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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迅雷:六十年,天安门从解放到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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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9-10 07:4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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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为第一作者的新书《我这60年——与共和国同行的岁月记忆》里,一开篇我就叙述了一个关于俩“司徒”的故事:

1949年,司徒雷登走了,司徒美堂来了。这一年,司徒雷登从中国回到了美国,司徒美堂从美国回到了中国。当4月份解放军攻占南京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出乎意料地没有随国民政府南下广州,而是留在那里。到了8月,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的司徒雷登,才不得不悄然离开中国返回美国,随即退休。这个月,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众所周知,这篇著名文章后来被收入了中学语文课本。

司徒美堂是中国致公党的创始人之一,在美国生活了六十多年,是名扬海内外的华侨领袖。1949年1月,毛泽东发函,邀请司徒美堂回国,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开国大典,83岁高龄、精神矍铄的司徒美堂,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

“洪门大佬”司徒美堂,为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之事宜,作出了他人不曾想到的特别贡献。原《共同纲领》中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中华民国”的简称。司徒美堂坚决反对这个简称,坚定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最终意见被采纳,新中国取消了“中华民国”这个有“沿袭”意味的简称。司徒美堂后来留在祖国开放的怀抱里,直到1955年辞世。

此前在1947年,司徒美堂与司徒雷登曾在南京见过面。司徒雷登说他爱恋中国,生活在中国五十年,是“半个中国人”;并说以自己以“半个中国人”的资格来欢迎“半个美国人”的美堂先生。司徒美堂则铿锵回答: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只爱恋中国,不是半个美国人!

司徒雷登1876年生于杭州,后来他成了“别不了的司徒雷登”。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骨灰被安葬在杭州。

两位“司徒”的故事,是一个时代的缩影。而天安门的身影,则浓缩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你去北京旅游,如果没有到过天安门,那么等于没有去过北京。你可能不知道俄罗斯汉学家齐赫文斯基回忆录的书名是《回到天安门》,但一定晓得那首著名的儿歌《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从遥远的过去来到现在,它是历史的,它是文化的,它更是政治的。

天安门是首都北京的地标,又远远不止是地理意义的地标。在我看来,给天安门寻找两个富有时代特征的关键词,那么就是“解放”和“开放”。这两个词,既关乎本义,又关乎引申义。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里头出政权”。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城接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天安门跟着也获得了解放。正因为有了“解放”,才会有“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报道盛况的新华社记者是年轻的李普。他后来这样回忆: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采访,开头我是站在毛泽东后排听他宣读“公告”。公告上贴着一张手写的字条,写着中央人民政府全体委员的名字,那是根据张治中的建议临时加上去的。毛泽东指着那张字条叮嘱我:照此发表,注意这张字条,千万不要弄丢了。

当时选出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人,副主席6人及委员会委员56人组成,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在副主席6人中,就有宋庆龄、李济深、张澜3位人士属于非中共,56委员中也有近半——27位是非中共人士,其中就有司徒美堂。从这个名单的组成中,我们清晰地看出当时思想的解放与开放,那真是“海纳百川”的时代。

记者李普所写的消息,“把开启一个时代的庄严盛大的庆典,用生动的新闻笔法,浓缩在800字之中描绘出来”。李普在2004年撰文“检讨”自己没有把该消息写得更好、更到位、更准确,“严格说来我算不得个好记者”。他说有位学者对开国大典的消息提出若干意见,比如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出现,不宜放在状语位置。新闻说:“当毛泽东主席在主席台上出现时,全场沸腾着欢呼和掌声。”似可改为:“毛泽东主席登上主席台,全场沸腾着欢呼和掌声。”

受开国大典熏陶的李普,思想是解放与开放的。到了1984年9月,一位叫华兴的公民,同样成了思想解放与开放的智者,他用这个普通而又独特的名字,给中央写了封信,要求顺乎民意,开放天安门城楼,供人们参观。信中写道:“我是1954年从上海来北京的。三十多年来,每次到天安门,仰望天安门城楼,我总梦想有一天能登上这‘祖国心脏的心脏’。我向周围的同志们说出我的愿望,有人说这是‘幻想’、‘白日做梦’,但我深信,总有一天,梦想会成为现实……”是的,天安门的形象深入人心,在我国最初设计人造卫星时,就有人提出把卫星设计成天安门的样子。那封平信,受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当时中央多位领导人的重视。1986年的“五一”节,天安门城楼组织了一次内部开放,接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英模代表。他们兴高采烈地登上城楼,此刻想到的不仅仅是自己享有了一种荣誉。人大代表庄庆汉直接在留言簿上写下:“天安门城楼的开放,将是我国民主化进程的重大标志。”

1986年年底,北京市旅游局组建成立,第一任局长薄熙成刚刚履新,就把筹备天安门开放列为自己的几个重点工作之一。1987年国庆后,天安门管理处收到了通知,为次年元旦天安门城楼开放做好所有准备。1988年1月1日,“北京国际旅游年”的第一天,天安门城楼正式向中国、向世界的广大百姓开放。在新世纪的2001年,我首次出差到北京,去领一个新闻奖,我跨过安检门后,第一次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此前的1993年10月1日,国旗护卫队在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上正式启用指挥刀。该指挥刀被称为“天下第一刀”,它的发明人是我的浙江老乡沈从岐先生,他是宝剑之乡——浙江龙泉的铸剑者。“天下第一刀”来自民间,这同样是改革开放时代才可能发生的事情。

如果说天安门是一国之象征,那么,天安门的解放与开放,恰是一个国家发展与进步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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