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南鹏主讲]
非常高兴能跟大家有这样一个交流的机会,刚才王芬讲得很好,阅读的感觉很到位,包括她对第一、二本诗集的评价也很中肯。今天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讨论一下我对好诗的标准问题的看法。
原来对这个问题并没有过很认真地考虑,写诗对我来说很重要,是我的生命,但我又不是刻意去写的。偶尔也试图去写一些阐释性的东西,现在看了一些诗人的诗集,再写一些评论,大概写了十来个了,安琪说这些评论的角度还比较特殊,可能也跟自己思考的这些东西有关系。结合这个,我谈谈自己的看法。
大约十年前,我曾在一篇题为《获救的舌头》的诗歌评论中讲过这样一句话:“谈论诗歌是危险的。”对这句话,我像真理一样信奉它。现在,我的信奉依然没有变。接下来我还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仍然热衷于谈论好诗,一种全新的解读带来的可能是持久的秘不可宣的愉悦。”讨论诗歌,与写诗一样,是有意味的冒险形式。今天,在这里和各位同学一同讨论新诗的标准问题,也是在进行一次冒险,但对我个人来说,对我自己今后的创作可能有所帮助。近来在我《星无界》这个集子出来之后,我自己也在想,怎么能在诗歌上有一些新的突破。我写的东西不多,像原来一年写十几首诗,很少,像王芬说的,一直想找到突破的途好的方向。
经验告诉我们,一首诗对于不同读者,阅读时所带来的愉悦和经验肯定不一样。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地,用陈仲义老师的话说,“一千首诗该有一千个标准”。诗歌如此不同,我们是否能够从那繁复和芜杂中梳理出基本尺度,提炼出共有的标准?客观地说,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因为,每个人对诗的理解不同、期待各异,标准必然也就不同。但是,诗之所以为诗,而不是散文、不是小说,仍然有其自身固有的特质,这些特质使诗与非诗、好诗与劣诗区别开来。这些特质与一首诗的时代背景、流传程度无关,与它是否被历史记忆无关。也就是说,考察一首诗的优劣,关键的是对文本进行分析,而不是其它。一首广为流传的诗歌,并不一定就是好诗,比如说像九十年代初流行的汪国真的诗,虽然倍受青年追捧,但是并不是真正的好诗;也肯定有许多好诗淹没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当代同样有许多好诗被遮蔽、散佚。比如说我非常欣赏的一个安徽的诗人杨键,他的诗写得非常好,但读者群很小,被当下强势的主流话语被遮蔽掉了。
关于我个人理解的好诗标准,我认为,一首好诗,必须具备三个要素:一是立足现实;二是情感真挚;三是语言简约。立足现实是从诗歌的立意方面进行审美,情感真挚是对诗歌质地上提出的要求,语言简约更多的是诗歌形式的反映。用一座建筑来比喻,大略可以等同于三个方面:第一是建筑的选址是否适当,基础是否扎实,第二是建筑素材是否合格,第三是建筑物的形状是否美观。
第一,好诗必定要立足现实。我在诗集《大地明亮》的序言《诗是一种暗》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优秀的诗歌必定要站在尘土里,要被汗水和泪水浸过。歌唱那向上飞升的天使,也要看到裙摆下藏匿的那双泥脚”。任何艺术都是客观世界在艺术家心象中的呈现,立足现实是对艺术的基本要求。诗歌是一门艺术,脱离现实,就会失去它的根基,失去生命力。一首好诗,必定是面对现实、把握现实、表现现实,流敞着时代的热血,携带着时代的体温,反映着时代的精神。这近乎是老调重弹,也几乎是妇孺皆知,但是我仍然要提立足现实的重要性。因为当下很多的诗歌创作其实并没有做到这一点,离现实很远。
我所理解的当代诗歌需要面对的最大的现实,我觉得就是工业文明。但是,当下很多诗歌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并没有真正把握这个时代的特征,没有对人类、对这个时代的深刻关怀。当下,我们都在享受和消费着工业文明,但是,一个不争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当代诗歌几乎没有一件成功的作品是献给工业文明的,更谈不上能够用整体的诗歌力量去校正工业文明发展的方向。对社会发展方向的校正,是立足现实而从更高层面上的文化要求。如果诗人们连刻画这个时代基本特征的勇气和能力都缺乏,就更谈不上能够超拔于现实之上,指示时代的进步方向。有的人会说,这不是诗歌自身的功能;也有的人会说,工业时代缺乏诗意,城市文明缺乏诗意。我不这样看,诗意从来都隐藏于具象中,缺乏的恰恰是诗人发现诗意的眼光和能力。当下诗人把握不了的,发现不到的,必定有人会发现,会把握,会有深刻的诗歌作品流传。
