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人种出“鲜花村”徐家院首创“农家乐”

徐卫

　　“开满鲜花的村庄，没有围墙的公园。”记者走进农科村，发现在进村路上的每根电线杆上都刻写着这句话。农科村位于素有“川西粮仓”之称的成都郫县，正是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长出了“农家乐”这种乡村旅游新型经济模式，并日渐成为全国农村农民致富不离土的典型样板。2006年，国家旅游局将全国旅游主题确定为“中国乡村游”，也将“中国农家乐旅游发源地”牌匾授予了成都，而成都近郊郫县友爱镇农科村的徐家大院被媒体称为“中国第一家农家乐”。

　　1996年9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走进了农科村徐家大院，目前“农家乐”首创者徐家大院，已先后有6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到访。

　　又是周末，占地20亩的徐家大院内鸟语啁啾，早起的川妹子手脚利索地打扫院子、收拾桌椅，知道这天来耍的游人又肯定不少。81岁的徐文康清矍颀瘦，跟往常一样，在满院花树草丛中走走转转，当做晨练。几年前，当地媒体曾把他当做“农家乐”创始人，但儿子徐纪元却对本报记者说：“父亲对家庭产业并没有什么贡献”。言下之意，在这个家族事业中，他才是真正的开创者。

　　徐家第一代

　　闯荡13年一无所获，归来摆花弄木

　　“我们家有19亩地，解放后划成分时，再多一亩就成了地主，结果侥幸划成了地主与富农之间的‘小土地’成分”。1949年底，四川解放。那年徐文康21岁，出生于郫县一个经营木雕生意的小商人家庭。

　　1949年7月，徐文康从成都师范毕业，回到郫县老家教书。第二年，刚教了半年多书的徐文康，作为备用干部，被送往西南革大接受三个月的思想教育再改造。1950年11月，徐文康完成改造学习，被组织上派往成都县为人民政府做事。1952年成都县撤并为市，徐文康被调往阿坝工作，此后13年里他也没有踏进过一次家门。

　　“当时运动真多呀，一个接一个，搞土改、减租退押、清匪反霸、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人民公社、浮夸风大跃进……”徐文康虽然在阿坝工作，但对家乡的事情还是多有耳闻，“听说三年自然灾害时，老家死了不少人，村里劳动力死得太多，都没活人去埋”。

　　从事税务工作的徐文康，随政府机关一道进入阿坝地区后，发现那里基本还处于农奴制向封建制过渡期间，经济基本上处于刀耕火种、以物易物阶段。更严峻的是，草原上土匪流窜，叛乱频繁，政府工作人员出门办事，一般三五成群，且都得带枪，如果下午5点后还没有返回，就会出动部队搜寻。

　　“当时有规定，不准开第一枪，哪怕知道对方是敌人，也不能开枪，除非对方先开枪，于是干部出门一般长枪、短枪都配，还要捎上一颗手榴弹。”

　　“那时候就是专心干工作，生死都不考虑，哪里会考虑到家庭呢？”

　　1959年下半年，剿匪基本结束。这一年，阿坝税局与财局合并，成立财税局。徐文康因为有文化，能写会算，1960年，他被分派对各地清剿上来的财富进行登记、入账。“有珍珠、玛瑙、金银首饰、大枝珊瑚、烟土、船形的银锭、银元等五光十色，各式各样地堆满了整整一间小屋。”当时，政府工作人员一个月才五六十元工资，而这些珍宝中，随便最不起眼的一颗珠子都值三四百元，稍大一点就值上千元。按当时政策，徐文康将其登记造账：该上缴的上缴，该处理的处理。

　　不料这次清点财宝的工作，却为他留下大患。1960年7月，“新三反”运动到来时，有人揭发徐文康私自盗卖国家财产。“我说我没拿，人家就批斗，说你没那么高觉悟吧。”尽管徐文康一直没有回过家，连家属也没有来探过亲，徐还是想当然地被集中到县学习班去了。隔离期间，徐文康一再写信上诉，但在没有任何结论或判决书的情形下，他稀里糊涂被用一辆小车悄悄送到了当时劳教单位之一的成都磨床厂，“他们骗我，说是送去成都学工业会计”。

