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官员之死无谜底无答案才可怕

徐卫

 

　　官员的非正常之死，其“社会能见度”向来都是比较低的。12月3日《南方周末》在头版报道了乌小青自杀案，“自杀成谜”是关键词；同一天《时代周报》报道说，湖南武冈副市长杨宽生非正常死亡，“官方抑郁自杀的结论，遭到了杨宽生亲属们的强烈质疑”，“当地官员也一直接受不了”。
　　是谜，不可怕；是“罗生门”，有各种可能的情形，这也不可怕。从大的面上看，官员自杀，或者不属自杀的非正常死亡，通常都与百姓无关，与家庭似乎关系也不大，而与盘根错节的官场关系可不小。
　　没有完整的、令人信服的谜底答案，那是很糟糕的。社会心理中，就会弥漫“被自杀”的氛围。乌小青死在看守所里，是重庆打黑时期首例自杀的官员；他原是重庆市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执行局局长，“官”至副厅级。公众于是纷纷猜疑。“看过死前监控录像的家属回忆，录像带中关键的41分钟，出现了谜一样的静止画面，画面中无人员活动”……其亲友称：乌小青该交代的已经交代了，赃款也吐出来了，他也知道自己不可能被判死刑，案子正将进入审判阶段，这本应是最不可能死的时候，他为什么却要自杀？
　　这个问号，还真不容易拉直。人，权力，制度，法律，在这里构成了非常复杂的现实关系，难以厘清。官员恰恰是人不是天使，而且是生活在权力丛林中的复杂的人。
　　“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存的控制了。”这是美国名著《联邦党人文集》中的名句，其目的是要向美国公民解释，为什么宪法一方面要构建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另一方面又要将政府权力拆分，赋予此部门制衡彼部门的权力与手段。联邦党人认为，在组织一个“人管人”的政府时，最大困难在于，如何让政府既要管好被统治者，又能管理好自身。通常，后者比前者更困难。就因为统治者（或说领导者）其本身就是人，而不是天使。只要是人，无论你在什么岗位上，都可能犯人类都会有的错误失误——包括“自杀”也不例外。
　　我向来认为，人的“自杀”，是人性的一部分（就像我一直认为人的“同性恋”也是人性的一部分一样）。在最基本意义上，“官员也是人”这是没错的。这也是法律制度的建立要考虑人性、尤其是人性弱点的缘由。美国的宪法就是以“人性论”为基础的，所以其第三任总统杰斐逊，这位著名的《独立宣言》起草人曾说：“自由的政府，不是以信赖，而是以猜疑为基础的。我们用制约性的宪法，来约束受托于权力的人们，这不是出自信赖，而是来自猜疑。因此权力需要宪法之锁加以约束，以防止其行为不端。”从这样的经典思维出发，来看当今我们的民众对官员自杀或“被自杀”的“猜疑”，那些想法都是很正常的。
　　权力岗位的纷争搏斗、权力暴力的制度框架，皆是正常和正义社会所不容的。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是个需要直面的大难题。我所说的“无谜底无答案才可怕”，不仅仅是指个体的、具象的官员自杀现象——我们最需要的，是制度性的“谜底与答案”，也就是如何才能从根本上消弭官员自杀、以及“官杀官”等等的非正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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