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与同事一起吃饭，某位结婚不久的女同事大谈老公对自己如何“三从四德”，一众男士颇为不忿：“那你老公不抱怨吗？”女同事一脸真诚：“他说自己很幸福啊！”正在努力扫荡硬菜的某男同事冷冷地来了一句：“那是你以为他很幸福。”于是满座哄然——这位男同事是哲学系毕业的。 今年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一百周年，女性解放运动或曰女权观念，早已家喻户晓。《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日］须藤瑞代著，须藤瑞代、姚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2月第一版）一书的出版，似乎非常的应景。对女权观念的解说，却与时代思潮的沧海桑田有着复杂而纠结的关系。现在的人可能很少知道1903年出版的《女界钟》这本小册子，这本书被认为是中国近代第一部女权主义理论著作。可是，后来的研究者发现，作者金天翮实际上还是有强烈男权思想，他理想中的女性，不过是理想中的男性形象的翻版。女性解放运动在近代以来中外翻腾出的思想、观念，似乎总是与我们日常生活的感受那样地不搭调。 说到观念的变迁，最近法律出版社的一部新书《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将思想史的研究转向观念史，显出浓烈的科学主义方法。作者将1830—1983年间的一亿多字文献建立数据库，对政治术语的关键词进行数据挖掘（datamining），根据这些关键词在不同时段出现的频率及意义得出一系列数据，并据此研究这些观念的变迁。在作者看来，所有当代中国政治观念的形成，都经历了洋务运动时期的选择吸收阶段、甲午战争时期的学习阶段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重构阶段。这些观念基本定型，并建构了现代中国主要的意识形态。上世纪80年代，作者所著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一书，就已经显示出鲜明的科学主义风格，如今的这部书仍然一以贯之。不过，这种方法也招致很多质疑，将思想史还原为观念史乃至关键词的变迁，是否过于简单化了。不同思想观念之间的呼应及连续性、观念与社会思潮之间的互动，乃至思想家个人的日常生活、私人性活动，都被逻辑化地过滤掉了。比如陈独秀在1920年的文章中，对个人主义是竭力辩护，而在第二年的文章中，却将个人主义骂得一钱不值。这中间的转向，也许不是逻辑能说得清的。
无独有偶，在《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一书中，作者也对《新青年》杂志中倡导的观念进行深入辨析。发现了不少在我们现在看来是媒体人的噱头的办刊套路。除了我们熟知的将保守派代表林纾引出来的“双簧”，还在杂志广告上号称有“当代名流”及“海内大名家”撰稿，其中就有还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及寓居成都的吴虞等尚未成名的学者。陈独秀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谓“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可是，他主办的《新青年》却甚少讨论民主与科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主与科学的权威已经确立，几乎不会有人来挑战。而在第二年（192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陈独秀已将“民主”从新文化运动的范围中排除出去了。有意思的是，那时的陈独秀已经到了上海，并且接受了共产主义，开始筹建中国**的早期组织。我们曾一度将教科书中逻辑清晰、线索分明的历史规律奉为绝对真理，然而历史的吊诡却往往让人感到困惑。
《徐铸成回忆录（修订版）》中提到的一则掌故，就让人对观念的界定感到不无滑稽之处。1949年，徐铸成作为新闻界代表，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他的老同学，时任苏南行署主任的管文蔚告诉他，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成员的名单发表后，中共一些中下层干部就有“早革命不如迟革命，迟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的牢骚。作为民国时期《大公报》的重要骨干、《文汇报》的创始人，徐铸成的经历有时让人艳羡，作为一位非官方媒体的报人，他在国民党军阀混战时期，曾当面采访过正与蒋介石斗得不可开交的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等人，并且在《大公报》的社评中，直接指陈双方勾心斗角的情状。有时让人敬佩，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在上海“孤岛”主持《文汇报》，鼓舞抗日军民，因得罪了日军及汉奸，曾收到过一只血淋淋的手臂。有时则让人感觉无奈，1957年，正值盛年的徐铸成被划为右派，离开了新闻一线，发配至新闻出版局做资料工作。而他长期供职的《大公报》在中国百余年的报业史上可能是最为成功的，其“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原则，至少是关键之一吧，我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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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3-18 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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