　　1964年阴历十二月，一个瘦弱的背影再次出现在郫县友爱镇街上。离家13年后，徐文康以劳教释满的身份重返家门：伯父、父母相继去世，原先徐家的老宅，已被生产队公社化时期征去做了饲养场在养猪，老宅周边20多棵枝繁叶茂的大树，1952年修成渝铁路时也被砍去做了枕木；妻子带着三个孩子挤住在村里一破草房里，大女儿已经18岁，大儿子15岁，小女儿才1岁多。

　　“真是家徒四壁，很凄凉”。

　　1966年，“文革”爆发，16岁的大儿子徐纪元，因为停课闹革命，初中毕业后，也在这一年回到村里挣工分。

　　唐贞观年间，郫县即有盆景送入宫庭；明清时期，这一带村民的种花养兰即已蔚然成风。少年徐纪元虽不太清楚这些旧事，但村子东头的花果园，让他印象深刻。此时，从没在乡下劳动过的徐文康回乡后，靠自学园艺学，已成了这个全村唯一一个花果园里的技术人员，并一直干到上世纪80年代平反退休、落实政策。

　　徐家第二代

　　种草种树种出万元户，“光荣得不行”

　　“搞人民公社时，生产队的猪、牛都集中饲养，所以全公社的果树、花卉名木也都集中了”，徐纪元记得，那个被名贵花木盆栽挤得满满当当的园子里，确有不少宝贝价值连城。其中一架巨大的紫薇牌坊，由20多棵养育得比人手臂还粗的紫薇树层层缠绕而成，估计至少已有200年以上树龄。结果一个住在花果园的孤儿，煮饭时嫌柴火少，就近就将这座紫薇牌坊拆掉烧了。“好可惜，按现在的价值，这架紫薇牌坊至少值100多万”，今年60岁的徐纪元评价当年的自己，“跟其他同龄人相比，就是想法多，什么都想试一下”。

　　1976年春天，受父亲影响，平时就爱摆弄花草的徐纪元，在村里已小有名气。为了种更多的花草，徐纪元把宅基地后边的一亩竹子砍了，全部用来安置他的那些苗木宝贝。为了竹园，母亲与徐纪元大吵一场。“以前自家的竹园，平时还可以砍点竹子，编个篮儿、筐儿什么的，用来换点钱打酱油”。但也就是在这一年，已与邻村姑娘成家的徐纪元，偷偷骑自行车去成都卖掉了房前屋后扦插的一批万年青树苗，获得了人生第一笔“巨款”：300多块钱。

　　更幸运的是，这次成都之行，让徐纪元找到了另一个巨大商机。“当时成都军区所在地，是个军阀旧院子，里边栽了几笼南天竹。一个70多岁的老花工指着南天竹说，这种绿化植物以后肯定受欢迎，并说雅安地区就有这种野生植物”，那时南天竹在友爱镇还是个新鲜事物，这种植物的叶子会变色，春天它是绿色的，到了秋天又变成红叶。徐纪元暗记在心，回到家便把仅有的两头大肥猪给卖了，揣着120元钱专程到120多公里外的雅安去收购这种绿化苗木。问南天竹，当地人说没有。后一打听，原来当地叫另一土名，竟是一种山上田边、房前房后到处都有的野草。

　　徐纪元动员整个生产队都来帮他采挖南天竹。“要么一个劳动力一天给3块钱工钱，要么出钱收购这种小苗，1米以上小苗一根三分钱，1米以下的不算钱”，要知道，当时一斤肉才1角多钱。于是，小村闻风而动，全村二三十个人全部上山挖苗，并成筐成筐地背树苗过来卖。三四天下来，徐纪元用120元的本钱，从雅安收购了整整两拖拉机南天竹小苗。

