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科技部原部长徐冠华：奏响自主创新主旋律

徐卫

　　时代背景　徐冠华，中国科学院院士，1995年起任国家科委副主任，2001年2月—2007年4月任国家科学技术部部长。

　　徐冠华在国家科技事业领导岗位上工作了12年。这是中国科技改革和发展取得重要进展的12年。

　　——1999年，推动应用开发类研究院所向企业化转制和社会公益类研究院所的分类改革。

　　——2001年，提出国家高新区“二次创业”，推动国家高新区发展方式的“五个转变”。

　　——2002年，实施人才、专利和技术标准三大战略，启动信息、生物、现代交通、现代农业等领域的12个重大专项。

　　——2003年，组织编制《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了今后十五年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战略目标、重点部署和相关配套保障措施，并于2006年由国务院发布。

　　——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进入新世纪的第一次全国科技大会，自主创新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国家战略，中国科技事业奏响了自主创新的主旋律，迎来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时代。

　　——2006年，为落实《规划纲要》，国务院发布实施若干配套政策，从财税、金融、产业、政府采购、引进消化吸收、知识产权等10个方面提出60条政策措施。

　　2008年，徐冠华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支持和推动成立致力于我国创新战略与政策研究的高层国际论坛——“浦江创新论坛”，担任论坛主席。

　　“在做了12年科技部长后，我更加注重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推动科技和经济的结合。”推动科技与经济结合，这是徐冠华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最多的一句话。在主管全国科技工作期间，徐冠华领导、组织和推动了多项科技工作的新举措，中国科技沿着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道路，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

　　《规划纲要》：“未来15年的科技发展共识”

　　2006年初，《规划纲要》发布，明确了未来15年科技发展的指导方针、战略目标和总体部署，成为指导我国科技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徐冠华直接组织参与了规划编制全过程。科技部是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挂靠单位，徐冠华担任办公室主任。

　　从历史上来看，这是一次空前规模的科技改革与发展的战略研究，制定纲要的过程是社会各界就科技问题充分交换意见并取得共识的过程。徐冠华说，“规划统一了科技界、教育界、经济界和政府部门等对未来15年科技发展的认识。”因此，“规划成功的经验首先就在于它不是就科技论科技，不是科技界人士闭门造车，而是动员和组织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参与，充分讨论，取得共识。这些讨论又不是从项目开始，而是从战略开始，即从国家的重大需求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研究确定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目标、指导方针、重点领域，并制定改革和发展的战略。”

　　在规划编制过程中，有来自各界的2000余名专家组成了20个战略研究专题研究组，有600家企业参加了规划工作，先后到124个地方和部门征求意见。例如，仅就企业技术创新问题就向500家企业发放了调查问卷。科技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多次召开各方面专家座谈会，征求了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的意见。最终就发展战略问题，从“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技指导方针、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到把能源、水资源和环境保护技术以及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放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优先位置等达成共识。这些远见卓识经历了最近几年风风雨雨的考验，凸显了其战略性与前瞻性。


　　

徐卫

　自主创新：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

　　自主创新是贯穿《规划纲要》全篇的主线，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科技发展的指导思想，涉及科技以至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

　　但是，在规划纲要战略研讨前期，还是有很多不同意见：一些经济学家强调主要是发挥比较优势，依靠引进技术。科技界内部也是众说纷纭。“这样的意见实在出乎我的意料，”徐冠华说，“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确实有着强烈的国家责任感和执着追求真理的精神。面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严峻挑战和对自主创新涵义的全面理解，大家在激烈的争论中最终统一了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弱、部分产业空心化，“8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式的发展已成为中国经济的增长之痛。同时受资源、能源、环境等因素的制约，“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附加值”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病日益显现。

　　我国经济数据的深入分析表明：如果不能大幅度增加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不能够实现未来15—20年经济增长的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将成为一句空话。依靠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来支撑、引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要素驱动的粗放型转向创新驱动的集约型，就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

　　“经过了这几年的发展，又经历了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在自主创新这个问题上大家有了更多、更新的共识。”

　　其实，徐冠华对自主创新的思考很早就开始了。1995年以来，他长期负责国家高新区的工作。那时候，几乎每个月他都要选择去几个高新区调研。每次回来都感觉充满信心，自称去“充电”。因为他总会看到高新区内一批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企业迅速成长，看到一个个高新技术的企业孵化基地和产业化基地迅速崛起，充满了自主创新的活力。但他也看到一些高新区走单纯招商引资的道路，濒临发展的尽头。2001年，他提出了高新区“二次创业”的口号和实现“五个转变”的要求，核心是要实现从注重招商引资和优惠政策的外延式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创新的内涵式发展转变。2002年，他提出调整以跟踪和模仿为主的科技发展思路，大力加强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实现科技创新战略的转变。同年5月，他在北京科技产业博览会上再次强调，“要努力实现从以跟踪模仿为主向以自主创新为主的深刻转变。”