当前,我们所阅读到的诗歌,从诗刊到网络,许多诗作堪称精致,但是细细品味起来,它们没有当代诗歌的魂,切入现实的力量却相当微弱,缺乏对当下生命的起码良心,根本地说就是缺乏诗歌的现代性。严重地说,就是患了一种“病”,一种脱离现实、逃避现实的病。从这一点看,当代诗歌远远落后于其他的艺术形式,大量现代技术的运用和观念的更新促使美术、电影、音乐等艺术形式拥有更加强大的影响力和表现力。诗歌这一门古老的技艺,还在继续演绎着羽扇纶巾、水袖云舞的古典情怀。当前,我们读到的大量的“返乡”作品,包括刚收到的《诗刊》的第六期,翻开看到的是一群又一群当代诗人争先恐后地站在城市的霓虹灯下缅怀唐宋时的月亮,坐在空调房里简单地复制现代版的“桃花源”,证明的恰恰不是诗歌的繁荣,而是在桃红李白中迷漫着衰败的气息。其中暴露出的问题是,当代诗人对客观世界过于繁杂的信息处理能力的严重不足,对现实问题的把握能力的严重缺失。好诗必须面对现实,必须在诗人走出集体的自我遮蔽和挣扎,才能产生。如果诗人不能够觉悟,不真实地面对这个时代,去观照人生,去体验生命,还是运用农业文明的思维方式,保持农业文明的价值追求,即使诗歌中使用再多的钢铁洪流的词句,作品都不可能脱离出农业文明窠臼,改变不了流贯诗歌文本中的农业文明的气息,精神内核依然是苍白的、空洞的。那么,汉语诗歌就只能继续吮吸着旧时代的乳汁,在旧时代的摇篮里作梦,心智不能成熟。因此,我认为,能否立足坚实的大地,冷静面对现实,是对诗人的最大挑战,是对诗人能力的最真实的考验,也是衡量一首诗优劣的第一尺度。
第二,好诗必定要情感真挚。抒情是诗歌的本质。当然,诗歌不拒绝叙事,但叙事是更高层次上的抒情。一首好诗,必定是诗人真性情的流露。真正的好诗,必须不受任何星星点点的功利和非心灵因素的影响,真正显示诗人的真性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纯粹之诗”,要有近似于宗教一样的透明的因质。所谓的赤子之心,以及“诗人是神的代言人”,当是指此。
好诗不是作出来的,而是从诗人的心底流淌出来的。诗人说,一首诗是诗神的一次眷顾。我觉得是这样。好诗总是汁液饱满,情感浓郁,就像一座火山,总是在它该爆发的时候才爆发。聂鲁达说过一句话:“我总是在内心感受到不能不动笔的情况下才写诗。”还有一句老话,要感动别人,首先要感动自己。好诗是一次生命的感动,是一次生命的奇遇。讲一个神话也许能够说明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女娲造人的故事,她把泥搓成人形,对着它吹一口气,泥人活了。这口气,中国人称之为“真气”,对于诗歌来说,就是诗人写作时浓郁的情感。
好诗表现的是个人感受,但已经不是一己的感受,而是表达了整个人类情感的共同部分。概括地说,这些情感就是真、善、美。以我个人的感受,我更愿意把这种情感理解为四个方面,一是爱,二是怜悯,三是感恩,四是担当。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中,这些部分不是加强了,而是削弱了。这跟诗人的感知能力有关,也跟诗人的情感取向有关。一首好诗,必须是引导人们乐观对待生活。对黑暗和不洁的揭露,目的也是这个。
如果诗歌缺乏起码的人性关怀和对生命的尊重,就算不上好诗。像去年5.12之后出现了大批量的地震的诗歌,我从中读到了人间的大爱,但是如果用好诗的标准“真”字来要求,好诗并不多。因为,其中有不少作品的情感仅仅是当时的、个人的,未能够提升到人类共同的精神层面上去作出观照。某种表达仅仅满足于个人情感的需要时,它是无力的。对于那场灾难,我们所知甚少,太多的真实已经被遮蔽,有些已经永不为人所知。很多当时写的作品,切入不到事实中去,进入不了真正的哀痛内部,只是停留在对概念化的灾难的认识层面上。也有一些诗歌,闪烁着金子般的光芒,比如朵渔的《今夜,写诗是轻浮的……》,应该是我读过的这类诗歌作品中难得的好诗。我能够说些话,是因为我在地震后去了现场,在四川呆了一个多月,到了几乎所有的重灾区,目睹了许多惨状和黑暗。我几乎无法说话。在四川期间也没有写诗,一个多月后,我写下一些诗,我觉得完全没有当时的日记有意义,但这些日记是没有办法拿出来的。在《大悲咒》那本小册子里面有一首《我将加倍静默》,我作为一个诗人都没有办法切入到那种深刻的内质中去,还只是停留在表面的泪水上,只能加倍静默。
这里,我想着重谈谈诗歌担当的问题。我愿意把担当作为一种情感来论述。这是因为,担当问题,恰恰是当下许多诗歌所稀缺的。前些日子,在评论诗人黄梵的作品《二胡手》时,我讲了这样一段话:“文化的最终力量,必然要体现在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作用上来。”社会发展的动力,最基础的是经济,然后就是政治。政治力具有单向性,是从上到下的,带强迫、命令的色彩,强调权威。必须有文化的一个反力量进行矫正,但是当下文化的这种力量似乎被政治所遮蔽、抹杀掉了。诗歌是文化中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自觉的担当意识,就可能沦落为政治的附产品。我个人对那些精神独立、富有批判精神、敢于担当的诗歌和诗人非常敬重。比如,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比如,韩翰写给张志新的《重量》:“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一切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非常简短,但其中的担当是很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