　　当时郫县对南天竹需求很旺，徐纪元卖掉一半，然后在自家地里种上另一半。“种在地里的，基本上都是赚来的，因为成本早已在卖苗时回笼”。

　　尽管集体经济时代，徐纪元只能在工余摆弄园林植物，但他一直“很活络”。1982年，徐纪元作为村里主持动员联产承包负责人中的一员，在上午开完全村村民大会后，趁午饭时间，便约了另两个人一起骑自行车到雅安地区名山县购买桂花苗。一口气骑上六七个小时的自行车，将桂花苗驮回来，然后再转手卖出去，三天三个人赚到了170元。“这是第一次做转手生意，三个人很兴奋，自己为自己庆功，买了一塑料桶猕猴桃酿酒，痛快淋漓大醉了一场”，老徐称，以后就是一次挣到3万块钱，也没再那么激动过了。

　　1983年，农科村分田到户，徐家分到了8亩地。徐家便一亩一亩地栽种南天竹，然后将成品苗或半成品苗卖给郫县有需求的单位。等运回来的南天竹种苗卖完，徐纪元便再去雅安进货。一两年内，徐家全部责任田都种上了绿化苗木。整个农科村也渐渐被带动了起来，村外以前种稻种麦的田地里，开始长出一畦畦碧绿碧绿的小树苗。“我是单枪匹马最早尝试种苗木的，村里后来跟着一起搞园林绿化植物的，还有三五家，包括徐纪元的姐夫何家、邻居蒲家、宗竹林家等”。

　　是年9月，徐纪元当选为郫县万元户，第一次风风光光成了县里名人。“其实，那时我的家产还不够1万元，连带家里的花卉苗木收入、加上养多少猪、喂多少鸡等东凑西凑，勉强凑了个万元数目，才能去参加全县交流大会”。会议整整开了三天，县上还特意给参加会议的四五十个万元户代表安排了宾馆，这也是徐纪元第一次住宾馆。会议第三天，县里非常隆重地对致富农民进行公开表彰：“奖品是一人一辆永久牌加重自行车的购车指标，178元”。那时买自行车还得靠计划指标供应，通常只有镇里、村干部才有购车指标。到指定地点付款后，万元户们各自推着车前配有鲜红大花的锃亮自行车，在县城巡游一天。“走到哪都是人头涌涌”，事隔20多年，徐纪元还是形容“很开心、光荣得不行”。

　　1986年，等徐家真正攒到1.6万元钱时，跟所有川西农民一样，徐纪元首先想到了翻修房子。在父亲徐文康建议下，徐纪元在旧宅基地上建起了一套典型的川西民居，品字形平房，青瓦白墙，共13间房，而且在新房前面精心修了花台，摆放盆景花草，房子四周则遍植园林树木，郁郁葱葱。“当时的镇政府还没有这么漂亮”，继徐纪元本人出名后，这座周边农村面积最大、环境最好的新房很快名气也不胫而走，吸引了不少人过来参观。这便是后来第一代“农家乐”诞生地。

　　徐家事业发展

　　苗木生意红旺带火了“农家乐”

　　徐家新房建成后，参观者络绎不绝。有郫县周边远道而来的，也有友爱镇的亲邻近舍，还有南来北往购售园林苗木的商人们。“有时谈得久了，赶不及去镇上吃饭，对方就说随便吃一点就好”，徐家主妇们于是下厨劳动，然后端上三五家常小菜。

　　“要与商人勾兑关系，再加上也没有政策允许，那时吃饭是不敢收钱的。”农科村现任村支部书记的宗作林，作为第一批参与园林苗木种植的农民，在他记忆里，到1986年前后，全村2300多亩耕地，60%以上农户都已将责任田种上了绿化苗木。那时“农家乐”刚刚萌芽，村里却开始面临第一个市场挑战：种苗木的人多了，往哪里销成为一个问题。