　　现在，自主创新已深入人心，国家高新区已成为具有活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技术创新基地，并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成为实施自主创新战略进程中的一面旗帜。

　　正是在工作中不断发现问题、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习惯，使得徐冠华对我国科技战略和政策的认识不断升华提高。在谈到《规划纲要》的精神实质时，徐冠华反复强调自主创新思想的极端重要性。他说，“现在有的同志对《规划纲要》的理解有简单化和片面化的倾向。他们往往把纲要单纯地理解为一些优先领域、重点项目、重大专项。这是一种误解。”“纲要的核心问题还是要解决对科技工作的认识，以及科技和经济的关系问题——这个又集中体现在规划的指导方针上。”“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这是规划纲要的指导方针。徐冠华说，“这16个字中核心是头四个字——自主创新，这是对科技工作的基本要求，对科技和经济结合认识的深化，也是科技和经济结合的一个基本体现。”

　　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为自主创新奠定制度基础”

　　《规划纲要》把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作为重要内容，提出了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紧密集合的知识创新体系，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国防科研体系，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创新体系以及社会化和网络化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等重大任务。“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徐冠华特别强调。

　　“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规划纲要》的成功，决定自主创新的成功，决定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成功。”徐冠华说，在这个问题上达成的广泛共识，是多年改革实践的经验总结，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经济与科技关系问题认识的一个重大飞跃。

　　然而，一开始人们的思想并没有完全统一，“技术创新体系要以企业为主体”这一提法当时遭到了不少同志的质疑和反对。在这些同志看来，技术研究和创新主要是研究机构和大学的事。

　　徐冠华坦言，他自己对这个问题也有一个认识过程。“我是搞科学研究出身的，从参加工作开始就一直做科学研究。那时候我们有一种认识，就是多出成果，多出论文，多获奖，就是为国家做贡献，很少也很难考虑市场对技术创新的要求。”

　　这种观念相当长时间内在科技界占统治地位。上个世纪80年代后，从应用研究院所转拨事业费开始的科技体制改革，第一次使中国科技人员面向了市场。

　　“这是非常可贵的第一步，我高度认同当时的这项改革举措”。徐冠华说。

　　进入世纪之交，以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提高科技自身发展能力为核心，以科研院所为重点的科技体制改革进入深化阶段。从1999年应用开发类科研院所向企业化转制改革开始，到2001年社会公益类科研院所的分类改革，一个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要求的研究开发新格局初步形成。“这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又一重大部署。”徐冠华说。

　　经过“十五”时期的发展，科研院所改革取得了重大成果。转制院所的创新能力和产业化能力增强；公益类院所分类改革为国家集中财力加强公益研究工作创造了条件。更为重要的是，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得到明显加强，大量科技人员进入市场创新创业，一大批科技型企业迅速崛起。这些企业成为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中央高度认同这些年来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成绩，在党的**报告中，还特别指出科技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徐冠华认为，《规划纲要》提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特别是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探索科技与经济结合道路合乎逻辑的结果，是1984年应用研究院所减拨事业费、1999年应用开发类研究院所向企业化转制等一系列科技改革的深化和拓展。早期科技体制改革是以科技系统内部为主的改革，今天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则已经拓展为科技系统和经济系统、以至于全社会协同一致的综合配套改革。

　　徐冠华进一步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一直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主导思想。在推进科技进步方面，科技部门和经济部门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这两个方面的进展是在各自相对封闭的系统内完成的，形成了两条并行线，没有广泛的交汇点，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解决。这直接导致了经济发展对外技术依赖严重，缺乏核心竞争力，国内科技成果难以转化、缺乏市场竞争力。

　　“为什么技术创新体系要以企业为主体？”徐冠华认为，“技术创新首先是一个经济活动过程，它是技术、管理、金融、市场等各方面创新的有机结合。企业熟悉市场需求，有实现技术成果产业化的基础条件，可以为持续的技术创新提供资金保证，能够形成创新与产业化的良性循环。只有以企业为主体，才有可能坚持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迅速实现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应用，真正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因此，抓住了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这个突破口，就抓住了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主线。”

