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徐向前又换了个客栈。
军人的警觉,使他懂得如何应付事变,保护自己的安全,而且他又改了装,这两天总算平安无事。
夜深人静,他又从香烟盒里一支掏空的纸烟中,找出那张纸条。
“找毛泽东”四个字,跃在眼前。
他一个新入**的党员,真搞不明白党内的规矩,叫他去找毛泽东,却又不给地址,这不是闹着玩吗?武汉地区党的高层人士多的是,为什么偏偏让我去找这个毛泽东呢!
现在,这个毛泽东又在哪儿呀?若干年以后,徐向前才知道,1927年8月上旬,毛泽东在汉口参加了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后,已经奉命去湖南组织领导秋收**去了。
就在那次会上,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毛泽东在会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
徐向前戎马一生,可以说大半生都为实现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奋斗。
一次徐向前向记者谈到他找毛泽东的那段经历,记者曾向他提问:“毛泽东当时既不是**的负责人,又不是军界的人,‘交通’为什么交给你‘找毛泽东’的纸条呢?”
“我始终也没搞明白,”徐向前一笑,“我想不知是哪个糊涂虫搞的,定有原因呢!”
原因是什么?不外乎是两个:一是毛泽东在武汉正在物色军事人才,为他的“用枪杆子夺取政权”作准备;二是徐向前所在的党组织负责人与毛泽东观点一致,估计徐向前在广东时认识毛泽东。
记者把自己的分析讲了。
徐向前既不否定,又不肯定,却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党当时还年轻,领导人陈独秀是个书呆子,中国革命的道路怎么走啊?那是毛主席最早提出走武装斗争道路的。
我当时离开武汉去九江前,如能找到毛泽东同志,会少走许多弯路呢!”
记者说:“那肯定会去参加秋收起义,跟毛主席上井冈山哩!”
“那是可能的,”徐向前又一笑,接下说,“我当时只有一个心思,搞军事工作,搞兵运。没有武装,没有兵权,革命都是空想。这是在黄埔时孙中山先生就讲过的。”
徐向前正是出于这种思想,当时他在武汉查访了三天,找不到毛泽东,找不到党组织,从汉口码头乘上了轮船,又顺流而下了。
滚滚的长江,望不见尽头。
党在哪儿?毛泽东又在哪儿?他像失去母亲的幼儿。
他决心去上海。
那儿是党中央机关所在地。
还在九江时,他就听说,一些同学在武汉政府反叛后去了上海。
上海有个小小的泰安客栈,是徐向前三年前投考黄埔军校时落过脚的地方。
回到上海,徐向前又住进这里。
他夜宿泰安客栈,每天遛马路,穿小巷。
10几天过去了,没有找到一星线索。
他身上的钱几乎要花光了。
一天在街上居然碰到李楚白——他的入党介绍人,真是喜出望外!
两个人走到一个无人的小弄堂,徐向前才说出这几个月的经历,问李楚白:“你可知道毛泽东在哪儿?”
“不知道,不认识。”
“我该怎么办呢?”
徐向前问。
“你先回去等着,不要外出。”
李楚白嘱咐一番,他们分了手。
第三天夜晚,李楚白陪着中央军委的一位负责同志,来到泰安客栈。
谈话中,徐向前才得知:南昌起义的部队遭到失败;毛泽东9月间在湖南领导了秋收**,情况也不好,一部分工农革命军奔向江西山区了……“你的情况,李楚白说了,”军委的那位同志说,“你说说看,有什么打算。”
徐向前说:“我是新党员,没多大的本事,一切听从党的安排。”
“你是黄埔生嘛!”
那同志眼睛里流露出信任、敬佩的神色,“你对广东地区情况熟悉,去广东吧,怎么样?”
徐向前迟疑了一会,说:“广东我也不熟悉,我本想找不到党组织,就去北方,搞军运工作。如今,要革命下去,没军权不行啊!”
那位同志认真听着徐向前的话,不时点头。
是啊,革命失败的教训,是党没有掌握武装。中国的革命,到了坚决拿起枪的时候了。
“好吧,你立即去广东,”那位同志几乎是命令式地向徐向前说:“那边准备军事行动,工人赤卫队中正缺少军事指挥人才,你去领导工人赤卫队……
徐向前从心里不喜欢广东那地方。语言难懂,生活不习惯、小蛟叮得人心都发麻。
可是,党的工作需要,特别是听说那边会搞军事的人少,徐向前爱的就是武装,爱的就是领兵这一行。
他像入党宣誓似的,郑重地向军委那位负责同志说:“一切服从党的安排!”
“好吧,明天就起身!”
那位军委同志是谁,徐向前不敢问,也无必要问。
不通告姓名,是党的地下工作的纪律。
是党的指示,坚决执行,是党分配的工作,赴汤蹈火也要去完成!
文章摘自《徐向前的非常之路》 张麟/著 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