　　一些没有销路的农户开始砍树，打算重新种回稻麦油菜。但“路子广、关系多”的苗木大户徐纪元，却是个例外。市场最难做时，徐纪元一个人跑到重庆去找市场。他不认识一个重庆人，就在火车上打听，重庆都有哪些大厂子，别人就把知道的七八个大厂名字写在纸上。当天晚上，在宾馆里，徐纪元一一向这些大厂后勤科写信，推销自己的绿化苗木品种。当时在重庆住宿还是3块钱一晚，他揣上50元钱，就在重庆兜转了三五天。十多天后，真有两家重庆厂子回信了，说要订购一批万年青树苗。后来跑多了重庆，徐纪元开始联系当地的花卉苗木公司，专门给这些公司供货，从而打开了480公里外的重庆市场。

　　“村里不少人家还在砍树，但我们一年已可以销好几万株树苗”，徐家不仅自家地头没有滞销，相反还可以收销一些别人销不动的苗木。同样，村里第一批搞苗木种植的宗作林，也在邻近温江县夏家果园找到了西安客商，通过免费提供采购期间所有吃、穿、住、行及交易办证便利，也一次销出去17万株万年青树苗。

　　1988年，徐纪元在引进苗木新种方面再次做出大胆之举，拿出1万多元成本，用一火车皮从南京发回了800多棵两米高的雪松。“那时雪松是个绿化新品种，需求量很大，只等树根上的土球长大一圈，转手卖出去，价格就高了不止一倍”。此外，徐纪元在重庆市场还留意到：当地扎成束的万年青球好卖，价格也比单株万年青苗贵上十倍，而栽培技术相对简单，就是将三五棵万年青苗一起种，然后在种植护理过程中修剪成球形，三五年就可以出售，“一棵普通万年青苗，市场卖几分钱，但一株万年青球长成后，市场上就可以卖到10多块”。

　

　

徐卫

　　随着农科村苗木市场好转，村里又纷纷引进花卉木本植物，让整个村庄一时到处绿树红花，非常漂亮。在政府允许下，对前来徐家大院或村里其他人家吃饭消遣的游客，此时已陆续收取部分就餐费用，“毕竟来一大堆客人，家里人要忙里忙外，比如那个点豆花，是要提前一天就按人头磨好的”，徐纪元称，最初的“农家乐”，一人一天收费三五十元，吃住全包。1987年，《成都晚报》摄影记者王学成来到农科村采访，并一连三天登载介绍了这个“开满鲜花的村庄，没有围墙的公园”，更使得农科村全国闻名。1990年前后，农科村成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县。这一年，在农历五月郫县望丛赛歌会前后，村内游人如织，甚至还出现了跟当地老百姓一道兴致勃勃骑牛、磨豆花、推鸡公车的外国人。

　　“川西有句俗谚，家中有金银，隔壁有杆秤”，宗作林等村民看到前往徐家大院消费的游人多如潮水，便也跟其他村民一起办起了乡村旅游接待。“最好的菜，也就是郫县豆瓣加手磨豆花、小炒肉，来了多少人，一顿饭成本8-10元，收费35元，一算就知道是否划算”，宗作林估算，最早办“农家乐”的几家人，仅招待一项年收入就已有三四十万。1992年，还是郫县望丛歌会期间，省里一些老领导、民俗专家以及成都市旅游局带外宾到农科村参观，建议继续加大发展这种乡村民俗旅游，原四川省领导冯元蔚当场为徐家大院题写下“农家乐”字幅，这种乡村旅游从此正式定名。

　　为鼓励壮大“农家乐”，当地政府对农科村实行诸多优惠政策，比如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卫生、消防等相关证件全免费；对第一年的餐饮收入免税；以及免费为村民举办卫生、餐饮、服务培训等。

　　1992年初，在农科村“农家乐”刚刚风生水起不久，成都周边也似乎一夜间冒出了许多形形色色的乡村旅游，与农科村争抢类似客源。于是，农科村内，不少刚刚扩大了接待规模的“农家乐”主人，发现来村里旅游消费的客人又一天天变少了。镇人大代表宗作林十分着急，立马跑到县城找领导汇报，希望县上能帮忙想想办法：“‘农家乐’是响应政府号召做起来的，农民把钱都砸进去了，没生意怎办？”

