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有一篇名文《差不多先生传》,讽刺一部分国人不肯认真,不肯算账,不肯计较,在他们眼里,红糖白糖差不多,陕西山西差不多,千和十差不多。其实,生活中这样的人所在多矣,只是今天他们的病症更加重了些,由“差不多”变成了“想当然”。
尹先生和家人前不久到八宝山人民公墓为母亲迁墓时发现,母亲的独墓内竟然存放着两个骨灰盒,且均不是母亲的骨灰,而他们88岁的老父亲还健在。事情可能出在20年前的那次迁坟,公墓方把尹先生母亲的档案信息弄错了,就想当然地搬了一个骨灰盒进去,又考虑到要成双配对,骨灰盒就由一个变成了两个。这原因是我想当然的猜测,但凭我对国情的了解,想来是大致不错的。这个事情的麻烦在于它可能牵涉到两家,也可能是无数家,公墓方的想当然,20年来让两家或者无数家拜的都不是自己的亲人。
水田里栽银杏,是更可笑的想当然。渝宜高速路洛碛段两旁,原是一大片水稻,政府却偏要他们再栽些银杏进去,理由挺可爱,说是“土里栽了树,田里不栽,从飞机上往下看,不好看。”他们不管银杏是阳性树,喜适当湿润、排水良好的土壤,不耐积水之地,他们只是为了好看才栽树,真是有点超审美主义了。这和当年鼓吹亩产万斤,就把别的水田的稻子集中到一块水田中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官员的想当然只会折腾老百姓,就算实践证明他们错了,也只当个笑话随风而逝,没有谁会得到追究。可能正由于这个原因,这类的想当然才层出不穷。
产生想当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无知,比如隔膜。主观上没有恶意,可是产生的效果却是恶劣的。民间也有一些想当然,只会是笑谈,不致带来什么恶果。比如,有人问某穷人万一他暴富之后最想做的事是什么,他回答说:那我就天天吃大油饼。这样的想当然,于人于己都无坏处,我们听了,哈哈一笑而已。
大文人苏东坡也闹过这类想当然的轶事。当年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考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那时候写文章也要拽的,否则考官会觉得你没学问。苏东坡在卷子里引经据典地说:“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意思是在唐尧时候,皋陶担任最高司法官,将要杀人时,皋陶三次说执行死刑,而尧帝却三次说宽恕赦免,引用此典论证奖赏宁可过宽,处罚则应慎重的道理,比泛泛立论有分量多了。欧阳修觉得这份卷子的论辩有孟子之风,很高兴,就给打了个第二名。后来这个名叫苏轼的考生来拜会考官,欧阳修就问起这个典故见于什么书籍?苏东坡回答说:“何须出处,想当然耳!”欧阳修听了,非但没有责备苏东坡,反倒“赏其豪迈”,并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你看,文人的想当然居然成了可资夸耀的风流趣事,会令很多官员大呼不公平。但是,身为官员,你手中的权力并不属于你个人,而是公权,如果用之不慎,就会害人不浅。弄错骨灰盒、栽错银杏,固然让人有些气愤,还有更可怕的,像当年“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想当然的提法,那可是饿死了很多人的,如此沉重的代价难道还不足以令我们警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