他们都上过学，可能受教育程度不高，比如翁志渝上过初中。他一直强调他看报纸，他什么事儿都知道，比如中苏关系破裂了，九评什么的，都是从报纸上看的。
他们有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士”的影子，这可能是几千年来延续下来的，尽管走样了，但他们是有所继承的。
意义
我确实在做一件大事
新京报：从镜头里看，你是单枪匹马去拍摄的？
徐星：就我自己，当然如果有助手是最好的，但如果雇个助手，我可能都不够付人家薪水的。
新京报：拍这部片总共花了多少钱？
徐星：拍了三年，共花了18万多，没细算过，有一部分钱是朋友赞助的。
新京报：拍纪录片时想过要靠它赚钱吗？
徐星：拍这些纪录片从来就没有过盈利，也不可能有。我省吃俭用，当然温饱得有，穿衣服不能露着屁股，得有饭吃。我不太买什么东西，唯一的奢侈品就是烟。
新京报：拍摄中最困难、最累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徐星：最大的困难就是没钱，最累时，江南很潮湿，我住的都是小旅馆，连出租车都不敢叫，就坐农民的摩托车，在后面加个斗篷，两根杆子撑着，这是我的最主要的交通工具，翻山越岭，还得背着40多斤重的器材。
新京报：在最疲惫的时候你都想些什么？
徐星：我就想，这不是国家该做的事情吗？为什么不做这些对历史、后代有交代的事？既然他们不做，那就由我一个老头来做。我觉得我确实在做一件大事，一件很值得我骄傲的事，现在让我死了我也值了。
新京报：你觉得做这件大事的意义在哪里？
徐星：我会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不是为了解释灾难的概念，我是要拍人，我要讲人的故事。摄像提供了新的记录历史的可能，更有力量感。过去历史都是由专门的“史官”记录的，摄像让普通人也能记录历史，我现在记录下的这些，100年后可能就是正史了。意义就在这里。新京报：现在有人称你是作家导演，你觉得这会让你有成就感吗？徐星：这些头衔我完全就不在乎了，没时间想那些事儿。出多大的名儿对我没有吸引力，构不成任何驱动力。如果为了名我没必要做这事，就享受那个《无主题变奏》就可以了，那个也进入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也在大学文科的教材里。现在我就完全由着自己，凭着冲动去干事。干完之后，能得到朋友的认可，我就挺满足的。
记得有个考古生物学家也叫“徐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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