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柏龄：我为周总理驾驶飞机17年

徐卫

 
    视频专访：徐柏龄：我为周总理驾驶飞机17年

    徐柏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首任总裁。1932年9月17日出生于浙江省乐清市。1949年参加浙江游击队，1952年7月进入空军第一航空学校学习，1954年12月，被选派到民航北京管理处飞行队作飞行员。195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964年全国民航安全飞行模范。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1969年6月，担任民航北京管理局第一飞行总队总队长，后担任民航北京管理局局长、民航总局副局长，1988年3月，担任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总裁，1992年离休。1993年至2004年，担任民航总局顾问。

    1957-1992年35年间，先后承担周恩来、邓小平、**、**等多位国家领导人及外国元首执行专机任务。到过110多个国家，经历过许多举世瞩目的历史事件。

    秋日的早晨，记者来到徐柏龄的位于民航信息大厦的办公室。书架上一张周总理在飞机上看报纸的照片尤其引人注目。这位77岁的老航空人徐柏龄，曾跟随敬爱的周总理17年，一直担任周总理的飞行专机任务，在1957-1992年的35年间，先后承担过周恩来、邓小平、**、**等多位国家领导人的专机飞行任务。

    当脸上挂着亲切微笑的徐柏龄来到办公室，热情地握着记者的手，“等久了吧？”言语略表歉意，其实记者也就比他早到了十分钟做准备。他边说边脱下外套，打上了红色领带，这时的徐柏龄，精神抖擞，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他亲切和蔼的笑容让记者很快和他熟悉如故，在他回忆的讲述里，历历在目的往事一幕幕地浮现……

    从游击队员到飞行员 
    两年半成为民航机长

    1949年2月，在地下党指引下，徐柏龄参加浙南游击队，生活在浙江的海防前线，那时全国正准备解放台湾， 1950年发生朝鲜战争以后，他积极、踊跃地报名要参加志愿军，咬破了手指头，写血书想去朝鲜，因为当时部队领导说要解放台湾，所以没有被批准参加志愿军赴朝鲜，这成了他当时的的遗憾。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朝鲜战场上，由于军队没有制空权，受到美国空军飞机的狂轰烂炸，损失很严重。这时中央军委决定要从陆军里选一批干部来学飞行。就这样，1950年底徐柏龄从陆军被选出到空军学飞行。

    徐柏龄1951年进入了空军学习，1952年7月在哈尔滨第一航空学校学习飞行业务技术，先是飞初级教练机，后来学轰炸机，经过两年多的航校生活，1954年11月，他从空军第一航校正式毕业。当时朝鲜战争经过两年零9个月战争已经结束，去不了朝鲜前线了。

    解放初期，当时因为中国民航要发展，缺少飞行员，请求空军支援，国家开始从空军选一批飞行员到民航，徐柏龄和其他10多位飞行班同学以及报务员30多人被分到中国民航，1954年12月，他从空军来到民航报到。

    由于1950年中苏建立了飞行同盟条约，成立了中苏民航股份公司，所以苏联就派专家到中国来。1955年，民航局吸收了原中苏航空公司的中方飞行员，徐柏龄开始跟着苏联教员学习飞行。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当时由于不懂俄语，徐柏龄一个字母都不认识，也没有学过，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想和苏联教员学开飞机是很困难的，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每次上飞机以前，翻译在机下帮助苏联教员给讲解飞行科目。飞行过程中学习飞行技术就只能和苏联教员进行 “文盲式”的学习，靠打手势，根据动作猜想其意。经常是教员讲一句，他就用笔记一句，一句一句地练。

    到了苏联以后，机组四个人住一个房间。晚上，其他三位苏联人都过夜生活去了，由于语言不通，徐柏龄也出不去，自己带着画报，一个人躺着看画报，看累了就睡觉。 

    由于苏联是西餐，徐柏龄也吃不习惯，还不会说俄语，最后只有吃鸡蛋，就用纸画一个鸡蛋，告诉服务生。在教员耐心帮助下，经过顽强学习，用了半年时间，徐柏龄学会了语言，生活也习惯了。1956年6月10日，徐柏龄成为一名正式的民航飞行机长。
    
