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五四回忆：徐树铮主张严办闹事学生

徐东亚

北京五四回忆：徐树铮主张严办闹事学生

2009年05月02日 13:58中国青年网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在五月一日传到北京，三日又由各报传出中国外交失败的原因，系因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与日本秘密订立高徐、济顺两铁路借款协定时同时交换了一个换文，里面表示“欣然同意”日本占领青岛的办法，以致中国代表受此四字的束缚而完全失败。北京人士得悉青岛交涉失败的恶耗，无不愤恨，各校学生更加义愤填膺。四月底，北京各校学生已有“五七”示威游行的决议，并曾通电全国各报馆各法团希望于是日一致举行国耻纪念，协力对外，以保危局。吓得青岛交涉失败后，各校代表即于三日晚在北京大学开紧急会议，有北大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手指写成“还我青岛”四字血书，大家情绪极为愤慨激昂，当即决议提前于四日举行示威游行运动。当晚有些学校没有知道参加会议，四日上午，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又在堂子胡同法政专门学校开会，决定于是日下午一时半各校学生到天安门广场集合，然后整队出发游行。并规定游行路线由天安门出中华门，先到东交民巷，向美、英、法、意四国使馆陈述青岛必须归还中国的意见，促使他们注意，并电告各该国政府。然后转入崇文门大街，东长安街，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将旗帜投入曹宅，表示群众的愤怒。

当天下午一时半，各校学生齐集天安门，计有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中国大学，朝阳大学，汇文大学，民国大学，警官学校，铁路管理学校，税务学校等共计十三个学校的学生五千多人。学生每人手持一面白旗，旗上写着“废止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誓死争回青岛”，“取消军事协定”，“反对强权”，“抵制日货”，“严惩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打倒卖国贼”等标语。学生沿途并散发传单，传单内容大意说，现在日本在巴黎和会要求吞并我国山东的青岛，这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的主权，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公使馆去要求各国维持公理，望全国工商各界一致起来“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等语。

游行队伍于下午二时出发，到东交民巷西口，有外国雇佣的保卫队把守，不准学生队伍通过。由代表向各国公使陈述请求意见，并要求准学生队伍通过，终以庚子条约特权的束缚，没有允许通过。学生队伍在东交民巷西口外差不多等候了两个钟头，终未得通过使馆区域东交民巷，大家都感到在自己的国家首都，都没有通行的自由，痛恨帝国主义和热爱祖国的心情，更加激愤高涨。

当时大家认识到著名的亲日派卖国贼有三人，一是交通总长曹汝霖，他是以前袁世凯政府的外交次长，同日本公使日置益交涉签订“二十一条”的中国代表；二是驻日公使章宗祥，他是北洋军阀政府出卖胶济铁路经营权和济顺(济南到顺德)、高徐(高密到徐州)两铁路建筑权给日本的经手人；三是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他是一九一五年驻日公使，向日本进行各种借款的经手人。大家对于卖国贼非常痛恨，主张非打倒严加惩办不可。于是游行队伍遂按照原计划经东长安街转往赵家楼曹汝霖住宅，沿途高呼“打倒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口号。沿街市民，伫立观望，多有拍手表示同情的，足见群众对于爱国运动是同样富有热情的。大约四点半钟的时候，学生大队到了赵家楼曹宅，曹宅早有准备，前后门都紧闭，内有一百多名军警保卫，有五个学生不避危险，由后门旁的窗子扒进去，把门打开，大队学生即一拥而入，全身武装的军警，到处布置岗位，见学生人多势众，也不敢干涉制止，持枪直立，呆若木偶。曹当霖听得学生拥入，即越墙逃出。章宗祥这时也在曹宅，还与日本新闻记者在客厅谈话，被学生发觉，捉住痛打了一顿，若不是日本新闻记者舍身加以维护，在学生盛怒之下，会把他打死。学生找不到曹汝霖，愤怒情绪，难以遏止，所有曹宅室内外摆设器物，尽行打坏，有的竟放起火来烧他的家。大多数学生见遭宅燃烧起来，才纷纷散出。这时军警反动头子步军统领李长泰，警察总监吴炳湘坐着汽车率领大队军警赶来**，立即下令逮捕少数尚未散出的学生，计共捕去三十二人，其中北大有易克嶷、曹胤虚、许德珩等十九人，高师有熊梦飞等八人，工专有董望翘(云南腾冲人)、李更新(湖南人)二人，其他三人为中国大学及汇文大学校学生。

被捕的学生，当晚即被军警机关讯问，并逐一搜查身体，意在追究放火责任，但三十二人中，并无一人身带火柴。当时在黑暗专制反动统治时期，学生不敢承认放火，恐贻反动派以口实，伪称系曹宅自行放火，借此驱散群众。军警机关既未在学生身上搜出火柴，也不敢贸然加以学生放火之罪。

当时北洋军阀政府中实力派有两系:一为以段祺瑞为首的安福系，又称皖系。是亲日派；一为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是亲美派。安福系军阀认为学生五四运动，是直系军阀和其他政客(指研究系林长民等)指使的，目的在排挤安福系退出政治舞台。实则这次学生破天荒的运动，纯系赤忱的爱国心所驱使，绝无任何派系所能利用。安福系军阀主张以严厉办法**运动，解散北京大学，免去蔡元培校长职务，其中尤以徐树铮最为反动，坚持以高压手段对待学生。而直系军阀冯国璋等，主张对学生采取缓和办法，释放被捕学生，令各校长严加管束。各派系军阀主张虽不同，而本质则完全一样，都是要消灭学生的爱国运动。轰轰烈烈空前的五四运动，立刻传遍了全国和全世界。北京学生即于四日晚把军警捕去的学生将被反动政府加以非法处理向全国发出呼吁支援，全国人民都一致同情学生的爱国运动。北京学生由五日起，即采取各校一律罢课行动，要求反动政府释放被捕同学。又由于北京学生曾通电全国号召于“五七”一致举行国耻纪念会，反动政府深恐又激成事变，因此也不敢采取安福系严厉**的办法。