　　为扶持“农家乐”经济，当时郫县县委、县政府公开发布一个文件，要求全县各级政府机关、学校、政府所属企事业单位等，一年之内必须到农科村去过一次有特色的农家组织生活，所有活动费用可凭条报销。到年终还要进行专项查账，如果没有去农科村的报销凭证，相应单位则要向县政府上交这部分开支，然后由县里组织学生去农科村消费游玩。“叫你来吃来耍，白吃白不吃，白耍白不耍，不来还完不成任务，自然都会来”，宗作林说这一政策非常管用，农科村很快又热闹了起来。最盛时，一天到农科村游玩的人就达到2000—3000人，“吃饭还得预约排队”。

　　到1995年，农科村90%的农户都在经营“农家乐”。

　　徐家第三代

　　绿化生意走出巴蜀之地，有了全国市场

　　“父亲主要是在（苗木）技术上给予指导，上一辈人根本弄不懂经济。”在农科村，徐纪元的绿化苗木生意越做越大，1990年前后，在17岁的大儿子徐世勇读职高一年级时，徐纪元便带他一起去宜宾承揽绿化工程。这是第三代徐家人第一次试水家族产业。

　　随着国家经济复苏，郫县及其周边城市的园林苗木市场重新活跃起来，作为全村绿化苗木经营带头人的徐纪元又敏感意识到：凭借自家苗圃来承接绿化工程，会比单纯做苗木生意更挣钱。在距郫县200多公里外的遂宁市，徐纪元顺利承接下当地一个啤酒厂的绿化工程，其后他又接了成都三瓦窑热电厂的绿化工程。“最初搞绿化工程时，要求也不高，拿个图纸，用铅笔在图上大致标清楚哪里栽种什么植物，怎么搭配，对方能看懂就行了”。徐承认，自接绿化工程开始，家庭经济利润翻倍增长，“跟以前单纯卖苗木时期，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1994年，徐家正式成立友爱园林公司。1997年，在第一代“农家乐”民居左侧，徐纪元又新建起一幢三层小楼，依然是青檐朱栏，但外墙全部贴上了清一色蓝瓷，最名贵的当属各层楼上的窗棂门扇，那些雕工精细的木制品，都是徐纪元花大价钱从文物市场买回来的。跟村里人家一样，进出徐家大院旅游的人依然川流不息，徐家新建了厨房，新招了厨师服务员等不少工人，原先仅3亩地的庭院，渐渐扩建成了20亩的大宅院。

　　此时，整个农科村也在悄悄发生着改变，村里各家各户推出的“农家乐”品牌，开始注重各自不同风格环境的营造，有以亭台楼阁、藤廊长榭为亮点的，也有以摆放名贵盆景、错落有致为卖点的，还有以四季遍植杜鹃、海棠等美丽花木精心打造的幽深庭院。在政府配套完善下，村里有了干净宽阔的柏油路、统一精致的指示牌，古香古色的子云亭、以及道路两旁矗立着的汉代川西说唱俑、歌舞伎俑等。走在村内，家家户户后院木扉自开，或云“子云花都”、“陈府家宴”、或云“乡村美”，门口一曲折小径，通往花木葱茏的农家小院。清晨雨后，哪怕只是在每个小院门口流连，那满树的紫薇开得玲珑剔透，也是人见犹怜。

　　1996年9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踏进了徐家大院……至今，前后已有6位国家领导人进入过徐家大院。让徐纪元印象很深的是：2003年5月1日，正是非典期间。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来徐家大院参观，当时正下小雨，陪同人员一律都在胸前贴上了一个“体检安全”的小纸条。在徐家大院一侧凉亭里，委员长与徐纪元就一个话题，聊了足足20多分钟：“怎样才能既当好家长，又能当好公司董事长？”徐记得当时自己的回答是：开家庭会议，先让每个家庭成员都发言，充分听取意见，然后再由他自己权衡比较后拿个主意，“儿子们一般都会比较尊重我的意见”。