    异国他乡近距离接触毛主席 
    没敢和毛主席握手终身遗憾
    
    1957年11月2日，徐柏龄作为机长飞国际航班，由伊尔库茨克飞回北京。当时苏联的同志告诉当时中国民航驻伊尔库茨克办事处商务员耿予道：“你们毛主席的专机马上就要到伊尔库茨克了，飞机就停在那边停机坪上。”这天，毛泽东主席要乘104飞机到莫斯科，参加苏联成立40周年的一个庆祝活动。途中经过这里，稍事停留，加油，再飞莫斯科。

    “能在这里见到毛主席，我们太幸运了！”徐柏龄一边想一边和耿予道拔腿就往专机方向跑。
“我们一直跑到毛主席跟前，当时内心里想，能够见到毛主席就很幸福了，不敢走上前和毛主席握个手或者喊一声“毛主席好”，结果我们只给毛主席拍到了两张照片。那时我们比较守规矩，不敢贸然走到毛主席跟前，当时离毛主席很近，只有几米。后来我们两个人感觉很后悔，如果我们那时喊声“毛主席好”，毛主席也可能就和走过来和我们握手了。 

    第一次为总理驾专机
    激动兴奋一夜没睡好

    1957年8月2日，徐柏龄第一次为周恩来总理驾驶专机。也是在这一天，苏联送周总理一架伊尔14专机，中国民航也就有了第一架首长专机。“在此之前，中央领导人坐的民航飞机都是航班飞机临时改装的。总理有了这架飞机后，并无据为己有，而是提供中央政治局领导人共同使用。这架伊尔14专机机号开始为600，为了保密起见，后改为670，随后又改为678号专机。现在这飞机退役后保存在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第一次为总理飞专机是从北京到青岛。前一天，徐柏龄被告知此消息，非常兴奋也很担心，第一次为总理飞专机，他有点担心自己的技术。

    当时机长是张瑞霭担任机长，徐柏龄是副驾驶。他们进行了精心准备，也许太兴奋那一夜他没睡好觉。第二天，机组就到北京西郊机场，在起飞之前，他们还参加苏联政府送给周总理伊尔14专机的一个仪式。这架飞机和其他的伊尔14不一样，经过改装，有包间，通讯导航设备较先进，还加了副油箱比其他民航飞机飞得远一些，在当时中国民航来讲可说是第一架专机。

    交接仪式完了以后，周总理上飞机了，周总理对飞行员非常好。他上来以后没有直接到后舱休息，首先到驾驶舱，和每位飞行员握手，徐柏龄是第一次为周总理飞专机，所以总理比较陌生。

    “周总理握着我的手，他第一次见我，就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徐柏龄，多大了，我说25岁。总理问我哪里人？我说浙江。周总理说，年轻有为啊！从这以后，我后来就为周总理一直飞专机。”徐柏龄忆起和周总理的第一次见面，依然历历在目。

    从此，徐柏龄就一直为周总理飞专机，这一飞就是17年。

徐卫

  万隆会议背后的凶险
    周总理逃过暗杀劫难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没有远程飞机，中国民航的飞机飞不高，飞不远，也飞不出去，周总理出访到远的国家访问都是租用外国飞机，不仅花去有限的外汇，更重要的是飞行安全没有保障。
许多年过去了，当年万隆会议的盛况和周总理动人心魄的风度及魅力依然清晰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然而谁有知道那个划时代胜利的背后惊险的一幕。

    1955年4月，世界人们关注的第一次亚非会议即将召开，周总理将亲赴盛会。周总理乘坐的飞机是租用印度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当时飞机在香港机场等候中国代表团。国家安全部门得到情报，国民党特务将在这架飞机上放置爆炸物。外交部也告诉印度政府，也告诉香港的当局要采取措施保证安全。由于飞机是印度的航空公司，可能他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结果国民党还是买通地面人员一个清洁工，就把从台湾运去的定时炸弹装到飞机上。