徐东亚

北京各校，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进步，认为学生爱国运动，热忱可嘉，应当维护而不应加以摧残，对于被捕学生积极进行营救。其它各校长，惟蔡的马首是瞻，也协力一致营救。军阀政府受到全国各方面的压力，乃于五月七日把捕去的学生全数释放。在释放学生之先，军警当局要各校长担保释放的学生以后要随传随到，不得违误。国立八校中，以工专校长洪(钅容)最为落后反动，他是日本高工学校毕业的，平素对学生一味压制，除死啃书本外，不许有其他活动，校中连体育活动球类都没有，真是死气沉沉。五四是星期天，学生持校旗参加游行运动，第二天还受到洪的谴责，认为是违法乱纪，并责备不应把校旗抬着去。同学夏秀峰激动的说:“这是工校的光荣。”洪向夏追问你是何人？名叫什么？大家同学高喊:“这是我们全体同学的一致行动，是我们的良心所驱使，只有亲日派卖国贼才说我们是违法乱纪。”洪乃面红耳赤而退。七日，洪与其他校长去保释工校被捕同学董望翘、李更新二人，先在校中集合全体同学讲话，再三叮嘱以后要遵守纪律，不再有轨外行动，并望劝告董、李两同学保释出来后，切勿离开北京，以免今后军警传讯时无法交人。全体同学坚决保证董、李两同学释放后决不会离开北京。洪乃放心去保。由此可知军阀政府虽然释放被捕学生，并不是就从此无事。

五四运动的第二天，各校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开紧急会议，除议决各校即日罢课要求释放被捕同学外，并讨论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组织，作为指导学生爱国运动的永久机构。当即推定北大和高师代表草拟组织大纲于六日提交各校学生代表会议通过，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当即于是日宣告成立。学生联合会组织主要分两部分:一是评议部，负决议一切进行事项的责任，一是干事部，负办理评议部所议决一切进行事项的责任。评议部的评议员，由每校推出代表二人组织。干事部则委托北大的学生干事会代为办理，这样干事部执行评议部议决事件也较为便利迅速。北京学生联合会组成后，对于指导学生爱国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各校也成立了一个学生干事会，健全了组织。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主张自由思想，对新旧各派，采取“兼包并容”的办法，北大教授中有倾向社会主义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也有极端守旧的辜鸿铭等。他同情社会主义思潮，提倡“平民教育”，使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他并主张“劳工神圣”，曾在天安门演讲说:“此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竟得最后胜利，……但是四万万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国的十五万华工，还有什么人，这不算怪事，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在当时，对军阀官僚的封建斗争和社会主义新文化思想的萌芽，他是起到一些促进和保护作用的。五四运动时，各校学生代表的活动，多以北大为集会场所，而北大学生在运动中，又居于主动地位，因此，安福系军阀认为蔡是五四运动的主使者，对蔡极为不满。五月九日，北京政府的总统徐世昌，有将滋事学生送交法庭依法办理的命令，而有关军警法院机关，跟着即传讯释放的学生，企图追究五四运动的策划主使人。蔡认为北京军阀政府，毫无悔改的诚意，事已不可为，即于当日秘密离京南行。蔡行前极为秘密，北大教职员和学生多不知情，及知蔡被迫出走，北京教界都大为愤慨！一致请求挽留，但蔡去志坚决，已无法挽回。

五月九日后，北洋军阀政府派有大量武装军警到各学校监视，并命令学校禁止学生进行爱国活动。对于亲日派卖国贼曹、陆、章三人不惟不加惩处，反而在他们的辞呈上大加奖勉，说曹汝霖是迭任交通、外交、财政总次长“公忠体国”，陆宗舆、章宗祥是先后任驻日公使“有裨大局”的一些故意违反人民公意的话而加以慰留。北京学生对于军阀政府这些倒行逆施反人民的做法，极为愤怒，当即由学生联合会议决于五月十九日各校同时宣告全体罢课，并向全国各团体各报馆发出罢课宣言。同时向反动政府提出罢免曹、陆、章等卖国贼，以谢国人，撤除监视学生的军警，巴黎和会有关山东青岛问题决不许签字等项要求。自十九日起，各校学生组织演讲队和文字宣传，出发在北京城所有街道胡同以及公园各娱乐场所宣传讲演，尽情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先后对中国的恶毒侵略和无理强占我国山东青岛的各种权利，对于军阀政府勾结日人的卖国罪恶行为，也加以揭发，并劝告群众不买日货，提倡国货。广大群众听后，深为感动，引起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深刻仇恨。

北京学生自十九日起总罪课后，反动政府对于学生的种种活动，无不加以干涉，所有散发传单，露天演讲，都被军警驱散群众，严厉取缔禁止。学生联合会开会地点随时变动，一经查觉，也被强迫解散。五月下旬，教育部命令各学校限三日内恢复上课，如不遵照，将采取严厉镇压来加以恐吓。学生置之不理。露天演讲既被军警横加干涉制止，无法活动，学生乃改变方式，采取三人或五人一组，以贩卖国货为名，出入各公园娱乐场所以及茶楼酒馆，乘机宣传活动，也收到一定的效果。五月底反动政府为分散学生势力起见，各校除应届毕业的学生举行毕业考试外，其他学生提前放暑假。但各校学生并不受骗，仍团结一致继续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