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云鹏：对限制高消费令不要过于乐观

徐卫

　　为破解“执行难”，最高法院拟出台一项司法解释，对拒不执行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老赖”，将采取“限制高消费”的严厉措施。据最高法院执行局局长俞灵雨介绍，这次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是为了进一步压缩被执行人的生活空间，使其为“老赖”行为付出代价。(2009年9月18日《长江商报》)

　　从法律层面上看，最高法的司法解释为破解“执行难”提供了司法依据。由于司法解释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根据法律赋予的职权就法律、法规的具体应用问题所做的解释、说明和补充，或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各地基层法院的审判工作的指导性意见，也有的是对基层人民法院对于具体案件的审理工作的请示的批复。尽管目前对司法解释是否有法律效力问题争议较大，但由于最高法院所作的司法解释，对下级法院通常具有约束力，全国各地的法院都必须执行，这也使得司法有“据”可依。

　　这次最高法院对“老赖”发出“限制高消费令”，并上升到出台司法解释的层面，足以显示全国司法系统破解“执行难”的决心和力度。但是，笔者以为，“限制高消费令”难逃法院一时的权宜之计，对于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的问题实用性和效益性并不会太理想。笔者之所以对于“限制高消费令”的实效并不感到乐观，其原因有二。

　　其一，法制规定难突破。笔者赞成“司法解释不具有法律效力”(即“法律的适用效力”)的观点。事实上，我国打击“老赖”行为的相关立法工作滞后，与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不相适应。我国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遵循这一法制精神，“对公民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事项只能制定法律”被写《立法法》。很明显，“限制高消费令”是对公民人身自由的一种限制和剥夺，与法律规定相悖，背离了法制轨道。而我们不可忽略的基本现实却是，“老赖”在没有被依法做出刑罚之前，不管欠债多少，赖到何种地步，其公民身份并未因此有丝毫改变。那么，在相关法律规定缺失的情况下，任何法院都无权制定一项法律制度或者强制措施来解决“老赖”的欠债问题。

　　其二，具体操作难实施。从一些地方实施“限制高消费令”情况看，效果并不能尽如人意，有的甚至与制度设计的初衷相差悬殊。法院对于“老赖”们采取拘传、查封、扣押、冻结、搜查、强制审计、拘留等执行措施以及发布公告、限令报告财产、限制出境、限制高消费、悬赏举报、媒体曝光等司法手段，看起来举措缜密，处罚严厉，打击力度很大，但这些举措实际操作起来非常艰难，也很不好具体落实。比如，法院对债务人不可能实现全天全程的无缝隙化“情景监督”，那么当即知晓其消费活动详情就成了一句空话，监督质量也就要大打折扣。再比如，指望群众举报也比较难，不要说“老赖”们脑门上没有贴标签，没有几个人能认识，就算有群众认识，又有多少人愿意干这种“惹麻烦”的差事呢？再退一步说，即使法院已经捕捉到了“老赖”的高消费“现形”，他硬是谎称亲朋好友的消费，又如何去厘清与甄别呢？

　　诚信是个人立足社会的基本前提。只有建立起完善的个人信用体系，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信用文化，人人视个人信用为“第二身份证”，是“经济通行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的问题。当然，这是需要一个坚持不懈的努力过程，人人都要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