    在临走以前，正好缅甸的总理吴努要在缅甸仰光开一个临时国家级领导人会议，发来电后通知周恩来总理先参加会议。吴努总理对中国如此尊重，周总理欣然同意。于是兵分两路：一路是，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经过昆明坐缅甸的飞机飞到仰光去参加会议；另一路其他一部分工作人员和记者从香港坐“克什米尔公主号”到万隆。结果这架飞机从香港起飞5个时以后，在中国海的上空发生爆炸，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及随同前往的记者11人遇难。这场震惊世界的惨剧，周总理幸免遇难，如果没有缅甸总理邀请，总理的人身安全就很危险了。

周总理曾不无感慨地说过：“什么时候我能乘坐中国民航自己飞行员驾驶的飞机出国访问？”面对总理的提问，作为飞行员的徐柏龄从总理的话语里感到了期待和信任。

    随周总理出访非洲
    “我带你们去远航”

    徐柏龄最为难忘的一件事，就是在1965年，周总理带领民航人远航非洲，他有幸参加了。
周总理6月3日到非洲去，为第二次亚非会议做准备。在出去之前，周总理还是租用了巴基斯坦的飞机，先参加了罗马尼亚**总书记的，当周总理坐巴基斯坦飞机到达布加勒斯特时，当地政府有很多官员到机场迎接，罗马尼亚人看到降落的飞机不是中国的飞机，却是巴基斯坦的飞机。在场的罗马尼亚人窃窃私语，感觉很惊讶，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领导人怎么没有自己的专机。使馆同志听到后，把这个事讲给了周总理，周总理本人有很大得触动。

    回国途中，周总理把随同出访的民航二局局长王建功叫到身边，缓和而凝重地说：“中国的民航要飞出去，只有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

    第二次亚非会议1965年6月29日要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举行。会前周总理在6月2日至10日，再次出国，对巴基斯坦和坦桑尼亚进行友好访问。

    “我们要坐自己的飞机去！”周总理果断地决定。中国民航的专机要送周恩来总理到非洲去访问。徐柏龄得到消息以后，激动不已，为周总理驾机出国访问的夙愿终于要实现了。

    可是难题不少，当时中国民航没有先进飞机，最好的飞机就是伊尔18，这种飞机飞行高度最高能够到9000米（现在的波音可以飞到12000米），航程也比较短。飞机比较适合寒带气候，而这次远航非洲不仅航线长，气候复杂多变，特别是要飞抵非洲的炎热地区。飞机发动机能否在炎热非洲启动飞回，实在令人担心。  
  
    接到这个任务以后，民航总局的领导就选择了最好的飞机，最优秀的飞行组进行准备。当时，再加上当时中国和非洲建交的国家不多。远航非洲困难很多。第一，我们的飞机要飞越昆仑山，从喜马拉雅山边上飞过，当时高原上的雪山都是7000多米，如果天气不好的话，云中飞行或者颠簸就很危险，所以过雪山有很大的危险性。第二，伊尔18飞机是苏联生产的，在高温情况下发动机的启动很困难。我们去的时候要到卡拉奇，到伊拉克，到埃及、苏丹才能够到达坦桑尼亚，苏丹那个地方温度早晨都是40度以上，可能会导致发动机启动不起来。

    为了保证首次非洲之行成功，民航总局决定，航线是北京—14号基地—卡拉奇—巴格达—开罗—喀土穆—达累斯萨达姆—卡拉奇，以掌握第一手资料。当时非洲只有几个国家和中国建交，机组选择这样一条航路，而且准备在总理出访之前先进行一次试航。 
    