　　徐冠华进一步谈道，“建设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必须坚持产学研相结合。大学和科研机构是科技创新的主要源泉，特别是原始性创新的重要源泉。充分发挥大学和科研机构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经过近年来的改革，科研院所的创新能力和科技服务能力显著提升，面向市场、为企业服务的意识和能力显著提高，已经成为技术创新的一支宝贵力量。因此，建立新的技术创新体系，既要突出企业主体地位，又必须坚持产学研的结合，两者同等重要。”

徐卫

　重大专项：“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载体”

　　2001年7月，经国家科教领导小组批准，科技部组织实施了包括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软件、信息安全和电子政务、电子金融、电动汽车、功能基因组和生物芯片、奶业发展、创新药物和中药现代化等12个重大科技专项，进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实施重大专项的实践和探索，突出解决国家产业领域和社会公益领域重大的战略性紧迫性课题。同年，为了应对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机遇与挑战，科技部决定实施“人才、专利和技术标准”三大战略。十二个重大专项和三大战略前后呼应，互相配合，有力地推动了国家科技创新和产业化发展。

　　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通过实施重大战略性科技项目和工程，以局部的突破和跃升，带动科技水平的提高，提升综合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发展的重要经验之一。

　　国际经验也表明，重大战略产品和工程事关国家长远和战略利益。一项重大战略产品计划的成功实施，不仅能够有效带动相关学科、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能够充分体现国家战略意志，提升国际地位，振奋民族精神。

　　政府如何选定重大专项？“科学决策、敢于决策、宽容失败。”这是徐冠华的答案。

　　“重大专项的项目选择和路径选择出现争论是难免的。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经说过，科学进步的过程是多数人服从少数人的过程，一件新事物出现之后，意见不一致是经常的，反对的人占多数也是正常的。大家观点都取得一致之日，往往可能就是市场机遇和技术创新机遇消失之时。”徐冠华曾在多种场合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所以，“面对争论，面对机遇和风险，等待决策不是好的选项，政府必须承担起责任，大胆决策。”

　　事实证明，这12项重大专项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提升了国家科技实力，而且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据统计，全国大部分省市、数十家产业管理部门、行业协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2万多名科技人员以及3000多家企业等参与了重大专项的实施。到“十五”结束时，已取得多项技术突破，申请国内外专利和软件著作权近2000项，开发新产品、新材料1200多项，形成技术标准700多项，形成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同时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各专项已培养出重大学科课题带头人1000多名，企业技术骨干1700多人，有近2000名博士和留学回国人员参加了重大专项，形成了一支由技术专家、企业家和市场中介人才组成的产业化队伍。更有意义的是，企业参与重大专项实施的比例接近50%，企业投入占总投入的1/2以上。重大专项在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方面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

　　实施重大专项也是《规划纲要》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徐冠华认为，“重大专项是《规划纲要》中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核心任务，也是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载体。”

　　《规划纲要》确定了16个重大科技专项，涉及信息、生物等战略产业领域，能源资源环境和人民健康等重大紧迫问题以及军民两用技术和国防技术。目前，大飞机、重大新药创制等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已陆续启动实施。

　　基础研究：科技引领未来

　　原始性创新往往孕育着科学技术质的变化与发展，是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基础和科技竞争力的源泉，也是一个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贡献的重要体现。科技要引领未来，就必须对事关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科学、前沿技术研究给予稳定支持、进行超前部署。徐冠华强调，“这是此次《规划纲要》的又一亮点。”

　　徐冠华认为，经过《规划纲要》的发展战略研究，对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和特点统一了认识，包括：具有很强的探索性，研究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既有成功，也常有失败，而失败往往是成功之母；具有原创性，“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其成功必须基于对全球研究现状的深刻理解和不同学术观点的反复撞击；需要长期积累，一项重大的原始创新成果，往往需要几代人深入系统的研究，厚积而薄发；杰出人才及其团队在基础研究重大突破中往往具有决定性作用。“加强基础研究，要充分考虑这些特点和规律。”

　　“总体而言，除了加大投入、稳定支持外，在基础研究如何管理的问题上统一认识更为重要。”徐冠华强调，把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面向市场的应用研究的认识和管理严格区别开来，把市场性科技活动与公益性科技活动严格区别开来，是对科技管理规律认识上的一次飞跃，是科技管理思路的一个重大突破。这就要求我们不能用管理面向市场的应用研究的方式管理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性研究，同样也不能用管理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性研究的方式来管理面向市场的应用研究。“加强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必须创造一个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评价体制和激励机制，必须创造一个更加开放的、促进交流和合作的科研环境，必须建设一个有利于知识积累和数据共享的基础条件平台，必须营造一个更加注重人才、不断发掘人才潜力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