　　2000年后，徐家已不再种小苗，苗木经营这块已专门改种大树。一棵大树卖出去，就能获利两三万，徐家从邻近地区租来种大树的苗圃，渐渐扩大到四五百亩。“这些大树一些就在本地买，更多是从外地买进。比如从重庆买黄桷树，从广西进天竺葵，从兰州徐州进银杏，从陕西进皂角、朴树等”，徐纪元称，成都对大树的需求量大得很，眼下徐家苗圃里净大树就价值上千万，需要雇佣100多人进行看护管理。“现在村里没有技术的人家，就种小苗，有技术的人家都种大树，需要小苗就直接在村里买，市场已慢慢进行了分层”。

　　儿子徐世勇在搞绿化工程方面，也日渐历练成熟。对自己的创业，这个沉默年青人的最大感触是：上一辈人可以单枪匹马闯市场，而现在商业竞争激烈，不可能单打独斗，而需要管理好一个团队。“以前创业的压力主要来自家庭压力，现在更多是社会压力”。徐世勇说。

　　1996年春天，成都府南河绿化工程招标。在10多个工程标段中，就有五六十家绿化单位竞标。结果徐家以比标价便宜20%的竞争底价中标。“我们有自己的苗圃，从源头上就控制了成本，另外绿化工程建设与养护，我们也不需要二次转包，所以占了优势”。这项工程虽然只有1万平米的绿化任务，但对徐家公司形象却硬碰硬提升了知名度。后随着一拔拔涌现的房地产开发热，综合型绿化工程外包也越来越多。“现在的项目动辄数百万，不仅做单一绿化，也要负责建水景、亭台楼阁等”，在第三代徐家人手里，绿化苗木生意有了全国市场，绿化工程项目也一样早走出了巴蜀之地。

　　虽然对自己一手打造的“农家乐”品牌，未能出川拓展有些许遗憾，但让徐纪元欣慰的是：公司一直发展很稳健，至今从未贷过一分钱。“这一点儿子们也做得很好，做到了一代更比一代强”。直到2008年，徐纪元才放手让三个儿子独立出去闯市场：园林公司交给大儿子徐世勇打理，初中毕业的二儿子徐世平则负责管理“农家乐”生意，职高毕业的老三徐世龙也搞绿化工程，但主要负责西安、重庆一片。徐家没出一个大学生，但如今在这个占地20亩的大院内，徐家四世同堂，“一家人都身体健康、和睦团结，在郫县也都很让人羡慕。”

　　徐家大院之外

　　农科村想建乡村酒店，农家乐要升级换代

　　如今，到农科村旅游的人依然常年不断，尤以春季花开时为盛。“这个村最大的特色，就是在耍中嫌钱”，郫县一政府官员总结，“你平时看不到大家急匆匆赚钱计算，但在喝茶摆龙门阵中，就赚到钱了，比如谈生意，比如啥也不干，那些园林苗木都在自然生长，也是在挣钱呢”。

　　“2008年，村里绿化生意和农家乐收入比为6：4，现在已接近5：5.”宗作林兴致很高，称下一阶段村里可能将大规模拆园并园，腾出一部分宅基地招商引资，以便实现农家乐旅游的升级换代、上档次，比如搞乡村酒店、高档会所等，“改变现有‘农家乐’路子越走越窄的模式”。

　　“布谷鸟年年春天还是来，但我早已经不知道啥时候稻子该成熟了，啥时候又该播种小麦了”，徐文康穿一身白府绸裤，结束晨练，打算出门喝茶去。老人偶尔也会说起现在农家乐的“农”味淡了。他的儿子徐纪元则端了一个大碗，站在花台台阶上，跟普通川西农民一样，大口吃着干豆角拌大白饭的早餐。如今，在这个3000多年前蜀帝化鹃啼血以提醒臣民农事耕作的川西村落，绝大多数村民确实都跟徐文康一样，对农事记忆日渐模糊，除了村子里仍不时响起的公鸡打鸣声、以及零星的犬吠，提醒这里曾经是中国地图上一个普通村落，今天富裕了的农科村，已更像一个漂亮茂盛的乡居旅游公园。

　　采写：本报记者杨晓红实习生罗琼统筹：李召韩福东

徐玉杰

好一个鲜花盛开的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