    在1965年5月28日先进行试航，了解机场情况，另外把机场起飞、降落的地标都用小本子记下来。结果我们试航比较顺利，安全到达坦桑尼亚，很顺利就返回来。返回时，时间紧迫，周总理已经出访先到巴基斯坦，所以我们不能够回到北京，就在卡拉奇等待周总理。周总理访问伊斯兰堡以后，到卡拉奇上我们自己的专机。

    第一次由中国的飞行员驾驶的专机远航非洲，周总理很高兴，上飞机以后和我们一一握手，并且鼓励我们，“我亲自带领你们去远航。”

    巴格达机场突然断电
    凭试飞经验摸黑降落

    专机从卡拉奇起飞，到第一站巴格达时，正好赶上已经日落夜航，天很昏暗，当飞机对正跑道要降落的时候，突然跑道灯熄灭，没有跑道灯飞机怎么落地？大家精神一时紧张，怎么办？

    为什么会停电呢？是敌人有意破坏还是技术事故？大家谁也不清楚。如果飞机不降落，伊拉克没有给我们机组第二个备降机场，如果不降必须要飞到叙利亚去，而叙利亚我们又没有去过，那边天气怎样，机场的情况都不清楚。这时我们的飞行员就借用试航时记录的数据，延长线地标都记得很清楚，过天桥是一排树，过了树就是机场跑道。这时我们决心根据初次飞的经验落地。飞机就这样过了天桥，过了这排树，隐约看到这个机场跑道就落地了。

    飞机滑到停机坪以后天全黑了，总理怎么下飞机呢？大家出点子，把迎接总理的汽车排成一排，把所有的灯打开，把飞机上的滑行灯打开，总理利用这样的灯光照明下了飞机。机场没有电，不能和总统会谈，后来代表团乘车到总统府去进行了会谈。

    突遇“风切变”飞机剧烈颠簸
    总理鼓励他人飞机会安全降落的

    40多分钟以后，总理与伊拉克总统会谈结束回来，又上了飞机。飞向埃及的首都——开罗。
第二天 我们从埃及飞坦桑尼亚，中间要降落苏丹。考虑到苏丹的温度很高，最好在天亮之前到达首都苏丹首都喀土穆机场，日出之前温度可能会低一点，当飞机到达机场上空时，却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气象学里叫“风切变”，飞机产生的强烈颠簸，在我飞了这40多年中，这一次可以说是最严重的，颠簸让飞机响声音很大，像散架了一样。

    我们心情非常紧张，因为要保证总理安全，我们谨慎的操纵飞机，在飞机强烈地下沉时立即加大油门，保持高度，因为高度只有400多米，维持了飞机的平飞。有一些人坐飞机不多遇到这种情况非常紧张，总理就给其他同志做工作，叫大家不要紧张，把安全带系好，相信我们飞行员可以安全降落，总理的话让大家情绪平稳许多。我做了个穿云降落，起初飞机是大逆风，要加很大的油门才能维持这个飞机下降的速度，结果过了这个风切变以后，就变成大顺风，把油门拉到零了，速度还下不来，我们还是保持沉着地操作，在全机组同志们的配合下，飞机安全降落了。

    黎明将至，苏丹首都喀土穆本该凉爽的清晨却遇到强列的赤道热风，气温高达40度左右。当时苏丹的机场沥青跑道因为气温太高，像踩在海绵垫上似的，总理和苏丹领导人进行会谈，我们把油加好，一个小时后，我们又驾驶专机飞向坦桑尼亚。

    坦桑尼亚人民非常热情地迎接，10多万居民在10英里的道路两旁向总理欢呼，倾城人民夹道欢迎周总理。

徐卫

  回航遇苏丹政变
    与狂风暴雨赛跑

    当周总理圆满完成非洲访问，专机将满载着非洲人民对中国的友谊原路回国时。飞机起飞前的头天晚上，代表团获得苏丹政变消息。专机唯一路途被切断。由于没有和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绕不回来。后来，周总理就亲自指挥，通过外交部，给埃塞俄比亚政府联系，接道从埃塞俄比亚回来，因为第一次亚非会议时，周总理和埃塞俄比亚国王有一面之交，另外，代表团和坦桑尼亚的总统尼雷尔联系，请他与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有比较好的交往，通过这两个渠道，借道从埃塞俄比亚回来。

    埃塞俄比亚皇帝同意，我们专机从埃塞俄比亚飞回开罗。由于埃塞俄比亚平均海拔在2500米到3000米，我们对高原机场没有资料，后来是通过坦桑尼亚民航局提供的资料，在埃塞俄比亚高原上“摸索”飞行，终于抵达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上空。

    此时，正是午后，飞机到达机场上空时又遇到的强雷雨，天空乌压压一片，电闪雷鸣，必须争取在雷雨到达之前降落。正当我们准备放下起落架，准备直接着陆。埃塞俄比亚的指挥员却发出指令，要我们复飞。如果复飞飞机就要进入雷雨云层，总理的安全就要受到严重的威胁，后果不堪设想。

    飞行员看见跑道上没有其他的障碍物，决定安全降落。因为国际民航有规定，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要降落的话，安全完全由你飞行员自己负责。

    当飞机落地以后，未等飞机完全停稳，一道道劈天闪电轰然而来，电闪雷鸣、暴雨打在飞机上啪啪做响。幸亏早一分钟降落了，晚一点太危险了。 

    埃塞俄比亚派了外交官来接，周总理就给外交官做工作，当时埃方和我们还没有外交关系，通过周总理会谈之后，促成了提前建交，取得了国际外交上的又一重大胜利。飞机加油之后，接着又从埃塞俄比亚起飞，经过埃及，叙利亚，又回卡拉奇，在那里开始回国。一路上总理很辛苦的，我们也一样，飞行时间连续加起来超过32个小时。

    飞到祖国领空合唱“东方红”
    专机组共同荣立“二等功”

    从卡拉奇起飞以后，我们的乘务员都希望在飞机上能够好好地安排周总理睡一觉。

    当飞机飞回我们国境线时，一轮红日正在东方冉冉升起，太阳的光辉在山谷的空气中变幻着色彩。一种肃然的人生自豪感在徐柏龄心中油燃而生。

    此时，连续操劳多日的总理也醒了，打开侧窗看到喷薄而出的红日，俯视晨光中的雪山，周总理分外激动，他兴奋地做了一个手势：“我们大家起来一起唱支歌吧，就唱《东方红》！”
   
    客舱里周总理亲自指挥，唱《东方红》。总理意犹未尽，“我们再唱一首《红梅赞》吧。”

    高亢雄浑的歌声飘荡在祖国上空，久久地回荡。进入国境以后，国境线上有一个导航点叫空军的红旗拉甫导航点，标高很高，有几位空军战士来指引飞机通过，他们很辛苦。所以周总理就问领队张瑞霭，下面是不是还有部队，张瑞霭回答下面有空军的导航站，总理马上就指示，“以我的名义给战士们发慰问电。”

    红其旗拉甫山口导航点的同志们接到总理慰问电，受到了极大鼓舞，后来他们年年被评为空军先进导航站。

    专机继续飞回西北14号基地，总理要在此视察。总理下了飞机没有马上走，在那里等我们，总理提出了要跟我们全机组的同志一起合个影。

    这次首航非洲很顺利，安全地飞出去，又安全地飞回来。周总理建议民航总局领导给全机组记功，后来民航总局党委就决定，给我们全机组立了一个集体二等功。

    这次首航非洲，为我们中国民航飞向世界奠定了基础，为今后我国领导人出访创造了有利条件。从此之后，中国民航就不断地飞向其他国家，领导人都是坐中国人自己驾驶的飞机。

77岁的徐柏龄。 人民网记者常红摄影

徐绘龙

说些什么呢？除了赞叹还是赞叹！

徐东亚

也是骄傲还是骄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